爱华网国企：亏也寻租盈也寻租？——郑煤机百亿国资涉嫌流失的启示卸任国资委“忠臣”李荣融先生曾经对媒体感叹，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从人们对郑煤机百亿国资涉嫌流失的质疑中，似乎可以找出部分答案。尽管此次质疑的结论有待司法确认，但从已经披露的事实来看，其改制的过程并非处处莺歌燕舞。翻一翻其中的历史旧账，并非仅仅为李荣融先生解惑，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明白今天应该做些什么。盈利背后的“账单”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在是搞好了，2010年8月3日如愿所偿上市，公开发行1.4亿股，募集资金约28亿元。上市之前的2009年，全年销售收入51.60亿元，净利润6.47亿元。相对于在十多年前负债率高达111%的窘境来说，是搞好了，却招来一片质疑声。尽管郑煤机“偷梁换柱恶意低估资产，百亿国资流失”不属于司法结论，但是盈利背后的“账单”不容人们为它叫好。 郑煤机的赢利中有历史债务的豁免，上市前被免去的1.3722亿元利息直接转为郑煤机2007年的利润，占当年利润23507万元的一半以上。原来，郑煤机在历史上欠工商银行本金和利息各1亿多元，2006年年底搞了一次债务重组，工商银行将这个债务包卖给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与郑煤机达成了一个还本免息的协议。在郑煤机有能力清偿这笔利息的情况下而免息，这种做法是否合适值得商榷。另有资料表明，郑煤机2008年实际利润为4.8亿元，但在向中国证监委申请上市时，把金融危机期间政府补贴的1.2亿元也算做了公司利润，把利润申报为6亿多元。也就是说，当郑煤机有个人股份的情况下，个人股份所分得的“蛋糕”中，有社会公众在为他们买单。再扣除改制费用7074万元，郑煤机在扭亏增盈中有一部分先富起来了，这是正常的；但是当这种先富并非勤劳致富，而是出于一场资本算计时，那很难作为传统美德加以褒奖。经过精心的盘算，郑煤机管理层准备用不到4000万元的资金，获取郑煤机49%的股权。在厂里大规模集资中承诺两年内返还的计划是：中层领导每人10万元，17倍返还，每人收益为160万元；高层领导每人集资80万元，10倍返还，每人的收益达720万元。这样算下来支付超额返还集资款的资金需要7亿元左右，而当时确认的郑煤机的净资产只有4115.8万元。钱将来自哪里呢？2008年转让股权一事给出了明确答案：管理层将集资获得的股权转让给上海立言股权投资中心等多家投资机构，获得总价款为7、4亿元，时间也恰好过去了两年。且不管这是否属于巧合，高层领导个个几成千万富翁。国博企：锐亏也管寻租理盈也在寻租线？。在郑煤机盈利背后，还有一笔“软”债的影响难以估量。即一批在博弈中胜出的企业高管，成为人们在强调社会公正时，不得不面对的强大对手。郑煤机从脱困到成功上市，也可以看作是各方博弈的产物。其中一路“胜利”走来的，就是现在依然享有郑煤机股权的企业高管。如果时在脱困时他们还要依靠游戏规则的话，那么当他们不差钱时，游戏规则不按他们的意志制定，就很难行的通了。其外在的表现就是大型骨干企业的“不听话”，即既得利益者“不听话”。坊间流传十年前国家就想提高国企利润的税后上缴比例，国资委人士就敢对着发改委人士拍桌子，让相关草案流产十年。如今，在国民重重压力之下，国有企业的当家人总算勉强同意把上缴比例提高到15%、10%和5%。按照“国有”这个概念，本来应该全部上缴人民的财富，却不得不按他们愿意接受的比例来分配。亏也机会盈也机会以上事实似乎可以告诉李荣融先生为什么国企好坏都挨骂：国企搞坏了自不必说，国企搞好了，如果那是因为社会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创造的财富过多的流向少数人那里，又产生了异己的力量，老百姓当然不会满意。不仅如此，由于寻租行为的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对于意欲营私者来说，那是亏有机会盈也有机会的。郑煤机的改制完全有权钱交易的可能，至少足以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2000年，郑煤机亏损高达1669万元，面临着不改革就难以为继的困境。然而，亏损没有被问责，现管理层因祸得福，“历史包袱”被搁置后开始在改革中左右逢源。郑煤机2002年完成公司化改制之后，在国退民进“盛宴狂欢”的诱惑下，准备将企业“全部民营化”。2004与2005年之交，大型国企的管理层收购被一律叫停，国资委对中小国有企业实施MBO设立了五条“禁令”。然而，郑煤机却换了一个名称，2006年以“增资”的形式实施了第二次改制。相对于政策禁止的自买自卖，两者的操作是一样的，即将国有资产低估，力图让集资的一方（设为A）买得起，即使得A〞=Aˊ，接近于A；而所谓的“增资”，则为Aˊ+A。后者对管理层更划算，因为掏出去的钱还可以拿回来自己用。而监管的失序，使得财富的非正常集中和增值受到了国家强力的庇护。郑煤机上市中寻找的保荐机构是中信证券公司，据说向时任中信证券公司总经理的谢风华直接贿赂6000万元。郑煤机在上市前后，谢风华因参与另外一家上市公司作假，畏罪潜逃到了新西兰，足以让人联想到谢风华极有可能同样帮助郑煤机在上市中造假。即使传言不实，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原始股东不得超过200家的规定，在客观上帮了郑煤机管理层的忙，使他们借助国家强力清理职工股。在清理了1800多名职工后，董事长兼总经理焦承尧等高管的名单依然列在收购方26个自然人的名单之中，上市后的市值达到87.21亿元，而这原本是属于1800多名职工的。扣除1800多名职工转让所得7.43亿元，在余下的79.78亿中，董事长兼总经理焦承尧等高管仍然可以分一杯羹。面对媒体百亿国资流失的质疑，在现有的企业管理体制上，郑煤机高管，自己证明自己清白的方式很难具有说服力。焦承尧是2002年10月起担任郑煤机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既是国有资产的代表又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决策与执行大权集于一身，完全具有化公为私的动机和操作的空间，比如对于那笔将长城公司豁免的利息债务转化为利润的时机选择。相关专家指出，既然长城公司在在2006年就已经豁免了那笔1亿多元的利息债务，为何当时在评估时没有扣除，使得净资产大幅减少？焦承尧的答复是，在3年内能不能还清本金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在2006年这笔利息仍然是负债。显然，这是一个“-爱华网-外交辞令”。既然与长城公司达成了还本免息的协议，能否还清本金对于一个当家人来说，不可能是一个未知数。真实的背景是，2006年郑煤机由国有独资公司改制为国有控股公司；而在200年，需要为上市造势。杜绝在两种“忠臣”中游走2010年9月4日，李荣融先生退休时感言：“我自己评价自己是一个忠臣，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事业，为党、为国家、为事业无怨无悔。”类似的排比力求铺排完整，却缺少“人民”这个关键词。克服这种疏忽可能正是医治国企好坏都挨骂的药方，也就是说，国有企业要想得到人民的满意，应当做人民的“忠臣”。西方的管理思想告诉我们，企业的本质是为社会创造财富。至少，我们不应当将国家（社会）与人民对立起来。
对企业管理者来说，做人民的“忠臣”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对外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损上益下”；对内要对员工负责，而不是“损下益上”。“忠臣”作为一种形象的说法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对“忠臣”的认识不应该低于古人。东汉的思想家王充在《论衡•答佞篇》中说，“损下益上，愁民说主”（老百姓受损害君主得好处），就不能算忠臣，相反是“佞人”。他认为，“损上益下，忠臣之说也”，使老百姓得好处，才是忠臣的主张。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要防止“佞人”欺上瞒下以营私。王充举了一个例子，季康子比周公旦富有，但是孔子的学生冉求还为季康子搜括财物，使他更富有。连季康子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那是老百姓都反对的。孔子听说后，对冉求的行为非常气愤，号召学生声讨冉求，“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对企业的直接监管者来说，做人民的“忠臣”需要将对国家负责与对老百姓负责结合起来。在人民共和国的今天，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原本是一致的，在经济发展中也应当如此。但是由于“佞人”式的人物作梗，他们在亏也寻租盈也寻租中上下其手，造成了两者的悖离。而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最容易在基层被人们察觉，因此企业的直接监管对上负责就应该表现为对人民群众的举报做出及时的反映，避免“皇上不急太监急”式的放纵。例如郑煤机在改制的过程中，涉嫌偷梁换柱恶意低估资产，从2010年的7月到11月低，媒体的质疑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始终未见国有资产的真正代表（焦承尧除外）表态，直接监管者还是集体失语。这表面看来是上面不急下面急，实质则是强势者不急弱势者急，人为的给公众造成了社会正义之声不在的错觉。对企业经营环境建设来说，人民的“忠臣”应该时刻抱有忧患之心，经常反省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而不是邀功。克服亏也寻租盈也寻租的现象当然需要加强公司治理，但是要想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必须反思自己所“创造”的这一段历史，而不是将责任推到前人的历史上就算完事。换句话说，企业经营环境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当期主要应当纠正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的弊端，其次才是继续清除改革开放以前弊端的余毒。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弊端的显露，承认问题的存在比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更重要。例如在企业的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一批善于与政策博弈的企业高管，必须看到教育的失误，找到组织路线体制内“近亲繁殖”的弊端。只有认识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像甘肃从生产一线工人、农民中考录公务员那样，在体制外选聘新型职业经理人，在企业内部采取决策与执行适当分离等措施，从而为政策的执行不走样提供组织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