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浙商》记者 王文正
“土地像黄金一样稀缺，而工人更稀缺，”一位浙商说。
上午11点多了，位于浙江诸暨市店口镇老街的万邦机械有限公司还紧锁着大门。一条黑色的大狗守着门口，看到记者来到，就狂叫起来。狗的叫声惊动了公司董事长陈水炯，他从里面出来，开了门，向记者问明来意后，示意记者进去。
这是2月14日，情人节，阴历的正月十二。万邦机械却还没有正式开工，只有几个工人在维护着机器。31岁的陈水炯告诉记者，公司一共有不到40名员工，其中只有四五个人是本地人，其余全是外省的务工人员。然而，直到2月13日，才有一位师傅从贵阳坐飞机赶了回来。
“他所以能回来，是因为我在春节前跟他谈过：给他的保底收入是年薪6万元；另外，像这些来回的机票，都由我报销。”陈水炯说，至于其他30多名普通工人能否回来上班，他心里没底。“元宵节后可能会好些，但我估计能来一半就不错了。”
以生产离合器、助力器等汽车配件为主的万邦机械，尽管年销售额已经近3000万元，但在有着海亮、盾安、万安等知名企业的店口，只能算一个小企业。但陈水炯最担心的，并不是产品的市场销售，而是另外两个要素：一是土地，二是工人。
“土地像黄金一样稀缺，而工人更稀缺，”陈水炯调皮地笑了笑，打了个比方：“比找个情人还难。”
招工更难
缺人的并不是只有万邦机械一家。早在春节前，店口镇劳动保障科科长傅华军就从浙江省“两会”期间的报道中了解到，目前浙江的求人倍率（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已经达到了1.99（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西，只有0.31）。那时她预感到，对工业大镇店口来说，2011年的招工任务将更加艰巨。
“今年我们将继续牵头组织用工单位到劳务输出地组团招工。”傅华军说，这种做法，店口镇已经做了三年，效果很好，所以2011年不仅会继续，还会加大力度。
不过，2011年的情况似乎没有那么乐观。店口镇所在的绍兴市，春节前曾经与重庆涪陵、四川等地联系，希望对方输送些工人过来，没想到，对方反说希望把在绍兴务工的人员要回去，帮助家乡建设。
在四川、重庆招工吃了闭门羹的绍兴，只好前往广西、甘肃“挖人”。2月11日绍兴市就组织一批企业出发，元宵节前后再去一批。
与绍兴做法类似的是宁波。2月13日，由宁波市外经贸局牵头组织，宁波37家外经贸企业在四川广元市中心城区广场办了一场专项招聘会。现场总共推出5177个就业岗位，最终进场人数6000多人。不过，和企业达成就业意向的仅有1593人，其中包括登记有培训意愿的309人。宁波市外经贸局副局长顾立群说，这个“意向”的数字要变成现实的话，肯定还要大打折扣。
比政府部门更能真切地感觉到“招工难”的，自然还是企业。义乌的浪莎集团相信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大年初三，“浪莎”的招聘人员已经在义乌人力资源市场大门外“摆摊”招聘了。
“浪莎”今年新增了3000台机器，需要招聘3000名员工才能满足需求。但从现场情况看，“浪莎”的招聘形势差强人意。负责现场招聘的人力资源经理王磊告诉《浙商》：“年初三开始招聘，头4天只招到两三百人，这几天好一些，每天能招到百人左右，但缺口依然很大。”
他把希望寄托在元宵节后：“也许元宵前后，能招到的人会多一些。”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黄亚萍亦表示，自去年以来，浙江省经济持续企稳回升，企业用工需求大增，劳动力需求趋旺，部分地区、部分企业“招工难”，已经困扰企业发展。根据市、县（区）报送的人力资源市场职业供求状况信息分析，去年前三季度求人倍率已超过金融危机前2008年的最高值。其中，杭州市求人倍率最高，达到3.81。
而根据用工大户广东省人社厅的预计,今年春节前后广东“缺工”总量在100万左右，相当于用工量的3%至4%。
“用工荒”原因多多
这几年，企业招工为何越来越难？
浙江省就业管理服务局办公室主任任建军分析说，这几年，随着中西部地区投资条件逐渐改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中西部转移，在用工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分流了部分原来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使得浙江外来务工人员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同时，工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也是导致东部地区用工荒的另一个“推手”。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显示，相比于5年前东部地区工资普遍比西部地区高出15%的落差，2009年这一差距仅为5%。
与这一原因相联系的是，两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房价、日常用品价格的快速增长，使得务工人员租房以及日常生活开支大幅上涨，抵消了务工人员的工资增长，甚至使其购买力出现了实质的下降。这两个原因一结合，导致务工人员“远赴他乡还不如就近就业”。
在杭州打工的安徽人李琪盛的说法印证了任建军的分析。《浙商》在杭州汽车北站碰到他时，他刚刚大包小包地下了车。春节他回家，发现家乡霍山发展很快，到处都是工地，还有很多大超市，街上到处都是招工广告。“我看了看，工资也还不错，我们一起回去的10几个老乡，大部分都留下来了。”他说，他们家里几个堂兄弟、表兄弟，都劝他回去。
不过，在杭州呆了8年的李琪盛实在喜欢杭州这个城市，而且老婆孩子都在这里，孩子也在这里上了幼儿园，已经习惯了。“再说，年前老板答应给我涨工资，我也答应了再来。如果不来的话，那不是不讲诚信了？”李琪盛笑着说。
当然，“用工荒”的背后，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指出，中国的用工格局总体上还是供大于求，部分地区出现“用工荒”的根子还出在民工待遇差的问题上。这种待遇，不仅是工资待遇，还有“同城待遇”，比如子女的入学问题等。杨志明分析说，以8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已经陆续进入受教育时期，但许多城市在改善劳动条件、户籍制度以及公共服务上还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此前，有媒体报道，劳动力大省河南也在截留农民工。该省人保厅有关负责人称河南还有800多万富余劳动力亟待转移就业，不仅欢迎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也鼓励到省外就业。农民工在省内还是省外打工，完全凭个人的意愿，不存在“截留”一说。
任建军认为民工荒很难在短期好转，他说，“这是市场推动的，而不是哪个企业和主管部门可以随意扭转。”
对于这一点，店口镇的官员和务工人员都有深刻感-爱华网-受。《浙商》记者在店口采访时，2005年就来到双杰工程机械厂打工的王月兵就告诉记者，他的儿子在四川眉山老家读初二，去年夏天来到店口过暑假，“儿子说喜欢这里，想留在这里读书，跑去报名，却说不可以。”
而店口镇分管工业的副镇长谈起户籍壁垒时也是长叹：“小孩子读到初三就要回老家，有很多在店口都快扎根的人最后没有办法，只好为后代的前途着想——因为这个原因流失的劳动力比例不小。”
如何让用工不荒
如今的店口镇12万人口中，外来人口已经占了接近一半。为了这一半的新店口人，决策层认识到，仅仅为他们解决就业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导他们进入店口的生活。
为此，政府为新店口人提供了许多服务：比如，坚决撤销各种门槛，取消劳动就业证；创办民工学校，并充分挖掘公办学校的优势和潜力，尽最大可能接纳更多新店口人的子女入学，并享受同等待遇；建立新店口人大病医疗救助机制，并新建新店口人爱心医院，免挂号费、门诊诊疗费及常规辅助检查费，药品一律按平价销售……|!---page split---|
由于这些努力，2010年2月，店口镇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正式命名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试点城镇”，它主要针对外来人员就业、医疗及外来家庭等方面的服务和管理，是浙江省内首个针对农民工服务管理的试点城镇。
店口镇政府提供给《浙商》记者一组数据：在各级各类文艺团体中，新店口人约占三分之一；“做新店口人，共建新家园”倡议得到近3万新店口人的签字响应；2010年投入3500万元新建店口镇文化体育活动中心，政府有意将其打造成一个新店口人休闲、娱乐和运动的好去处；在启动新店口人公寓楼项目建设同时，切出1500万元专项资金，重点面向新店口人、各类人才推出300套限价房……这种种努力，似乎都在成为新店口人的固化因子。
“解决用工荒问题，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能临时抱佛脚，而要从根本上、从长远角度来解决。”店口镇党委书记张壮雄说。
解决用工荒问题，政府有政府的招数，企业有企业的策略。在义乌，当许多企业在为“招工难”问题而伤透脑筋时，义乌诚信制带有限公司董事长楼秀江却从来没有为此操过心。截至2月15日，诚信制带5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中，90%以上已经回到公司上班——而且，他们还带回了130多名的新的工人。
这家公司员工来自江西、安徽、四川、贵州、河南、甘肃等地，他们之所以对公司如此忠诚，原因只有一个：诚信制带是他们的家。“我已经连续11年都去员工家里过春节，安徽、江西、河南等省甚至都去了好几次，今年去了甘肃定西。每次去都与当地员工像家人那样和睦相处，与他们的父母、家属沟通，帮助解决他们的家庭困难。”楼秀江说，“能不能留住员工，最终还是看老板本人。”
同样没有感到“用工荒”的，还有温州的奥康集团：正月初九第一天开工，返岗率就达到98%，还新招了150人作为储备。
“我们公司通过情感关怀、物质奖励等方式‘安兵养马’，培养了员工的归属感。”采访中，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道出了秘诀。据介绍，奥康在留人方面下了一番功夫，从去年开始，奥康就对员工工资进行调整，提升幅度在20%以上。春节放假之前，还特意按区域分成8个组，由组长负责区域内返乡员工的日常联系。
奥康每年都会为员工春节返厂车费补贴、春节留厂人员生活补贴，今年所不同的是，准备了总额为18万元的春节返厂人员贺岁红包，50—1000元面值不等的现金礼券，放在6个抽奖箱内，让第一天上班的所有在职员工抽取。不仅有红包拿，在开工后的前三天，员工还可以领到三倍的工资。
而往年只有加入工会的员工才能拿到生日补贴，现在只要是奥康的员工都可以在生日收到公司温暖的祝福了。
相关报道
日本《东洋经济》
中国户籍制度导致民工荒
中国劳动力不足的真正原因在于两个制度层面。其一，中国城市人口退休年龄过低，造成大量人力资源浪费。退休过早不利于确保劳动力供应。另一方面，农民工通常在30岁以后不得不返回农村老家。农民工事实上基本无法拿到城市户口，在医疗、教育和就业等各方面都受到差别对待，因此难以一直在城市生活下去。农民工多从事体力活，随着年龄增长体力下降，就业机会越来越少。
如果取消对农村户籍人口的差别待遇，拓宽农工民的就业面，那么农民工可以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城市一直工作至退休年龄。如此一来，劳动力不足问题随之解决。随着农业从业人口减少，过剩劳动力引发的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低下问题自然得以解决。
《华尔街日报》
家庭结构变化成为民工荒新诱因
结构性失业─即劳动者技能与用工方要求不匹配─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现象。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考虑多种因素，它们代表了不断变化的中国劳动力状况以及整体上的现代社会。首先，结构性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它是双重的：一方面，很多尚未填补的职位空缺缘于中国出口行业在价值链中攀升的过程中技术工人的缺乏；另一方面，一些工厂抱怨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有兴趣从事建筑等艰苦的基础性工作。
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将发展农业、解决农村人口温饱问题(2007年农村人口达7.275亿)作为首要工作重点。取消农业税、加大市场干预等源源不断的惠农政策令农村收入增加，在一些地方，务农已经比清洁摩天大楼窗户赚得更多了。
中国进行了一项不引人注目的改革，允许大型国有企业从农民手中租赁土地，以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生产率。这项改革已经开始取得成果，也催生了一批新兴的闲散农民，他们单靠出租土地的收入就足以维持生活了。
最后，还有一个决定性的重要现象是，跟中国城市地区一样，农村地区的年轻一代似乎也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在这一代人的父母─50岁上下的一代农民工─逐渐回到家乡，淡出人们的视线时，在相对较好的条件下长大的年轻一代养活自己或支撑(规模更小的)家庭的压力要小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