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十年的中国式管理发展大潮中，不同群体所呈现出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此进行反思，有助于厘清中国式管理的未来走向。 研究远远没有成熟在学术研究和管理咨询领域，中国式管理在不同人群中表现出不同的色彩。国内的“学界”概念较泛，严格意义上，尽管都是“学界”，但学术研究和对策咨询是有区别的。学界在中国式管理的研究上，大体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以理性的普适性为基准，以中国特有的情境为对象，力图为中国式管理提供原理性贡献。这种努力，在席酉民的“和谐管理理论”和顾基发的“WSR系统”（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中比较典型，而且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另一种是以中国特有（或者大中华文化圈特有）的情境为基准，力图形成区域性的普遍知识体系。这种努力，在苏东水等人的“中国管理学”和“东方管理学”、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中比较典型，而且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可以说，前一种努力，对于形成管理学的中国学派，提升关于中国式管理的理性认知，深化对中国式管理的学术探究，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如何把普适性的科学方法同特殊性的中国情境结合起来的探索上，依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后一种努力，对于学术走向社会，引发社会的共鸣和应用，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以中国或者大中华区的经验总结作为理论基础，存在着弱化甚至消解科学性的危险。前一种努力的逻辑结论是可以有中国式管理，但不存在中国管理学；后一种努力的逻辑结论是中国式管理在学理上同西方不一样，但只能突出中国与西方不同的人文知识，而无法同科学方法论体系相融合。因此，中国式管理的研究，还远远没有成熟。在管理咨询（包括管理培训）中，强调中国式管理大体上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对中国情境的总结概括，试图以科学方法对现实问题求解，以及对管理实践者进行思想启迪和素质修养方面的训练；另一种是通过对具体案例的解剖发挥，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问题的技巧，以及给管理实践者进行针对特定情境的应对性训练。这一方面与纯粹学术研究不同。如果说，纯学术研究是对象牙塔的坚守，那么管理咨询则是走出学术圈的应用。在中国式咨询中，不管水平高低，普遍存在一种倾向，即对麦肯锡、波士顿式的美国式咨询看不上，前者认为来自西方的咨询往往脱离了中国情境，后者认为即便西方了解中国情境也不能适应中国文化。中国式管理在咨询中的影响，还表现在对西方咨询公司在华分支机构的同化和改造上，这些机构往往从人员到运行都已经中国化，即便是采用西方模式，大多也进行了中国式修正，在西方模式的名义下提供富有中国特色的方案。在管理实践领域，对中国式管理的重视，往往来自于经理人的切身体验。发展较好的企业，侧重于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培育员工的良好行为规范，或者是用中国式教化手段消解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内在张力。经营出现问题的企业，则更为垂青中国式管理，尤其是看重那些兵法权谋式的谋略和智慧，因为这类企业急需解决眼下的问题，而技巧性内容更适用于见招拆招。由此，导致在实践中的中国式管理，尽管影响很广泛，但层次普遍不高。在运用传统文化方面，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制度的变迁，现在顶多只是弥补传统文化的断裂，广为传播的所谓经典，最有影响者不过是传统文化的启蒙层次。对经典的真正研究，尚未走进实践领域。即便是启蒙层次的经典，也以通俗化大众化的解释为基础，为我所用，急用先学，甚至简单附会的实践者较多。现实中的企业家和经理人，同民国时期的一批具有深厚传统文化修养的实业界人士（如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张謇等人）相比，文化积淀的深浅立马可见。真正对传统文化具有内在追求的企业家，主要是靠自我感悟、反求诸己来体现中国式管理的传统精神，如文化水平不高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就是如此。而对传统缺乏敬意却又要充分利用传统的企业家，则更倾向于实用性的计谋和红色管理中的具体手段，而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把握和对革命传统的深度了解。
(本文来自:博锐) |/darticle3/list.asp?id=159863 | 17总体来看，中国式管理在实践中的发展要先于在学术上的发展。其成功在普及和培训，其不足在学术和理性。实践中的发展，也不是张謇那种读足了书而发愤救国，而是类似于当上皇帝的刘邦看到儒家礼仪维护自己权威的现实用途。中国式管理在这十年中的大发展，主要靠经济迅速增长的拉动和推进，而不是一种超越前人的自觉和升华。 传统与科学如何结合？任何预测都是愚蠢的，但对未来趋势做出判断却至关重要。在可以看见的将来，中国式管理还将会继续发展。关于中国式管理有可能出现的突破式进展，在两个方面值得关注。在中国式管理的研究上，研究数量的增长可能会持续，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有大的突破，不过，文化研究领域、革命史研究领域的学者进入管理领域，会促进中国式管理研究水平的提高。例如，学者李零关于《论语》的解读，尽管争论极大，但对校正曲解、歪解《论语》起到了积极作用。学者高华关于《鞍钢宪法》与崔之元的商榷，对于准确把握红色管理的情境功不可没。即便这些学者不进入管理领域，他们的成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现实影响。中国式管理的最大问题在于源于中国的传统情境和源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如何结合。倡导中国式管理，势必要强调中国情境，而要在中国情境中提炼出特有理论，难免要同西方的科学方法产生抵牾。仅仅讲孔孟老庄，只能是自说自话，西方人弄不明白言不尽意的中国式感悟。而一旦要用西方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从本质上就属于西学而不再是中学。一旦用西方逻辑体系来解释儒家道家，那就会只有中国元素而没有中国学问。比如，学界有人以博弈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的和谐概念，以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来解释民族传统，本质上就变中国式管理为管理学在中国。所以，中国式管理的学术突破，要害还是“中西结合”。在西方科学中，怀疑和批判精神与宽容精神是相辅相成的，而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有着信仰化倾向。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等人，就不允许对科学有怀疑。缺乏质疑的中国式管理，难以实现证伪，进而难以形成真正的发展（借用熊彼特的语言，发展与增长是不一样的）。而科学的质疑，又会在学术上否定方法体系上的特殊性，中国式管理就会走入类似于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情景，仅仅保留对中国元素的尊重，以完全西方的方式解释不同的文化人类现象，从根本上消解中国式管理的学术根基。在中西结合的过程中，如何走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是中国式管理取得实质性发展的关键。从历史角度看，佛教传入中国产生的变易，可以给西方管理学传入中国的变易提供一个参照。史学界的陈寅恪，在审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说：“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燃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由此而有了中国佛教。以此观照，中国式管理确实有存在的理由和形成体系的可能，仅仅强调纯粹的西方管理学，难免会蹈唐玄奘唯识宗的覆辙。那么，坚守中国式管理，以水土不服为由拒斥西方又如何？陈寅恪对道教的评价似乎可以给出另一种解释，“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最后，陈寅恪给出的结论是：“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对于陈先生这一论断，值得管理学界品味。或许，中国式管理的未来走向会如同陈先生所言。中国式管理的发展，取决于学术界和实践界对中西之别的态度。以中国式管理排斥西方，或者强调西方管理学的科学性而否定本土经验，都有失偏颇。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华夷之辨”的“相反相成”。这里，需要给华夷之辨赋予全新的含义，在学术发展上，要有民族本位，但是，这种民族本位既不是以夷变夏，也不是以夏变夷，而是华夷平等交流，即以文化相对论来校正高下心态。所以，那种以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说法，或者以西方式管理来拯救中国的说法，恰恰是妨碍中国式管理纵深发展的关键。未来的十年，中国的增长速度很有可能会慢下来。GDP不会永远高速增长。而中国传统文化在农业社会熏陶出来的慢节奏、低频率，对于化解那种仅仅强调速度和效率而产生的戾气，对于缓和各种矛盾与冲突，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作用。不妨斗胆断言，什么时候中国开始进入悠闲时代，什么时候中国式管理就会真正成熟。当然，这要以中国平安度过冲突期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