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在世界的未来地位和作用一直受人关注。金融危机之后的国际格局尤其是经济增长更是把对中国的关注推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从G8、金砖四国、G20到G2，中国的身影在全球各个重要领域日益增多、增强。中国的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中国“领导世界”的声音开始在地球上空回荡。
对于“中国领导世界”，其基点在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巨大提升，以及由以经济为后盾的总体实力的显著提高。撇开国外对此的不同议论和观点，国内出现两种态度迥异的看法。一种是，高调、乐观地看待和对待，认为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实力（加上还在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为保证），理应成为世界的领导者。第二种是，不能盲目乐观，应谨慎对待这个老二，更不要谈什么领导世界。中国经济总量虽然第二，但人均GDP仍然很低，经济竞争力仍然不高，区域间的差距很大，在全球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仍然有待提高，等等。对于“中国领导世界”，无论如何阐述、解析和解读，其隐含的意义也许更为重要。而金融危机与中国、金融危机对中国、中国与金融危机、危机后的中国和世界更是需要我们认真解读、研判和决策的重大事务。对此，贾尔斯·钱斯所著的《中国准备好了吗？——危机后的世界新秩序》给予了我们一些值得读一读的东西。作者对中国有着近20年的了解，不可谓不熟悉。这在他对金融危机与中国关系的论述中可以略知一二。比如，他指出，“引发危机的确实不是中国。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危机可能也不会出现。”危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源于美国经济。但是，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体的重要一员，与危机肯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显然，作者正面回应和驳斥了某些把产生危机的原因和责任、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中国的荒谬论调。| http://www.aihuau.com/darticle3/list.asp?id=156700 | 12比如，他提出中国“大陆经济体”的观点。客观地说，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大国、人口大国，以及长期的自然经济体系和计划经济体系，有着自身经济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就算已经经历了3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开放性经济改革，这种状况仍然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也正因如此，中国才能够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以快速制定和启动刺激计划应对和化解危机的严重冲击。而这，并不能反过来印证中国经济的封闭和不开放，只是说明中国经济有其内在的系统性而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是巨大挑战，同时给予中国某些机会。因为中国经济的系统性，更因为应对措施的及时、有效，危机的结果是，“危机已经加速了全球经济力量的均衡从发达的西方国家向中国领导的新兴国家偏移的趋势。”书中提到，“危机发生之后，在2008年10月，中国马上采取了极端的通货再膨胀的经济措施，在消除笼罩着整个市场对可能紧随而至的全球性衰退的忧虑情绪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以这种方式快速地向全世界展示出如果情势所迫的话，它有领导世界的愿望，同时也具备这个能力。”上述观点可以理解为危机给予中国的机会。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更不会这么容易。作者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信贷危机的出现太早了一点，因为这种情况使得中国在仓促之间被推上了全球领袖的位置，而它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中国威胁论”一直断断续续地反复上演，在危机后更是成为焦点之一。在中国总体实力、国际影响力、话语权日益提升的背景下，客观地看待、对待而非一味地否认和驳斥“中国威胁论”，其实在考验中国政府、社会各界的智慧、能力和技巧，考验中国的外交战略。不能有效地消除“中国威胁论”，就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所谓的“领导世界”也只是一个美丽的预言而已。近几年出现的诸多新词汇中，如G2、G8、G20、金砖四国，虽然每一个都有中国的身影，显示出中国的影响力乃至领导力。但是，环顾世界、环顾亚洲，如果不能“领导亚洲”，何谈“领导世界”。因此，无论是G2共管世界还是G20管理世界，中国都远未做好准备。讲到世界秩序，中国早已有了自己的主张和目标，那就是建设和谐世界，建立多极化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而非中国领导世界的新秩序。中国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一直在践行自己的承诺。因此，不管如何，中国需要继续发展，需要为世界和谐发展、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这不是简单的应对和化解金融危机的问题，而是重大而长期的战略问题。同时，还需要正面地应对来自于国家内部的挑战。书中指出，“对于西方人来说，仅仅是因为中国的体制与他们的不一样就认为中国的体制注定要灭亡，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著者的观点值得赞赏，但其实也提出了问题。也就是说，国家内部的挑战仍然存在且不可回避。不能解决好自己的事情，发展好自己，又谈何为世界发展作贡献、建设和谐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