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Part 1 中国教育体制应鼓励变革时代周报：最近几年我们看到许多高校建立了各种博雅学院、研究中心，这种体制范围内的教育教学改革有多大的突破意义？
储朝晖：各种博雅学院和研究中心，只是高校试图改善教学水平的一种努力，在目前的高校管理体制下，要突破很困难，但我们应该鼓励这种探索。这些学院的建立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只有整个教育制度的变革才会起作用。袁征：博雅学院的特点是教学内容覆盖面宽，其目的是培养博学的大师。现代大学是从12世纪欧美大学发展而来的，当时的大学，由于积累不多，综合性较强。随着人类研究的深入、知识的进步、学科的细分，这种情况难以为继。如果要是再学得那么宽，就不可能学得深入，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发展，博雅学院则是一种不合理的倒退。中国设博雅学院是学得很浅显的，不单止不能培养大师，甚至不能培养一名合格的本科生。中国教育搞改革，其实不需要自己动脑筋，自己越搞越乱，把西方大学成功的经验搬过来就可以了。时代周报：最近教育部下辖的拥有自主招生权大学开始建立招生联盟（如“北约”、“华约”、“理约”），联合考试以争取学生，此类招生改革，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有何意义？这是否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和垄断？储朝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高校招生都是由国家统一管理，包括统一招生、统一分配，在“文革”时期中断了一段时间，1977年又得到全面恢复。这种管理体制有一个假定的前提条件，即招生是国家的事，而不是学校的事，这个假定使得招生和学校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这种机制造成的突出问题就是责权分离，政府管招生但不管教学，学校管教学，但不管招生和发文凭，责权之间出现了漏洞，使得学生无法进入其理想的学校，学校也无法招到理想的学生，两者之间出现了脱节。| http://www.aihuau.com/darticle3/list.asp?id=156097 | 50现在出现了所谓的“华约”和“北约”，虽然它们能影响的学生不是很多，但它撬动了整个招生制度，打破了过去完全由政府垄断招生的状况。虽然这个撬动过程并不完美，一些考生和学校会因此吃亏，但这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它会让高校对自己的责任更加明晰，让招生制度更趋合理，使学校和学生之间有更多机会互相了解。谢泳：中国高等院校的实际地位是由行政权力决定的，在这种格局下的招生制度变革，实际意义并不大。中国名校的根本意义在于它的行政意义，也就是说教育行政部门认为哪一所高校是好学校，它就是好学校，至于这所高校的实际情况并不很重要。因为中国高等教育是垄断的，名校的地位也就是僵硬的，办得再差也是名校，反过来说，有些高校办得再好，如果得不到教育行政部门的认可，也无济于事。这个格局要自身改变，我不乐观。现在中国有条件的学生，第一选择是到欧美大学读书，国内名校其实已招不到第一流的学生。这个格局是高校自己造成的。袁征：组团招生是大学自主招生的政策，这种政策制定的动机是好的。美国法律规定美国大学学术自由包括四个方面：教什么、由谁教、怎么教、教谁。按照法律，美国大学在招生时是完全自主的，可以实现大学的教育理念，这个法律是合理的。政府官员日理万机，没有那么多时间和条件，比如图书馆、实验室等，所以政府不应该过多干涉招生、研究的事，让大学自主招生是合理的。但现在允许自主招生的只是极少的重点院校，这就不公平了，因为法律规定，公民在受教育、升学的机会上是平等的。但中国有意把大学划分为三六九等，让部分学校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在招生时有一定特权。像现在的“华约”这三个集团，更是大张旗鼓，又再次凸显它们的特权，这不反没有减轻学生的负担，更是加重了负担。Part 2 应在制度上保障学术争鸣时代周报：中国大学教育千人一面的状况的关键原因，是在于教学内容单一，还是在于管办不分？如何让中国的大学办出个性？储朝晖：中国大学单一化有几个原因：第一，是价值理念单一，很多人认为读大学只是为了拿到文凭作求职的敲门砖，没有看到大学所包含的追求真理的价值，满足人的成长多样性的价值；第二，是评价机制单一，在短期内是很难对一所大学有准确评价的，因为学校不像工厂生产产品，而是培养人，培养的成效要在学生走出大学十年二十年后才能看出来，而现在，用考试成绩、就业率等一些简单的指标来衡量一所大学过于片面；第三，是管理体制单一，现在中国的大学用的是一种商业机构、行政机构的管理模式，为了便于管理，它要求管理对象单一化，这种逻辑显然是错误的。谢泳：国家垄断高等教育的最后结果，要在一个稳定的周期内显示出来，现在基本到了这个结果显示的阶段。自然科学我不熟悉，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我稍有所知，我看不出北大、清华、复旦以及其他高校在这些学科方面的明显差别，什么都要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必然是这个结果。香港科技大学只用了十年就办成了名校，而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年的时间了，哪一所大学是原来无名而现在突显的？完全没有。抗战前，中国的清华大学真正成为国立清华大学的时间，其实也只有十年，但当时她已被公认为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十年时间完全够一所大学出名。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自治是最重要的，它起源的时候这个特征非常突出，成长的时候也如此，不能到了成熟的时候，让她的自治特征消失。时代周报：教学评估体制一直是中国大学存在的重大问题，为了应付评估，各种造假、抄袭层出不穷，在商业化和社会多元化日益成长的现代社会，中国大学究竟应该怎么评定教学，如何确定自己的教学方向？ 储朝晖：简单来说就是多元、自主，学校是多样性的，人的需求也是多样性的，对大学的评价也就应该是多样性的。在多样性的前提下，大学怎样设计自己的发展理念是每个大学自己的选择，不能要求千校一面，这是基本原则。目前我国大陆的很多高校在这方面都缺乏思考，因为高校里面校长、老师都认为这个学校不是自己的，校长认为干完几年就调走了，老师则认为自己只负责上课，其他的跟自己没有关系，“我就是来打工的”，这种心态决定了高校发展的单一化。谢泳：要让学校有更多的自主权，大学是一个有特殊性的教育机关，要相信大学教员，要相信社会。大学办得好坏，最终是社会认可。如果教育行政部门放弃垄断教育的思路，让社会评价大学的好坏，学校自己更会有压力。教育行政部门，连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共同体都不信任，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袁征：教学评估是很有问题的，早几年教学评估造成了大面积的造假，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这完全败坏了中国高等学校的风气，结果对于高校教育水平并没有提高。只要是各个大学没有行贿受贿，没有犯法，政府根本就没必要去管，让各个大学独立发展。而且，政府去评价大学，这样做的结果就很容易导致大学领导和教师对官员唯唯诺诺，缺乏进取精神，使中国的大学教学水平无法提高。Part 3 让大学有自主发展的权利时代周报：从招生和学位授予体系角度来看，评判高等教育的权力是否被垄断？我国的高等教育应该如何走？储朝晖：什么是大学？简单来说，大学是一种学人的自觉组合，或者叫学人的联合体，至于谁跟谁组合、怎么去组合，应该由学人自己来决定。但现在学校的级别完全由上级设定，这是一种不大正常的状况，大学获取资源的主要渠道是上级，有关部门把大学划分成三六九等，限制了大学自主发展的权利。参照日本大学改革的经验，大学首先要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法人，它有获取资源的权利和路径，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实际上，日本的大学在改革之前也经过十几年的研究，一开始也尝试由政府支持让大学走到世界前列，但最终放弃了，因为他们看到政府的治理逻辑与大学的治理逻辑是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的，所以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对日本大学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谢泳：中国高等教育，前有中国的经验，比如当年的西南联大，后有现在的世界经验，比如美国的大学、香港的大学。关键是要让大学有自治权，国家不要过多干涉，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发展，何种专业是不是到了可以授予学位的程度，学校自有判断。现在是因为国家垄断了学位的授予权，才让学位授予权变成了一种权力，其实这是一种简单的学术权力，应当还给学术共同体，学位的含金量，最终也要由社会来认可和判断。袁征：一种开放的教育机制应该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所以就不应该搞什么“211工程”、“985工程”，分部属院校、普通高校等，在拨款上有倾斜，应该让所有学校都公平竞争。那么各个学校就会自己去努力，去争取处于领先水平，但是现在根本不可能，规定了某校是重点大学，它就永远是重点大学，这是不合理的。公共资源应该是对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不能说因为高考成绩要好一点，他享受的资源就要多一些，按照罗尔斯的说法，正因为其他人高考成绩不高，才需要更多的资源，成绩差的学生应该得到更多的照顾。所以说，同一个程度、同一个地区的学校，给学校的拨款应该是平等的，而不应该分为三六九等。在发达国家，私立学校是教育改革的火车头，因为公立学校在制度上的改革没有得到授权是不能改的，而且公立学校要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不可能给某个学校的学生提供特别好的教育或生活条件。而私立学校不一样，在美国，只要大家愿意，就可以办学，如果他们认为某种教学方法很好，家长和学生都认可就可以改，公立学校则必须经过议会来决定。中国政府支持公立学校，而没有尊重私立学校的权益，私立学校本身就很弱，在这样的环境下，希望中国的高等教育能够百花齐放，各具特色，不进行改革是根本达不到的。储朝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谢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袁征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