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汉托德·汉德森教授的年收入约40万美元，其夫人是一名儿科医生，收入也超过25万美元。即便如此，汉德森在博客中抱怨说：他一家的生活“一点都不富有”！在支付了抵押贷款、私立学校学杂费、收、保险、医疗、食品、通信、电视和汽油钱等等之后，每月结余才“区区几百美元”……这篇博客文章的初衷是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一项可能的政策——随着布什政府时代的减税计划即将到期，美国舆论普遍预期奥巴马将在今年底废除减税政策，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的富人则将面临税赋增加的现实。汉德森说，一旦税赋增加，他担心不仅生活质量将难以保障，甚至请不起律师来帮助他制订避税方案！别忘了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为5万美元，很难想象“老百姓”阶层听了汉德森教授的抱怨之后会对他真正产生同情。难怪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专栏中称：“顾影自怜在富人阶层中现在似乎已经成为时尚了。”诚然，在经济衰退大背景中，富人们普遍经历了“财富缩水”的阵痛感，除了税赋之外，他们眼看着房产、豪车、股票等资产价值下跌，有时候即便想抛售出去也一时找不到买家……但是，汉德森们毕竟是美国最富有的1%阶层，还有99%的人群在经济萧条中可能面临的是失去工作、家园甚至朝不保夕的困境。在这种现状之下，为什么像汉德森这样的巨富阶层人士还会郁郁寡欢呢？有人分析说，汉德森们的眼睛不是“朝下看”的，他们从来是“朝上看”的。自然，当看到身家比自己还要高出几倍、几十倍的富人经常出现，而同时自身的财富感又几渐消失之时，汉德森们体会到的是“尊享地位焦虑”。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平等主义为建国精神的美国其实是一个深度不平等的国家。当年轻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于18世纪上半叶造访美国时，他震惊于美国大多数人所拥有的财富，但同时感到困惑：当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预期时，如何又能让人人都感到满足？而在托克维尔熟悉的封建制欧洲，每个人生来就地位不平等——平民、专业人士、贵族……每个人似乎都安于接受命运的安排。正如另一位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言，世界上只有两种方式可以增加一个人的财富感：给他更多的钱，或者压制他的财富欲望。| http://www.aihuau.com/darticle3/list.asp?id=154575|19没有人愿意回到封建社会。但不得不指出，平等虽然是好事，但它带来了很多社会学范畴的挑战，诸如：当人们很容易发现那些被认为应该与他们平等的人其实享受着更多财富时，不满足感是一种普遍现象。英国社会学家凯特·皮克特和理查德·威尔金森则在去年出版的《精神的层次》一书提到，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并不意味着“精神的平等”，美国就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他们发现，在财富分配越不平等的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越容易感到焦虑。而来自全球的统计数据表明：“社会颓废感”的决定因素并不是一个社会中穷人的数量有多大或者他们到底有多穷，而恰恰是贫富阶层之间的鸿沟有多深。两位作者还提到，不平等带来的副产品包括人均寿命的缩短、生活方式的不健康、心理问题的积重难返，具体表现在青少年怀孕、暴力、肥胖、沉溺、入狱率高等。甚至，“社会颓废感”也成为人们过度消耗地球自然资源的驱动力之一。这样看来，像汉德森教授那样的富人之所以顾影自怜，之所以感到“尊享地位焦虑”，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惧怕不平等——惧怕他们身边的富人变得更富， “富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变得更大且难以弥合。汉德森教授在博客中还说，如果税赋增加，他会考虑解雇家里的墨西哥除草工以节约每个月几百美元的开支。这听起来虽然是有失风度的无病呻吟，但又何尝不是他内心焦虑的表露？不过，我们也别轻视了汉德森们的政治影响力。保罗·克鲁格曼说：“当富人的税赋成本上升相当于他们年收入的3～4个百分点的时候，政治家们自然会感到痛苦了。”虽然政治家们在媒体镜头前往往多和普通人、穷人握手言欢，以表现他们的亲民；但是，在镜头背后，事实上他们会花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富人结交。克鲁格曼指出，富人们增加税赋而传导出的压力，对政治家而言，远比穷人因为失去工作而陷入生活困境而带来的压力大很多。因此，如今顾影自怜的富人们一定会通过游说，最后让穷人阶层来承担个中负担（例如削减穷人的福利计划等）。当然，这一切到头来只会进一步加深《精神的层次》一书中描述的不平等以及种种社会后遗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