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与鲜花之上:上海大火中萌生的新城市话语



2010年12月6日,是上海火灾罹难市民的“三七”忌日,火灾现场已基本被遮板墙隔离,下午,偶有手捧黄白菊花的人群前来致祭,很明显,其中不少人是胸前抱着遗像、臂上戴着红黑哀丧标志的亲属。据报载,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和查处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不时有各种关于如何对家属善后的传闻。很显然,这一场发生在中国最大城市中心地带的惨烈灾祸正在进入查处和善后的尾声阶段。汹涌的花海在消退,时间在帮助人群和街市逐渐回到寻常的轨道。

无可讳言,在近年发生的各种生产安全灾祸中,本次大火既非独一无二,也非造成生命或财产损失最多,但同样必须承认的是,本次火灾和事后引发的种种社会反响却堪称超过近年历次类似灾害,有媒体评论家说道:上海火灾引发的市民献花活动展现了公民社会的风貌,也创造性地表达了社会对生命和城市建设及其问题的理性与成熟的态度,这一惨烈损失引发的事件必将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留下具有独特价值的一篇。当然,也有对此的不同意见,但无论如何,当人们回顾2010年的中国,大火的上海和献花的上海,以及这些令人心颤动的事件究竟展现了怎样的新城市话语,肯定将与成功举办的盛会一样难以从时间的记忆中抹去,因而也值得人们在此辞旧迎新之际再予回味。

上海的火灾能引发如此大的市民反响,首先是因为本次灾祸的具体情形与一般的矿难或者地质灾害有根本的不同。地质灾害并非人为的原因,而像采煤活动,由于职业本身的原因,人们对其灾害的发生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心理预期,此次火灾与此类灾祸不同的是,罹难的人们是和平和正常地生活在自己家里的人群—他们或在午后小憩,或在休闲、休息。这一惨烈的灾祸以最直接的形式向生活于这座全国最大城市,以及生活于这个国家别的城市的所有人提出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呆在自己的家里是否有生命的保障?正是这一触目惊心的、也许被平时冗繁的生活所遮蔽的问题,才促使数以万计的人们自发走上街头,并献上鲜花,以表达内心的震撼。这一天问式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此惨烈和突兀的灾祸使忙碌的人群猛然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尚价值,而生命的损失则是如此的惨重和不可替代—就在人群来往,熙熙攘攘的当场和当下,老师、学生、老人、孩子……死神突然的降临,一下子就带走了这些活生生的生命。在烈焰和浓烟之中,在人们注释之下,生命的损失格外暴露出其残暴和震撼的狰狞面目,因此,事后献花的人群实际上也是在表达这一震撼的感受—“头七”时那些扶老携幼、川流不息而来献花并鞠躬的人群,也是在向生命拜祭和告别。生命无价,生命是一切事物中最为珍贵的价值,这可以说是本次火灾灾祸以及市民献花运动所昭示的第一重涵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未来新城市话语的起点。

长期以来,各地城市的建设总以更高的速度和更大的经济指标来衡量,特别是在政府经常自豪地宣布的建设成果中,更宽的路,更高的楼,更大规模的城市拓展和建设,总是居于十分核心的地位。诚然,改善民生需要进行认真和不懈的经济建设,然而,上海火灾和献花的人群同时也第一次以醒目的形式,特别是对那些握有规划和建设城市权力的人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建设和发展的目的何在?当人们规划一座城市的未来图景,究竟应该优先和始终恪守怎样的原则?以及,当根据市政当局的规划进行建设时,应该遵循怎样合理和合法的程序?已有报道指出,在造成此次灾祸的工程发包过程中,有明显违背规程的现象,毋庸讳言,虽然本次个案的细节尚未公布,但此类现象在多年来的政府主导的工程实施中可谓屡见不鲜,因为此类层层转包因为疏忽施工质量而导致的人祸型灾害,也是四处可闻。在此,当注视玻璃镜框里那些鲜活的面容,人们不能不注意到,对多年来屡禁不止、司空见惯的那些政府工程潜规则,这些死者的面孔提出了生命高度的质疑。城市是属人的,建设和发展也应该是、必须是属人的,当那些明规则和潜规则的直接代价是生命,那么,这正是社会要采取行动以立即结束它们的时刻,这是献花的上海的城市新话语,也是全中国所有城市有所呼应的新话语。这是为什么有人自各个城市来到丑陋的过火楼前,献花,鞠躬的原因,也是各地媒体连篇累牍报道事件和评论事件的原因。死者生命的损失和铺满街道冰冷人行道的献花无声地宣布了这一城市新话语,此事之后,任是谁也不能对之加以忽略。

 死亡与鲜花之上:上海大火中萌生的新城市话语
近代以来,作为得风气之先的东方福地,上海素以工商事业领先著称,即使在闭关锁国的年月里,上海的工业产品和商业服务,以及城市观感,也堪称中国最接近国外先进水准的城市,所以,相比更后发的城市,上海现代化领先的历史小传统百年来培植了这座城市及其市民格外不同的气质,也涵育了一种常为外人诟病的由衷的高傲,外地人将对现代化的恐惧与上海人的骄傲混合一起,从而将这种骄傲的含义确定为冷漠、自私、排外以及崇洋贪大等,这些模糊、暧昧、不无贬义的笼统印象一直以来确实存在于不少国人的心目中,然而,胶州路漫天的鲜花、井然、端庄、不失优雅的鞠躬人群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沉重的《圣母颂》瞬间改变了上述印象,展现了这座城市骄傲的底蕴:对生命的关怀,对城市的爱惜,理性而有节制的感情表达,以及通过展现心意来促成合理和合法解决的压力方式。面对不约而同却汹涌有序的人群,不能不说,事后当局表现的低调和克制确有对献花人群的某种敬畏—文明而不是野蛮,张扬对生命的爱惜,坚强、尊严的表达而不是过激的对抗,这些都展示了城市互动的新程序,其具有的示范和扩散效应是可以预期的,同时,这也给当代关心和探索社会转型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创造性范例。这是值得所有人深思的现象性的事件,也是上海展示其真正值得骄傲的历史底蕴的事件,它构成了超越灾祸处理和应对的意义,为社会转向真正的公民社会揭蕖了一条可效法的行动路线。

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曾发明“地方性知识”这一术语,继而有诸多学人将这一概念应用于社会的更宽广领域,因此,当这一逝者告别、泪水未干之际,我们应该看到,上海火灾和事后的献花活动所内涵的城市新话语远未形成普适的体系,但正是这一令人心惊颤的话语是地方的,因而也格外显露其真挚和鲜明的风格,从而将更大程度地激发普遍的效应,在死亡和鲜花之上升起的,是社会转型和公民社会远景的一缕阳光,她不仅告慰死者,也激励生者,或许值得人们长久回顾。在鲜花怒涛中醒来的不是城市,而是人,有爱和会流泪的、会真实、有力和理性地表达的人。这才是公民社会真正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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