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1月13日，亚运会正式比赛第一天。这一天，中国军团狂扫19金，将其他国家远远甩在后面。11月14日，连续几天，新华社每天刊发评论，对中国体育体制的种种弊端进行批评，引发了巨大反响。随后，中国亚运代表团副团长、江苏省体育局局长殷宝林、国际排联主席、中国前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都加入了这场辩论中。一场关于“惟金牌论”的全民大讨论正在展开。在各种态度激烈交锋中，中国军团在本届亚运会的金牌数，已经超过了第二名到第十名的总和。一篇评论引发的讨论新华社高级记者杨明，是这一系列评论的开头人。他在引发巨大争论的《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中写道：“个人认为，一家独大并非好事，会带来不少隐忧。”“金牌拿太多并非好事，会带来负作用。我们应该立刻转型和转轨，把重视竞技体育转变成重视全民健身，淡化金牌，强化国人体质和健康，提倡大体育和大健康的概念，让体育理念真正回归。”“就在中国竞技体育取得辉煌成就的这20年中，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然而，我们的金牌总数是世界第一，亚洲绝对第一，这难道不是讽刺吗？难道这不令我们汗颜吗？”| http://www.aihuau.com/darticle3/list.asp?id=152862|4他还在文中建议，从下届亚运会开始，中国应该淡化金牌，从大学或体协中选拔真正的业余选手参赛，少用国家专业队和职业选手。这篇触及到中国体育敏感神经的评论，不但打破了“体育官方对待媒体批评绝大多数缄口不言”的传统，还引发了巨大争论。中国亚运代表团副团长殷宝林第一个做出了回应。第二天，他就通过媒体回应，反问“重视金牌有什么错”，表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并不矛盾”，并认为“某些记者是为了出名”，“颠倒是非”。被称为“中国体育第一人”的魏纪中，加入了这场争论中，对于杨明的观点，他表示不赞同：“淡化金牌的意义，主要是对政府体育机构而言，但对运动员不存在淡化金牌的意义。”魏纪中批评了杨明的部分观点，比如亚运会中国队派业余运动员参赛。“这种观点是个大国主义的思想，这个观点是不允许讨论的，这是会产生很坏的国际影响的。”他说，金牌战略是国内的事，与别人无关，但不能号召我们不派好的来，别人派好的来。央视张斌、著名解说员黄健翔等体育界名人，也加入这场讨论，跟官方态度相反，这两人坚定地站到了杨明这一边。体育界各种重量级人物的加入，最终让这场争辩，变成了全民大讨论。从建国初期开始的举国体制实际上，这么多人探讨的话题，只有一个中心意思，就是“在北京奥运过后，中国体育是不是到了该从以过分重视‘奥运争光计划’为目标的竞技体育向重视发展以国人体质和健康为目标的全民健身进行转型。”说白了，就是举国体制应不应该改革。中国的举国体制，是从前苏联学来的。建国初期，我们缺乏发展体育事业的经验，于是就向前苏联学习“举国体制”—就是由政府选拔和培养有天赋的运动员，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集中力量，使优秀的教练员都有统一的观念和训练计划。在这种制度下，运动员守纪律，训练刻苦，求胜欲望非常强烈，这在奥运比赛中是制胜的关键。这让中国很快在各种国际大赛中，有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对于当时急需激励民族自豪感的中国来说，金牌无疑鼓舞人心。杨明自己也承认，“十几年前，大赛金牌的确鼓舞过我们，当时我们的确需要体育成就激发民族自豪感。”在举国体制下，奥运会金牌、亚运会金牌、全运会金牌，成为了体育系统内的个人和集体的价值评价体系。但这种评价体系却因对金牌的非理性追求导致竞技体育本身的发展也越来越畸形，兴奋剂、国字号球队的权力腐败也越来越难以控制；而国民尤其是青少年体质在竞技体育大发展的这20年明显滑坡也是不争的事实。于是，从多年前，大家都开始讨论，举国体制是否应该取消，全运会是否应该取消。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达到了创纪录的51枚金牌，这被认为是举国体制的成功外，也让举国体制是否应该废除的讨论达到了最高峰。很多人相信，2008年之后，中国体育机制改革会走入一个转折点。但两年过去，传说被许多人寄予希望的体育机制改革，毫无动静。政绩的金牌工程杨明在自己回应殷宝林的文章中说，“金牌已经变成了政绩工程，和地方官员抓GDP一样，路人皆知。”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刘翔就是本届亚运会活生生的例子。作为打破了中国金牌集聚在乒乓、羽毛、体操、跳水等传统优势项目上的格局，使得中国人在欧美非统治的田径场上终于有机会挺直了腰板的刘翔，在本届亚运会上享受了无数的特权。在别的运动员在亚运村里排队吃食堂，住统一的运动员宿舍、自己搭班车去赛场时，他一个人在二沙岛住着接待国家领导人规格的贵宾楼，享受冠军厨房，出行靠专车接送，就连他训练的区域，都动用了警力进行封锁。甚至，小队员找他签名，都会在队内受到点名批评。这一切，都是为了刘翔能在亚运会上拿一块金牌。而失败的运动员在很多时候是被遗忘的。在遥远的四川，从今年10月份，一位退役跳水运动员的母亲袁女士，就一直在网上发帖，找体育局、上书人大。这个39岁的四川女人，矛头直指作为国家运动员培养机构的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学院在过去长逾6年的时间里，公费将她的女儿周小媛培养成国家跳水一级运动员，然后，在全运会备训落选后，强迫她女儿退役。而袁女士则认为，这个培养过程，正是将女儿一生推向毁灭的过程。因为从小在运动队集训，导致她女儿无法适应社会。这位母亲如今所做的，就是和其他停训的母亲一起，一次次找各级单位，要求他们解决“举国体制”之下停训、退役运动队员出路堪忧问题。体制和机制的十字路口除了带来竞技体育的发展畸形，“惟金牌论”带来的还有一个现实—中国群众体育基础在不断下滑的现实。在中国，5个孩子中有一个是肥胖儿，而高中生中85.4%都是近视眼，我们参加体育运动的人只有28%，而至于体育设施则排在全世界百名之外。
虽然体育管理部门早在十几年前就出台了“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但由于体育主管部门一直把重点放在竞技体育上，群众体育衰微到甚至不如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一方面是竞技体育辉煌到顶点，一方面是国民身体素质，尤其是青少年健康持续滑坡；逻辑上两者不矛盾，但在各省市高度重视金牌、把体育当作政绩工程后，谁都看到了两条腿只剩下一条腿。”杨明着重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认为中国体育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体育体制、包括运动员培养模式都会慢慢和国际接轨，这一天早晚会到来。”面对金牌与全民体质孰重孰轻的问题，争论双方各持己见，解决之道仍需探索，可能在体制层面的改革更为务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