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1章
心 理 分 析
根据最近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无意识是一种认知上的“失乐园”——那里是流浪思想的家园。唉，有多少思想正在渴望踏上回归家园的路途。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流浪思想的家园根据心理分析学家的理论，处在管理领域的人士是那些本应居住在精神病院的人。心理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追随者把管理人员描述为这样一群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具有强迫性、妄想狂、自恋、性虐待、神经质等特征的人。甚至还有人指责说，有些管理人士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想回到子宫。凯茨·德·弗里斯（1986）。管理学心理分析顾问伊莎贝尔·孟席斯孚·赖斯(Isobel Menzies Lyth，1990)则认为，在管理人员身上所碰到的那些让人困惑的问题都事出有因。那些问题都不是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而是曾经在无意识中经历过的创伤性情感所致，因为管理人员遇到的“真正”的疑难问题是隐藏在有知觉的意识中、为他人所未曾发现的，仅仅在表面价值上讨论他们的各种交际能力没有多少意义。原因是，这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上的疑难问题，实际上它暴露了经理们内心的一种情感挣扎，这种挣扎是根深蒂固的、未被承认的，因此，那些顾问们被迫来“诠释”他们遇到的一些表面行为。我们或许很熟悉这样一幅情景：心理分析学家们坐在沙发上，展开便笺簿，旋开钢笔，开始解释表面行为，俨然一副专家模样；正如心理分析学家所做的那样，心理分析管理顾问也是对管理人员所谈到的问题进行“诠释”，从而确定“真正”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毋庸讳言，在整个心理分析和行为诠释过程中，心理分析顾问会作出五花八门的解释，即使最热情的精神分析学家也自愧不如。奥布霍尔泽和罗伯茨（2000）。第1章心理分析人格与行为：管理心理学基础对此，心理分析学家们常常表现出不一致的意见，因为决定管理人员行事方式的是占支配地位的合理动机。按照心理分析学家们的阐述，他们“了解”在人们的动机中无意识思想所起的作用，“了解”无意识思想对人们所作决定的影响。他们认为，唯理性的管理是一个神话，应当重新加以审视。由于人的行为方式经常会偏离理智行动，因此这种状况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心理分析学家们试图从无意识、无理性的角度对此作出解释。在这一章，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分析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动机思想及其人格理论，同时，也对人类动机作出一番解释，以供选择参考。对很多心理学家来说，科学心理学意味着去系统地描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动态。这种态势很类似于早期天文学家探索天体运行，并力图揭示天体潜在的运动规律的行为。只不过心理学家们所做的工作远比天文学家探索天体运行要复杂得多，原因是天文学家能够观察到他们感兴趣的天体运动，而心理学家们，则只能观察行为和行为所出现的环境。如果心理学家们想用一种潜在的系统来解释这种行为，由于这些潜在系统完全居于人的内心世界，所以心理学家只好自己去推断一些结构性的系统，而这些结构性系统的运作方式也是隐藏在客观视野之外的，别人不得而知。这些运动不是仅靠肉眼就能观察到的外显行为。为什么心理学家们会被推向这样的研究境地呢？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弗洛伊德的观点，对此就会一目了然。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年轻的弗洛伊德博士一度成为约瑟夫·布鲁尔（Joseph Breuer）亲密的职业合作伙伴。人们通常认为，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研究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布鲁尔是维也纳的内科医师，深受上流社会欢迎。布鲁尔当时正在为一位叫做弗若雷·安娜(Fraulein Anna)的女病人做治疗。安娜表现出一些典型的歇斯底里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身体上的功能障碍，如全身麻痹，或者在某些身体器官上表现出的症状，如不能查明原因的视觉、言语障碍等，病人的心理也呈现混乱状态，表现出自我毁灭性的行动倾向、吸毒、性混乱，等等，这一切都看似和一种基本心理态度有关，因为抱有这种心理态度的病人会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很无助、受压迫，至少病人会给观察者留下这样的印象。布鲁尔对安娜的治疗持续了好几年。在这几年的持续治疗中，至少有两种现象后来发展成为弗洛伊德心理疗法过程的典型特点，一种是逐渐广为人知的宣泄疗法，另一种是移情疗法。宣泄疗法，也叫做“谈话治疗”，利用这种疗法是因为在后来的治疗中证明，仅仅带着同情去倾听安娜诉说烦恼，也能使她的症状有所缓解，特别是在她叙述与病情有关的早期生活经历时，对她病情的帮助更大。布鲁尔鼓励安娜摆脱早期的经历，把在内心深处引起她的各种过激情绪的事情表达出来，即使在那时她的经历和感情都已经被遗忘，因为诉说这些症状本身也会使症状有所改善。移情疗法则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病人无可救药地依赖治疗师。在这个病例中，安娜十分依赖布鲁尔。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1956。到后来，弗洛伊德主要和神经科医师让马丁·沙尔科(JeanMartin Charcot)在巴黎共事，主要诊治患有精神错乱的病人。在当时，精神错乱最常见的一种症状是歇斯底里。从沙尔科医师那里，弗洛伊德获得了这样一种印象：这种疾病的心理障碍可能是由于性的问题引起的。回到维也纳行医时，弗洛伊德的精力主要放在使用催眠术上。他让病人把一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或遗忘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但是，后来的经验表明，催眠术并不是完全必需的。于是，弗洛伊德逐渐修正了他的治疗方法，朝着布鲁尔使用过的方法——宣泄疗法的方向发展。最后，弗洛伊德选定了自由联想法——这是当今众所周知的疗法，它后来成为心理分析疗法的标志性疗法。这种治疗的具体方法是：在放松的状态下，允许病人自由联想，然后将联想到的每一点思想都表达出来。治疗医师以一种不加评判的态度，专心地把病人在这种放松状态下的种种表现详细记录下来。病人的诉说可能源源不断，而治疗医师要做的只是对这一连串散乱无序的材料进行搜集整理，警惕其间的各种中断和稀奇古怪的联系，因为弗洛伊德确信，在自由联想流中所出现的错误和非连贯性表述是由无意识精神事件引起的。在诱导病人反省这些事件时，弗洛伊德经常发现，这些事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至少是和病人希望的、在正常事件进展过程中想避免的创伤性记忆有类似之处。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个关键性概念——压抑由此产生。压抑不是自愿地抵制，而是一种因果关系机制，该机制产生表面上的记忆错误，它排斥来自于意识中的、令人不愉快的记忆。弗洛伊德发现，在有利于自由联想的环境中，病人记忆中产生的大部分受压抑情绪都和性的问题有关，这有力地证实了他的歇斯底里病因论是建立在他的性假说基础上的。恰好在治疗过程中，病人所诉说的记忆和经历也可以追溯至他们的童年时代，而这还是同样包括一些性的内容。弗洛伊德的很多病人看来好像都在描述一种带有不成熟的、创伤性的性经历，于是，他把这种经历确定为后来导致成年后患神经病症的原因。表面看起来他在追踪导致特定结果的特定原因，而实际上，他竟然致力于公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幸的是，后来他发现他的病人极端不情愿来描述这些小事件。从病人们的暧昧态度以及在描述这些事件时表现出的不满程度来看，他们的病因并不是受压抑造成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经历是虚构的。那些经历是伪造的、不真实的，根本没有过这些经历，这都是些白日梦罢了。于是，弗洛伊德被迫退回到一个较为概括的层面上来对病因作出解释。他的解释是，白日梦本身是由各种能解释他们性倾向的力量引起的。弗洛伊德发现，这种力量是人的一种本能驱动，他称之为“力比多”，力比多用性紧张来表征。既然解释白日梦由这种需要独立证明的力量引起，那么弗洛伊德就转而来分析研究他所记录的自己的梦。正如人们可能预料的一样，显然，性绝不是梦唯一的内容。我们经常做这样的梦：梦里的情形与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有关，可能这些问题正好是我们做梦前的那天遇到的，故事情节可能不连贯，事件也可能是乱七八糟的，梦到的人，可能是在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感气氛也可能很奇异古怪，但这一切通常都和曾经占据过我们心灵的事情相关。弗洛伊德认为，梦有另外的潜在意义，虽然这个意义并不全部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梦中，人受到一部分压抑，而不是处于彻底的放松状态。梦是某种象征或者代表着人掩饰了某种情绪——人本来渴望某些事情，但是由于潜意识压抑力干扰了这些情绪或愿望的直接表达，这样一来，人们受到某种刺激却不能充分地接受本来渴望的事情，便以梦中象征的方式将这些潜意识表现出来。通过对梦的解析，这个潜在的意义能被发掘出来。他坚持己见，认为人梦到的很多事件和事物都可以被转化为象征性欲的对象。他列举了很多我们通常所知道的梦的象征意义：圆筒状的物体象征着阴茎，女式小包象征阴道等，虽然他没有坚持说上述象征意义具有普遍性。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析标准杂糅在一起。在第一种标准中，是把做梦者看作完成某一个活动愿望的人，也就是作为一个遇到问题或在为达到目的而遇到障碍的人，而这些问题或障碍在意识层面都没有得到解决。在梦境世界里，无意识地开始行动，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这个层面的分析很容易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追求既定目标相一致。这表明，无意识与有意识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并且因此而辅助我们、支持我们完成有意识的目标。这与我们通常的梦的经验一致。例如，饿的人会梦到食物，被压迫的人会梦到解放，穷人会梦到发财等，不一而足。或者，我们又可以根据经验判断，一个人在睡觉前，对自我作出“指令”——在某一个时刻醒来，让人惊讶的是，结果他确实是在这个事先曾指令过的特定时间醒了。在一定范围内，有必要考虑到无意识的情况，如果我们也愿意把这种情况称作无意识的话，因为当我们需要努力解决某一问题时，“无意识”会默契地与我们配合，甚至能对没有解答的问题提供答案。在第二个标准中，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往往干扰这种有目的的活动，这种干扰方式对有目的的活动是特别有害的。通过扭转各种象征（无意识的冲动转变为可被有意识的感知或梦境所接受的形式），这显示出实现愿望的解决办法，这样就能确保做梦者辨认不出这种解决方式，从而表明确实存在影响目的活动的严格因果关系机制。这两种论调——因果关系论和目的论，不能完全适合同一个理论框架，因为如果一个人有目的地去做事情的话，那么，我们便禁不住要问，他的行为是由什么引起的？这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根本不能解释清楚。不过，如果一个人达不到所规定的目的的话，反而倒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这可能是由无法控制的各种环境因素造成的。但是，弗洛伊德把这些干扰因素放在个人内部来研究。随着弗洛伊德理论的发展——他没有准备同意对人类行为用一种目的的方法来作全面解释，而只是通过一种机械论模型对其整体作出一番解释，这样的话，这些问题就逐渐水落石出了。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根深蒂固的自由观念是不科学的，必须在心理决定论的观点面前让步。从行医实践收集的病例中，弗洛伊德获得了相当多的心理方面的感悟和见解，于是他着手构建他的人格理论。他把人格中主要的动态力量称为力比多。最初力比多被看做是性欲，也被称作生命本能。它处在一个叫本我的结构中，实际上就是一个精神能量或心理能量储藏所。精神能量被转化为生理能量，虽然弗洛伊德并没有具体描述过这种转化方法（也从来没有人对此作过描述）是怎样的，但是表明本我能量按照快乐原则行事，它只是在彻底的快乐主义原则下寻求快乐、避免痛苦。在一定的指向性范围内，它的任何目的都是自私自利的。本我能量的职能在于通过满足不同的需要，从而保证人的生存；但本我与本能驱动和遗传性质一致，它缺乏判断能力，因此不直接接触外部世界，而且本我是无意识的。自我是将外部世界考虑在内的结构。自我为本我服务，它遵循现实原则，并对本我的活动施加压力，以便来指导和修正本我能量的表现。亦即自我审视现实世界并就如何满足各种本能需要作出相应的判断：哪些选择是可行的，采取这种或那种行动接下来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自我，尤其是它的有意识部分（因为它也有无意识部分），代表着所有理智的行事方式，因为我们是凭借理智来指导我们的行动的，它也是自我意识之所在。自我的无意识部分是储存那些受压抑内容的仓库。本我冲动和其他材料的内容，亦即自我或者自我的“主人”超我，发现表达受到自我压抑的冲动是不合适的，就把这种冲动抑制在无意识中。这种压抑必须靠持续消耗自我的能量来维持，因为如果压抑一旦失败，而抑制放松、压抑的内容材料就会出现在意识中，这样就会导致神经病症式的种种表现。另外，自我也能把能量投入到人所追求的外在目标上，这个过程叫做精神投入或精神集中发泄，有了这种精神投入，外在目标才能持久地吸引人的注意力。人格的第三个主要结构是超我。超我从自我中产生，和意识相类似。超我在自我中运作，是在遵守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它声称需要克制其他冲动。它审查自我冲动的内容，从而拒绝那些虽然很实际却可能会导致道德诽谤或受到法律惩罚的冲动内容。“自我—超我”情结在各种本我不能识别的危险因素面前会使人产生焦虑；单由自我产生的焦虑，是在一定的环境中面对真正的威胁时，自我认识到自身的缺点而产生的；因超我职能的行使而产生的焦虑使人会有罪恶感；第三种类型的焦虑——神经性焦虑，如果本我的冲动对战胜自我构成了威胁，使疏导自我冲动的能力受到威胁，那么就可能会出现神经性焦虑。在所有场合下，一旦产生焦虑，自我的反应就是防御。最基本的防御机制是压抑；但是，在大量的防御机制中，压抑只是其中的机制之一。大量的防御机制包括反向形成、投射、衰退、理性化及其他。所有这些防御机制都是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与我们所熟悉的经验中的行为模型是类似的，并可以从他人的行为方式中明显地识别出来。一切防御机制都被看做是无意识过程的结果，这种说法使防御机制与可识别的类似事物区别开来。例如，压抑可以被说成是与压制相类似。压制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它会把引起焦虑的内容排除出去，但是压抑和压制是两回事，我们将在下文阐述两者的不同之处。当然，除了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方法，研究弗洛伊德心理学还有其他的途径。例如，我们可以更多地关注弗洛伊德人格发展学说中的精神性欲论。但是本书中，我们着重论述弗洛伊德理论的系统性，以期揭示他的理论建构原则。虽然我们有必要不时地提一下其他特征，但是，作为科学的人格模型，我们主要把讨论限制在该理论模型的生存能力方面。这主要包括如下两个问题：该理论具有内部一致性吗？它能涵盖整个人类行为方式这一范畴吗？主要问题均和上面两个问题有关，都可以交由动因概念的指向性，亦即本我能量来接替。如果本我旨在满足性欲的话，因为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要求性本能具有目的性，那么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除了毫不掩饰地谈到性欲外，实际上弗洛伊德根本没对人的行为作出任何解释。所以，如果说该理论模型涵盖整个行为范畴的话，弗洛伊德引入自我这一概念以及自我改变方向的职能和抑制的职能就显得十分必要。此外，引入上述的自我等概念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弗洛伊德求助于本能驱动的目的在于将其理论体系与生物学观点结合起来。所谓的生物学观点，就是无论把人类这一生物有机体看成是个体还是整个物种，均已进化到具有一定生存能力的地步。现在，人的性欲活动促进了物种的生存，但还是不能保证个体的生存，因为性欲活动对个体生存来说也不具有必要性，而动物则不会为生存而进行交配，所以说，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权宜之计，个体通过这些权宜行为来促进自己的生存，因而必须用自我这一概念来作出解释。除了开始引入概念时出现的前后矛盾，这一点倒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自我的职能是用来对抗本我的话，那么自我就是对抗本能的。这样一来，显而易见，我们无法想象生物进化居然是与本能相对抗的。但是，弗洛伊德避开了这个僵局。他的做法就是通过提出两种本能假设，即给本我和自我施加能量。本我，如果作为性欲来看的话，关系物种的延续问题，这一说法是能让人接受的；自我，更多的是定位在现实上，定位在个体生存上。但是，这两种本能类型具有潜在的对立性，因此所产生的理论模型就是互相冲突的，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如此完全对立的力量模型将弗洛伊德置于一个特别的、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人不论干什么都会被看做是由支配他的某种动因力量引起的。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准备承认这种动因会起作用，我们只需简单地提一下行为就可以了，因为行为就是必要和充分的证据。如果再有人问我们如何知道非支配动因也起作用，我们会承认没有证据来支持这个推断。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意识到，动因原来是从观察到的行为中推断出来的。从逻辑上讲，一种行为承担着两个同时运作的动机，这种行为推断是不存在的。无论如何，弗洛伊德发现自己的论证方法差强人意，于是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修改。修改后的说法是发出能量的只有本我。这个理论体系还是免不了被看做是一个矛盾的模型。不过，现在弗洛伊德这位心理分析学家面对的僵局又呈现出了不同的形式。他仍然留下一个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如果自我使用的、与本我冲动的表现相对立的能量来源是本我本身的话，那么怎样来设想一个与本能相对抗的方向呢？怎样使自我能量足够强大，足以制服给予它能量的本我呢？很多弗洛伊德之后的心理学家对此作出严厉谴责，稍后我们再作讨论。不过，假设我们暂时忽略这个困难，接受关于弗洛伊德动力心理学的基本思想——基本动力是具有防御导向的自我来引导或压制的，那么我们就会遇到进一步的困难，因为动力心理学的思想已经把我们对自毁行为的解释方式，或者任何一种极度危险的、极其可能引起复仇的行为，统统排除在外了。例如，上战场的人都具有自我能量，而他们的自我却意识不到投入战斗这一行动会将他们置于致命的危险之中，这样的解释并不是切实可行的。即使弗洛伊德本人，他大概也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深刻的印象吧，因为战争改变了他的思想，他引进了死亡本能这一概念，以期对上战场这一时代潮流作出解释——实际上，上战场就是自杀，“一战”将不计其数的人卷进这场残酷的军事冲突中。弗洛伊德称死亡本能为“自然毁灭”，这和性欲——即生命本能是处于同一个层次的。换句话说，死亡本能也是起支配作用的驱动力量。说正经的，我们不可能设想动物的持续进化是因为其具有强大的自毁内驱力。所以，除此说法之外，这个假定很快就招致各种批评，因为死亡本能这一理论本身缺乏内部一致性。它使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又重新回到了完全矛盾的状态，而矛盾性是弗洛伊德一直在极力避免的。理论内部的矛盾之处不可能根除的原因是，生死共存的本能位于人格结构的核心，这使具有防御功能的自我被推向难以立足的境地，理论因此很容易被内部攻破。这样一来，整个理论体系的可信性就可能遭到破坏。但大多数弗洛伊德主义者似乎都采取了补救措施，对已经存在的死亡本能理论的不当之处进行了修正，比如说，那些心理学大师们将死亡本能列为心理失常。|!---page split---|一旦揭去弗洛伊德式人格模型这层奇怪的修辞包装，这个理论就只能依赖于动机的构建了。但是，由于论证的措辞不当，人格模型理论也同样遇到了严重的逻辑困难。因此，即使使用无意识这种手段来解释也不能使人格模型理论自圆其说。其实，这不单单是理论上的困难问题。在心理学上，很少能（但至少目前还不知道）找到人类本质的模型，特别是在管理心理学方面，因为人格模型不是完全围绕着动机的构建展开的。精神分析治疗下的弗洛伊德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很多心理学家对动机这一概念的使用和逻辑性问题深感尴尬。罗伯·W怀特（RW White，1959）将各种能引起对动机理论不满的证据和逻辑观点汇集起来，进行分析研究。这种实证性的工作只能为动机研究提供服务，并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动机模型的研究似乎陷入了僵局。另外，还有一个更为严重、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动机研究的言论语境出现了新的危机，即什么是真正的动物行为？在这一点上，又产生了分歧。弗洛伊德式的理论只是用不同的隐喻话语提出了一个问题：自我是从何处获得能量来对抗本我的？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是从本我那里借取了能量，并转而与本我相抗衡。显然，这种说法是不合逻辑的，是对机械原则的一种愚弄。对此，我们可以作个类比。弗洛伊德的“自我-本我”论就相当于在说，快速流动的河流反过来给自己构筑拦河坝，从而形成了一个灌溉沟渠以储存水能，同时疏导水流并控制水流向四面八方流动。怀特指出，有些后弗洛伊德主义者认为，人在控制部分环境方面，如掌控自己快乐的产生时，存在一种独立的本能指向性，很多为人服务的职能模式就是以这种方式被整合成自我的，因此，可以把本能本身看作具有目的性，即促进各种自我职能的整合。这种说法几乎是对弗洛伊德建立独立的自我本能最初概念的逆转，一般认为这种论述没有什么用处。除此之外，还有人提出建议，认为自我是天生的，会由于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自发地成熟，即不是由于本能驱动与不尽如人意的环境相互冲突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环境和获得技巧（都是自我的各种职能）就可能不需要本能满足或本能挫败的参与。一旦明白了这一点，无论是涉及本能驱动还是不涉及本能驱动，这些技能对人都会大有裨益。怀特认为，所有试图从元驱动力来解释行为的做法都是徒劳无功的。他的这一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么做只是证明了一点：有些人做了些没必要做的事情。如果动因是从神经系统内部自发产生的，那么从外部系统来控制动因的希望就十分渺茫，可谓缘木求鱼。不管怎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各种各样的自我职能可以在“无冲突地带”这种概念中发展。这样，自我职能就既能识别问题又能逃出进退维谷之境。怀特强调说，在动机框架下，这个问题可以利用“能力”这一概念进行解决。能力是各种行为表现形式的共同特点，它规避了通常的动机解释。换句话说，视觉探索、抓取、爬行、步行等，在不同的环境中，人们的能力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这些变化最通常的生物意义是，它们属于能力表现过程的不同侧面，通过能力表现过程人们学会了如何有效地应对环境。产生能力行为的动机力量叫做效能，效能的相关情感是一种效验或成就。怀特认为，能力动因总是积极的，除非参与的人受元驱动力的控制。如果没有其他动机，那么就可以认为人们是忙于探索知识和技能，其目的在于改变他们拥有的任何一部分环境，从而锻炼这种能力，以备将来应急之需。显而易见，怀特的阐述掩盖了动因之间存在的种种差异，因为不管人们做什么，都可以说他们是有动因的，但现在怀特排除了这些明确的目的。除了那些我们可以找到的、特定的、最基本的、必要的情况之外，在所有其他场合下，我们的目标就是熟悉环境以及如何来应对环境。很明显，对人们采取的应对环境的行为形式没有限制，而这意味着人们已经放弃了试图利用动因这一理念来精确地预测人们可能的行为方式。现在，我们对这些行为动机理论类型进行总结梳理，这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因为这些理论能够围绕着动机构建展开。同时，我们还要指出它们各自作为科学模型的不足之处。类型一最为简单化的行为动机模型是把不同的动因归结于每一个可观察到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行为方式。这里提到了过分简单化的模型，是因为它清清楚楚地暴露了动机理论家所遇到的首要问题——解释的循环性。首先，我们把观察到点滴的行为方式都归结于动因，如看到一个人正在干活。注意，我们只作一种观察，即只观察行为方式和所谓的动因，不管是把它描述为一种需要还是某种驱动，还是其他的任何一种什么情况，它们都只不过是一种推断而已，这些描述都不是观察到的行为。当要求我们来解释行为方式时，我们就会说行为是由某种需要、动力或者动因引起的，这样我们只不过是对行为进行了一个循环解释罢了。我们能证明动因存在的唯一理由是，我们打算用动因来解释行为。除非我们为动因的存在找到某种独立的证据，否则，这样的解释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可言，都是些空洞的解释。其次，每种行为方式都有动因，每一点滴行为都会引出一个颇为古怪的问题。如果我们能描述这些点点滴滴的行为，然后给这些行为补充上相应的动因，这仅仅是产生了一个解释循环，那为什么还要推出动因这一概念呢？除了使我们迷惑不解之外，动因还有什么其他作用吗？类型二有人说，只有当动因概念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般性时，才能行使科学职能。因此，一些理论家，如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1908），提出动因数量有限论。麦独孤认为每一个动因都会产生一种具体的、规定好了的行为类型。在这个过程中，麦独孤受到了来自如下的四种批评：第一，麦独孤并没有避免循环性解释问题，只是遮蔽了这一问题；第二，循环性问题受到遮蔽，这是因为任何行为类型都是任意的，因此只有获得区分动因的独立证据才可以论证动因；第三，因为范畴系统的意义不甚明确，所以产生了列举不同类型行为的倾向。威廉·麦独孤的行为列举迅速从十二种类型增长到二十七种。哪怕是一丁点儿行为细节，只要人们弄不准它属于哪个范畴，就会列举一长串动因来结束论述，从而结束了真正意义上的动因探索的前景。这把我们推回到类型一。在类型一中，动因概念显得冗余；第四，不同动因之间的很多关系需要加以详细说明。例如，哪一个动因的力量更强大或持续时间更持久呢？在所有条件下，所有相关动因的关系会保持不变吗？力图这样明确地阐述一种模型并不常见（至少是说起来不常见）。类型三这一行为动机类型是普遍动因模型的逻辑前提。如果我们把弗洛伊德的本我能量看做是没有指向的一种动因力量，那么，他就为此提供了最好的例证。这里，弗洛伊德的论述显然是绕开了循环性问题，因为行为是以某种力量为动因的——这种力量的特点是，它和直接从行为中作出的推断不同。弗洛伊德也提出了行为范畴的问题，但是行为范畴的实质性问题却被防御概念这一假象给遮蔽了。因此，弗洛伊德为根本动因寻找独立证据的问题似乎就显得不是那么迫切了，毕竟，人是主动的嘛。弗洛伊德构建动因理论的真正绊脚石就是，他不可能找到一种能量用来对抗本我、阻碍本我以及转移本我的能量。类型四在这一行为动机类型中，对行为方式的分类主要有两种，每一种分类都归结于不同的动因。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弗洛伊德早期的观点。弗洛伊德认为，本我和自我的能量都是独立的，而且能相互作用。本我和自我分属于不同的动因引起的行为，如它们分别是由理智的动因和不理智的动因引起的。以上论述并没有避免循环性问题。在弗洛伊德的阐述中，能证明动因存在的唯一证据就是行为，然后借助于动因的存在来解释行为。这样的解释也没能避免分类中存在的困难，因为把行为同样归类于探索（效验动机）或归类于满足性冲动，想到这一点并不是很难；或者，按照弗洛伊德的方式，我们可能会认为有些事情常常是出于快乐（力比多）而为之，有些事情是出于防御（自我）而为之。但是，恰恰是预测本身最终给多动因模型的最困难部分作出解释，这是因为，除非不同动因之间的各种关系是规定好的，否则，哪个动因是支配性的，哪个动因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推断都是事后才知道的，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类型五这种理论模型包含这样的可能性，即在该理论中只有一种动因力量，如“生命的意志”。如果这种力量毫无指向性可言，那么它就能用来解释所有的行为，但实际情况是，除了描述人以某一特别的方式行动外，等于什么也没说。一方面，这可能仅仅是说我们对没有行为表现的实体存在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动因力量有所指向的话，那么有些行为范畴就超出了它的解释范围，理论就不能涵盖所有涉及的现象。总之，在理论论证中，不是在这个方面出现问题就是在那个方面出现问题。简而言之，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动机一词的使用并没有帮助我们形成一种可行的人格模型。相反，在理论建构上，它带来了难以逾越的逻辑障碍，使我们陷入了名副其实的沼泽地。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应当抛弃动机这一概念呢？心理学家们不愿意这么做。动机和物理学中使用的力的概念相似，都极富诱惑力。在科学心理学中，我们同样声称动机力量的理论应当同牛顿力学相似。放弃心理学中的动机学说就好像要放弃物理学中的力的概念，从而放弃了建构该学科理论的基础和希望。弗洛伊德理论体系的吸引力在于它拥有一切人的决定性模型的主要特征。人的决定性模型将人的行动责任置放到动因力量这一体系中去研究。而动因力量是这样界定的：它不受有意识的个人的控制。动因力量说声称，社会调节和基本人性是相对抗的，从而最终是和人的生物性相对抗的，因此，这种说法减轻或免除了人的责任负担。弗洛伊德理论意义上的人不是基于个体特征，而是基于整个种族的共同特征。这种以生物特征为基础的内驱力为执行特定的行为提供了借口，而在个人责任的原则下，这种行为则会招致社会惩罚。因此，这种机械的弗洛伊德理论体系实际上是对犯罪采取慈悲为怀的态度。不过，这种仁慈还没有扩大到支持个人主义的程度。弗洛伊德理论体系建议，对社会制度要采取适应和默许的态度，而不是用斗争来克服种种社会缺点。因此，弗洛伊德理论就如同那些商店橱窗里陈列已久的物品一样，鼓励那些陈旧过时的道德规范，只要这些道德规范不阻碍社会控制这个总的趋势就行。除了过分简单化和在性问题上的坚定性，弗洛伊德理论体系还有几个特点，因而能使它获得一定的可靠性，特别是弗洛伊德式的论证方法及其描述的目的论活动模式之间关系密切，非常相似。不过，由于自我——这个无意识的知情者，这一悖论的出现，使弗洛伊德理论的说服力度减弱，理论因此产生了缺陷。在这个冠冕堂皇的悖论面前，弗洛伊德的思想观点呈现出了不可靠性，而且其理论体系或成或败都要仰仗于无意识动机这个问题，无意识动机是目的论所否认的，但却被弗洛伊德当做基本原则来恪守。可是，弗洛伊德理论解释的现象应归于无意识动机，它没有跑出目的理论的可能范围之外，目的论只是采取了不同的解释方式。它认为，人如果从一定的前提出发，这个前提看起来可能是无意识的，只是因为人把该前提看作理所当然的。在初期，这一说法被看做是很有见地的，毫无疑问属于上述范畴。例如，从“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一前提出发，我们按此行事，无需有意识地去参考其他存在的信仰，因为结果已经贯穿到我们遵循的行为模式中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弗洛伊德把反常归结于各种无意识动因力量的突破，而目的心理学则进行探索并表明遵循具有反常特征的行为前提会导致怎样不合适的行动结果。防 御 机 制在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主要的防御机制是压抑，为了补充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下面我们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一简要概述。能量来自于本我。本我是一个储藏库（大概可以这么理解，这个储藏库不是没有限制的），其中的部分能量用于构成自我，自我本身也被赋予了能量（起初能量来自本我）。在自我的指向下，自我的能量能抵抗或者阻挡本我的各种冲动，它与现实相联系。当自我断定某些本我冲动会导致危险情形，亦即现实中的危险时，它就发起危险信号——这种状况称为“信号焦虑”。焦虑（呈现不愉快的状态）就启动“快乐原则”的运作活动（源头是本我），这一行动支持自我对抗本我的冲动表达，因为本我冲动被看做是危险的。然后，自我就利用它的一般形式（快乐原则）从本我那里获取能量，建立屏障来对抗具体的本我冲动（针对快乐而言）。在这种情况下，自我能利用任何方式，这些方式看似是在阻止危险冲动的实施，如分散注意力、精力充沛地追求不同的目标、做白日梦等。总而言之，这种方式无所不包，这些策略均用于防御和其他目的。但是，自我的某些策略只为防御本我冲动而存在，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将这些策略称为“防御机制”（1936）。在能够观察到的行为中，它们是特别充满趣味的一部分，因为这些行为是把可观察到的各种外显因素结合起来，其结合方式虽然有点特别，但是却完全可以识别出来。防御机制一说貌似是新确立的见解，但乍一看上去还是能够让人接受的。|!---page split---|压抑压抑是自我的活动。压抑从意识中阻止那些不需要的本我冲动及其派生的活动（如记忆、白日梦等）。就有意识的生命来说，好像这些活动并没有存在。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这些不需要的材料全被一股脑儿抛到脑后，它不能通过独立的个体被记取或回忆起来。这个体系不允许其他形式的遗忘（如果作适当修改的话，它大概也可以这么做）。在头脑中，压抑这一举动建立了本我和自我间的长久对立。被压抑的内容不断地受到某种集中发泄的性欲（内驱能量的多少）的指控，因为性欲不断地迫切要求得到满足，而自我则通过不断地消耗精神能量，坚持不懈地对性欲施行压制，自我消耗的这种能量称为反性欲。性欲和反性欲之间的平衡是各种对立的力量保持平衡的结果，这种平衡随时可能改变。只要自我消耗的反性欲能量处于比性欲压抑的能量强的状态，那么性欲就会处于被压抑状态。如果反性欲力量变弱，那些被压抑的能量就会从意识中显现出来。从理论上来说，完全成功地实现压抑是可能的。这样一来，各种有害的冲动就不会跑到意识中来。但是，在心理分析实践中，这个提法就不可以了，因为弗洛伊德理论体系的各个定义阻止了这种可能性的发生，虽然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根据定义可以看出，受到彻底压抑的是无意识，因为压抑是在无意识中出现的，自我在执行压抑的活动时是没有意识的；如果自我的活动是有意识的话，这个过程就叫做抑制。按照定义，抑制也是一个过程。在抑制的过程中，由于本我冲动的原因，各种记忆和白日梦等出现在自我中，会转化成全部的本我。自我结构的这一部分因此就永远失去了，在这种程度上，自我就被削弱了。上述文字是对压抑机制理论的一个侧面概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弗洛伊德来说，压抑是一个枢轴式的概念，因为阐明这个概念需要提到无意识（被压制的内容一定位于某个地方）、本我（动因力量一定来自某个地方）和自我（知道现实一定形成选择本我冲动是危险的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压抑，当人按照其危险或愚蠢的冲动行事时，掌握各方信息的自我就会准备行动。 压抑这一概念也需要发源于本我的内在驱动力。我们知道，本我是很有可能将一个人带至危险境地的，因为在对力比多或快乐原则的界定中都包含着人性的成分。所以，我们就可以根据压抑的结果来对人性标准作出推断。弗洛伊德最初把人性看做是人的性欲，这一设想是根据他对那些有性欲的患歇斯底里的病人的偏见提出来的。但是，后来他将这一设想扩大，使这一成见更为概括，成为利己的快乐。力比多从来不具有社交性，就其对象来说，它可能是缺乏社交性的，甚至是反社交的，因为如果力比多是以社交为导向的话，它就不会提倡压抑了，而表现为与危险事物相对立。因此，该力比多这一理论体系不仅宣称人是由一般概括化的驱动力所驱动的，而且还宣称这种力量的本质是驱动一个人朝着社会名声不好的恶劣行为进发的。由于这些恶劣行为经常具有危害性，所以必须被压抑。显然，有两种情况可以证明对压抑的分析评价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从实验对象那里可观察到的外显行为和心理分析学家所加的推论。我们可以将这两种情况描述如下：（1）实验对象受驱动力的影响，该驱动力使他在社会不赞成的状况下采取行动，但就个人来说，这是令人满足的行为（标准推断）。（2）他“无意识地得知”的结果具有危害性（标准推断）。（3）实验对象的部分活动缺乏内在顺序性，这些内在顺序极易让人联想到正确的先入之见的影响（观察或汇报的）。（4）就实验对象的活动而言，它是有组织的，重点不是像在（1）中所说的那样，而是在产生任何社会不赞成的情况下（观察或汇报的）。（5）根据（3），分析家们认为实验对象具有焦虑心理（推断）。（6）实验对象提供了对梦境内容的口头描述（通过自由联想、梦境描述等）（可观察的）。（7）一些实验对象的话语可被隐喻地诠释为（1）的证据（推断）。如果对这些条件进行压抑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三类可观察到的外显行为值得注意：其中一种行为是强式的，另外两种则是弱式的。第一种是强式的，实验对象汇报说（或分析家们感知到的）他的行为缺乏适当的组织性。第二种可观察行为（当然这是一种弱势需要）是实验对象没有汇报任何可以被系统接受的动因，因为大部分行为动因的名声都不是甚好的。如果他们汇报了有关动因，这些动因就一定是意识到的，它们就会取消压抑。第三个可观察行为是分析家们会曲解活动，把它们看成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从而赋予活动不体面的动因。一般说来，这些动因和性欲有关，有时和放纵恣肆有关。这是任何人都会玩的游戏，特别是学心理学的人，他们尤为热衷。例如，在他们眼里，现代建筑结果被他们曲解成玻璃子宫，水泥则成为男性生殖器，帽子和鞋子也被解释成男性生殖器，桀骜不驯的少女会梦见长颈鹿或者教堂尖塔。总之，一切都暗示着性欲。这实在是一个没有什么疆界的心理涂鸦游戏。当我们力图不偏不倚冷静地思考这种游戏时，它们看上去好像确实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然而，这样的解释却有一定的说服力。人们获得许可看到和表达这些共有的、稀奇古怪的模式时，常常获得一种快感，特别是关于性方面的。我们看到这些人格模型会自得其乐，因为它们一贯有自己的那么一点点说服力。如果把注意力转向这些推论，我们还会发现，前两个观察到的行为是系统的标准成分，第三个则是直接借自于普通语境。如果一个人看起来精神错乱、毫无条理、紧张不安、难以成眠；如果他的话语表明他不能很好地组织自己的思路、统筹安排处理任何困扰他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说这是焦虑。后一个推断预设了这样一个问题：压抑不是彻底的，从隐喻意义上来说，它允许一些潜藏的动因“渗漏”出来。对此，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试验对象行为模式的缺乏是通过复杂的驱动力系统实现的，这和人类比较普遍的一种状态，亦即原始欲望状态的调节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种情况共同作用，形成一种模式，在该模式下，压抑其实就成为调节的隐喻说法。一旦我们领会了这种模式，就会发现压抑即是人在维护自己的信念。但是，我们唯一能观察到的外显行为是，在一定程度上，试验对象的行为似乎是杂乱无章的，因此他不会承认任何有失名誉的欲望，如不正当的性关系或杀父娶母的愿望等。和压抑相类似的意识是抑制，这种经历我们耳熟能详，因为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形。例如，故意地“把某事抛在脑后”或“决定不去想它”，这都是抑制。当然，同样也有这样的时候：我们似乎不愿意去想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很像我们因害怕疼痛而缩回身体一样。这些有意识的经历似乎使压抑这一概念具有可接受性。我们不能像理解过程那样来直接理解压抑，因为按照定义，压抑是无意识的。以上文字只是把压抑与抑制做个类比，以便我们理解起来更容易一些。反向形成反向形成也是一种防御机制。由此，一对充满矛盾的观点中的一方，如憎恨，可被诠释为无意识地对矛盾的另一方，即热爱的过分强调。所以，在反向形成中，憎恨看起来由热爱所代替，固执由顺从所代替等，不一而足。然而，缺席的态度会无意识地持续下去。所以，可能会发生相反的事情或出现相反的事物。例如，上例中，对于憎恨来说，会出现热爱这一反向形成等。每当在确切地决定方向形成的性质时，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如何回答下面这两个问题：作为危险物，“自我”惧怕的是什么？伴随焦虑，“自我”对此作出的反应如何？反向形成是在无意识中发生的，就是说，当自我察觉到危险的冲动时，就把它作为对立物无意识地加以掩饰，这个过程就像上面论述过的在压抑中出现的情况那样。如果经理们能为自己的执行总裁感到高兴（在分析家们看来，经理们应当恨执行总裁，因为是他剥夺了他们热切期盼的奖金），这就是在表达一种反向形成。倾向于做慈善事业的企业家们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以防他人的贪婪掠夺，是出于一种无意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是，如果我们深爱的人抛弃我们，那么这种背叛式的行为好像就会让我们把所有的爱转化为恨。反向形成是一个自动的行为过程，就我们来说，不需要作出什么选择。对于防御机制而言，反向形成又是一个有意识的平行类比的例子。在防御机制中，一个人有意识地作出某种公开的举动，传达一种和他真正感情相反的印象。根据出现的语境，我们有很多措辞来描述这样的行为，如掩盖或掩饰、虚伪、有交际手腕、有运动员精神、机智老练、喜欢某事但如果得不到的话就说其是“酸葡萄”、“表现出性格中的另一面”等。通常，这些策略并不会仅仅因为有意识或故意这样就获得反向形成的资格。这类意识共同的经验范围清楚地表明，无意识反向形成这一概念是从和它类似的事物那里借取力量和理解方法的。投射投射也是一种防御机制，它使个体将愿望或冲动归因于他人，甚至归因于外部世界中的物体。投射的一个极端例子是，假设一位经理把暴力冲动投射到他的同行那里，那么，其结果就是，他会认为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而危险来自他的同行。比起其他大多数防御机制，投射机制更具有让人不可思议的行为。自我发现来自本我的冲动是令人不快的，现在被一种幻术转移了，这样一来，冲动的来源就被看作是外界媒介。如果冲动被看做是起源于外部力量，那么其险恶性质就可被意识所接受。投射机制可能有点像这样：冲动是本我产生的，无意识地被自我识别为险恶，因此不能被意识所接受。自我无意识地把冲动归于外部媒介。自我承认冲动对意识的真正险恶本性，是冲动的另外一个特点。在这个情况下，自我承认的现实是一个虚假的现实，更多的投射导致一个对现实歪曲的观点。在现实中，他人（他们真的是无辜的）被看做是有恶意目的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关于这个模式，没有人试图去论证这些华而不实的手段。我们知道，自我是靠这些手段来投射其邪恶冲动的。而在其他的防御机制中，我们发现，是自我阻碍本我冲动、转移本我冲动的注意力，用另一种驱动力代替相反的力量，用白日梦代替身体欲望的满足。在投射中我们却发现，通过重新描述他人以此干预人际关系的方式，在现实中毫无正当理由可言。分析家们提供了对现实的种种观察，并据此下了定论。因此，整个阐述，包括那些否定性的论据，可以说都取决于对现实性质的争议。但是，自我怎么可能处理本我冲动，使它看起来好像（对自我来说）源自另外一个人呢？对此，我们有必要专门列举一些机械的能力，因为现在似乎是自我瞄准了就近目标，向外发射出有害的冲动。有意识的投射平行物是制造流言飞语——仅仅对他人撒一个恶意的谎言，这并没有完全列举整个范畴的内容，然而，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我们正在批评，而不是故意地诽谤另外一个人时，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是在正确地描述他的呢？我们认为，从目的论的观点来讨论这个问题，需要根据观察、根据一个人对他人造成的损害情况来弄清其目的是否带有恶意，然后再下断语。倘若这个结果是靠我们本身能够获得的某种手段产生的，那么我们就能知道这种手段会造成多大损害，就能知道邪恶意图究竟意味着什么。然后，我们就可以心存这样的意图。即使找不到如何达到这种目的的办法，倘若我们意识到想要这种结果时，我们至少还有这样的目的。与此相反的情况是：忽视对目的起作用的结果或活动。例如，在这里，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就不能达到论述清楚的目的。作为对上述论述的解释性说明，请考虑下面的陈述：“我想揍扁他。”除非你碰巧知道揍扁意味着你不打算揍人。如果你确实知道这个字眼意味着怎样的行为，那么你可能接受这个意图；如果你不准备揍人，那么你同样不把揍人的意图归因于别人。心理分析机制中的投射说被论述得天花乱坠，貌似正确可信，我们在这里从其源头之一指出了它的错误。个人只能把那些作为行动的过程或结果的目的归因于别人，而这些行动过程或结果可能是个人努力追求的。如果个人对目的的存在毫不怀疑，那就不可能把它归因于他人。我们对他人的活动描述一定要依据我们能理解的，并且在原则上要依据我们能够执行的活动来进行。我们对自己的描述也要按照我们对别人的了解情况来进行。当然，绝对原创性的行为可能是一个例外情况；但是，另一方面，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预先进行描述。
退行心理分析学家们常把退行看做是比整个防御机制具有更为重要意义的一个概念，因为退行是我们生命本能的基本特征。自我发现，如果更为成熟的有机体所期望的目标或结果不太体面、充满危险并且会引起焦虑，那么就会开始准备消耗能量来寻求快乐或其他目标。在早年生活中，-爱华网-这些快乐或目标都是令人满意的，或者是与尚未发育成熟的成长阶段相适宜的。在退行中，本我产生了冲动。自我在无意识中发现，本我表现冲动是很危险的，于是就不知不觉地树立了一道屏障来阻止冲动，所以突然之间就促成了一种无意识冲突。自我提供一种释放能量的选择方法，这种选择可能表达了一种较孩子气的冲动，如发一通脾气。退行防御机制和弗洛伊德本能驱动的发展观点密切相关，因为个体经过的阶段，本应当是被看做是到达成熟的阶段，而在此阶段，他们容许自己描述目标或达成目标的手段，而这些目标或手段比起同一生长阶段其他人的，则可以显得不成熟。这些所谓的发育成熟阶段大致上和实际年龄相联系。这些主要阶段是口唇期、肛门期和性器期等三个阶段。其中，口唇期出现在婴儿期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人是在口唇或者皮肤（吸吮、吞咽）中寻找满足性欲的经历。口唇期划分为两种类型：口唇性欲型（快感吸吮）和口唇虐待型（撕咬、啃咬、咀嚼）；肛门期（一般是断奶之后，在儿童两到三岁时出现）也有两个阶段：肛门虐待（从排泄、破坏、排便的过程中获得快感）和肛门性欲（从控制排泄物中获得快感）。在性器期（在儿童四到五岁时出现），生殖器是快乐的焦点，通过手淫的方式来满足性欲。接下来是性潜伏期，大约从六岁持续到十二岁。在这一阶段，孩子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自己家庭成员之外的他人和成功业绩上。在随之而来的青春前期中，像青春后期(一般指成年以前由十三岁至十五岁的发育期)一样，性冲动再次出现，在必要的时候，会再度指向家庭成员以外的他人。所有这些阶段，都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改进和进行详尽的细节描述。那些弗洛伊德学说的追随者认为，这些行为会一直延续到成年时期，这和人格要经历必要的阶段这一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在任何阶段，人都可能有个“固着点”，在固着点之外，可能不会再往前发展，或者在更为成熟地表达性欲受到阻碍时，便“退行”到任一早期阶段。|!---page split---|这样，除了那些觉察到规定的阶段以及相关的成熟度外，人很少能有和退行相类似的意识。如果想作出真正的有意识的退行类比的话，我们可以说处于青春后期的人会有意识地选择大吃或大喝（口唇期）的行为，而不是与女孩谈恋爱，或成年女子选择崇拜英雄而不涉及性（性潜伏），并不是想爱上他。在上述这些情况中，他们完全知道，自己选择的行为方式虽然别人认为很幼稚、不成熟，但是不会遭到拒绝。然而，真正的意识类似物的问题可能不是一个关键性的疑难问题，因为有很多共同的意识经历和意识类似物的概念十分接近，所以理解起来比较容易。其中之一是，当我们观察到另一个人“大发雷霆”或表现出勃然大怒的时候，是因为他不能达到某一困难的目的；另一个是，如果我们发现通往成功的道路受堵，那么就会满足于比较简单的、能让人满意的事物。一般而言，当我们经过生活的历练，在学习做比较困难的、要求较高的事情时，或者通过种种曲折的方式达到目标时，任何回到比较简单的手段或目的的情况——除了它缺乏严格的心理分析框架这一点外，都很类似于退行的例子。在日常语言中，成熟意味着培养一套关于行为方式的全部本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增加了新的行为之后，必须抛弃早先学到的行为本领。例如，在早年学到的控制排尿，其意义远远地超过了控制排尿仅仅是保持住膀胱里的压力这样的感受，这绝对是正确的说法。但这并不是在说，把尿一直憋到（暂且这么说吧）下课是一个回到幼儿期寻求快乐的方法。合理化当一个人的行为看起来古怪、奇异、不雅或者和分析人士所持的理性观点相反时，他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表明这是一种理性的观点，那么我们就说这个人在修饰他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合理化。因此，当经理在催逼他的同事时，可能就会解释说这种催逼行为是因为他想提高工作效率。对此，分析家们可能会将这种持续时间太长、太偏激的催逼行为归结于经理带有虐待狂意味的无意识攻击性倾向；而经理则认为，严格进行监督管理是在激励员工提高工作效率，经理的这一论调就是合理化。合理化也可能出现在事实发生之前。因此，如果一个学生担心在考试中他不能像他希望的考得那么好，不能和成绩最好的同学一比高低，那么他可能在考试之前说，他努力学习只不过是为了追求一个及格而已，这可真够荒唐的。大概，如果允许超我接受更高的标准，那么他就是在预先防卫，以免超我迁怒于自我而带来责难。合理化机制可能是这样的：本我产生冲动，自我压抑了本我的冲动，虽然自我仍然不能接受冲动，但允许它以一种温和的形式表达，或者允许它部分地表达。自我实现了这一作为结果而发生的行为，这么做会招致外界的批评，于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就策划了一个现实的故事来阻止攻击或使攻击转到其他方面上。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别人如何评价这一行为，这一信息来自超我，毕竟超我是从祖辈那里流传下来的一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储藏库。在很多熟悉的场合中，我们发现，我们对与合理化意识相类似的事物都司空见惯了。例如，如果我们不想别人知道我们行动的真正原因，我们就喜欢用一个假的却又貌似合理的理由搪塞过去，这仍能使刨根问底的人对我们的回答感到满意。这种情况经常依赖于我们对询问者的观点的判断能力。因此，有位经理如果喜欢某事，却因此会受到同事的嘲笑的话，如喜欢听歌剧，这位经理就可以向别人解释人家看到他在听歌剧的有关情况——可以解释说去听歌剧是因为要执行命令或者是出于想建立业务联系的需要。经理可能虚张声势，隐瞒爱好歌剧这一实情，他的目的是让听者相信他的动因纯粹是实用的。这些策略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针对揭示真相而言，通常的自我解释绝不是必要的。毫无疑问，利用这些策略只不过是个回避而已，其作用就是阻止外部标准，以免它过早地来改变我们的价值结构。承认它们的存在也带来很多有趣的问题：坚持以一种虚假的而社会满意的方式不懈地自我辩解可能造成什么影响呢？这种做法最终会导致不能诚实地解释自己吗？或者这种时候能识别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吗？围绕着这个问题的不确定性，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该领域中借助于无意识的理论，解释貌似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心理分析的价值相对来说，弗洛伊德理论中可信度的来源比较明确，现阐述如下：（1）驱动力和机制的整个理论体系给我们一台完整机器的印象。这台机器制造了一成不变的、公式化的行为方式。这使我们把行为方式作为一个模式来看，它具有令人信服的统一性aihuau.com。其实这个印象是错误的，因为在自我中机器包含着明显不同的非机械的零件。自我的活动不是机械的，而是我们通常标明称之为“作出计划”或“作出选择”的活动。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遭到了破坏。（2）我们很熟悉这样的观点：我们都有这样的潜在能力，如社会严禁或受社会调节的愤怒或性欲冲动的突然爆发。对此，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解释：对我们人的“本性”的压抑变成了社会调节有害行为的隐喻说法。因此，看起来好像我们在处理两种情况的同一模式。与压抑相类似的事物具有欺骗性质，因为社会禁止的行动包括有计划的行为形式，而后者不一定总是被看做是本能驱动的直接表达，如雇用童工、欺诈或推行奴隶制度。（3）在整个理论体系中，所呈现出的被模式化了的说服才能分别赋予每个防御机制以滔滔雄辩之才，因为是完全投入地论述这一问题，所以论述过程不是目前的行为和人的本质结合，就是和某个事件或个人过去的创伤结合。自我的非机械性质这一问题不合时宜地强行入侵每一种情况，结果破坏了机械系统的统一性。（4）在目的性论述语言中，每一种防御机制都有其平行体。这表明，人能作出独立选择。这使无意识机制透露出了一点似曾相识的意味和可接受的意味。（5）和弗洛伊德模式类似的目的论模式看似是一些统一体。这些统一体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关系而存在。就是说，和更为简单的弗洛伊德式的机械单位相比较，这些模式似乎过于复杂了。（6）弗洛伊德理论体系的运作解除了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失态等的责任，特别是解除了对那些伴随着激烈情绪的行动的责任。承担责任会使我们感到局促不安，减轻责任是我们赞成这个理论体系的一个诱因。在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只要把自我的活动描绘为一种阴谋诡计或者说是密谋策划的行为，这些模式就可以说是依赖于一种因果关系联结，这样一来，这些简单的模式就很受欢迎。这种简单性也具有误导性，因为把重点放在因果关系上就会使整个系统变得复杂成为必要。作为例子，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童年时代的创伤和成年时期的心理失常之间，在这两个相关事件中存在着时间间隔。这个时间间隔是如何被处理的呢？在这里，时间间隔是看待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主要障碍之一。为了增加因果关系链的善辩力，有必要拿来无意识（在无意识中，创伤留待备用，必要时作解释之用）、自我（自我声称它存在于无意识）和其他心理装备理论。为了解释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童年时代受到创伤而成年后却没经受同样的心理失常，就必须启用整个防御机制。在这个因果链中，任何明显的简化性都具有欺骗性。虽然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批评越来越多，但是，由于它具有长期的治疗疾病的历史，所以治疗疾病的很多证据继续存留着。这段历史表明，弗洛伊德理论不是完全缺乏功效方面的证据。弗兰克·考费（Frank Cioffi，1998）强调说，治疗价值的问题不应当同人类本质的理论描述问题相混淆，这种观点是非常正确的。这些问题是截然不同的。人类的本质有时可能对心理分析产生良好的影响，但是，良好的影响不能构成理论真实性的证据。在特定的条件下，反应良好仅仅是效用的证据。尽管如此，它的有用性到底是什么，其原因尚需要进一步探究。其中，第一种可能性是，心理分析关系对作为与宗教信条相同的各种原则同样起作用。这两种思想机构的共同特征是：它们的运作都会减轻行动的责任，心理分析是使行为方式处于强制性的机械论观点，宗教信条是利用对牧师神圣的饶恕许可的信仰。如果心理分析能引导病人接受这个机械的理论体系（可以看出，对待心理“解析”必须持十分慎重的态度），那么就能引导他们看到他们过去的固执任性是无法控制的，也就是说，这不是他们的责任——因此，也就不能成为拒绝他们在将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当继续对完成自尊施加不利影响。第二种可能性是，心理分析学家作出的逐步解析导致这样的现实局面：人被描述为邪恶力量的傀儡，所以，人对此作出挑战般的反应，继续证明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是能控制自我并作出选择。第三种可能性是，下面将要谈到的、稍微有点复杂的情况。治疗经验使人获益良多：很多教养良好的人可能成长于某一生活环境，该环境会鼓励他们把自己看做是“好人”，从而把注意力从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谋杀和淫欲等这些可能的发展方向上转移开。由于对此说教不多，所以这些潜在的可能性与其说受到了压抑还不如说未被人认识到，因此，这些人习惯性地、毫不知情地自欺，总是认为自己是好人；而那些把自己当成好人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感到自己活在一个糟糕的世界上，因为在他人身上满是潜在罪恶的证据，而那些人自己却尚未察觉。弗洛伊德理论展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邪恶潜质，这种不均衡重新得到调整。他们对自己的态度变得中立了，这种状况看起来为他们控制自己或作出选择提供了最好的杠杆。第四种可能性是，弗洛伊德理论对原因机制的突出强调为那些在童年期对此缺乏足够认识的人提供了矫正物。姑且可以这么说，对那些起初受到的原因机制教育不充分的人，弗洛伊德的原因机制论为他们上了一堂补习课。即使是这样，原因机制也只对选定的一群人起作用，他们的反常状态是由于缺乏对行动结果的理解能力造成的。或者，一般来说，是由于对因果联结的错误理解造成的。对因果联结及其局限性的错误理解也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病人能接受心理分析学家的分析，因为心理分析学家的分析是围绕着他们收集的象征素材——如病人的梦、自由联想等——展开的。虽然对关于梦境的象征材料有大量的调查研究，但是，在我们看来，说某事物是一个象征就是说它既非原因也非结果。上面是对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四种心理疗效的可能来源所作的总结。列举的来源可能未必详尽，但是，毫无疑问，该理论体系所暗示的疗效却无一遗漏。或许，这些功效确实表明了某些研究方法、路线，基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套新颖独特的心理治疗的理论体系，并进行疗效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