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巴菲特：美国资本主义的摇滚明星
从以下事实来看，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摇滚明星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万名“粉丝”来到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Omaha)，来倾听巴菲特在伯克夏公司(Berkshire Hathaway)股东大会上的演讲。巴菲特将这个活动称之为“为资本家举办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 for Capitalists)，对很多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来说，这是每年一度对一个人——一个利用伯克夏公司的股票及其投资智慧和商业洞察力为他们挣钱的人——表达崇敬之情的“宗教仪式”。并不奇怪，艾丽丝·施罗德(Alice Schroeder)颇富洞见的传记《滚雪球：沃伦·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The Snowball: Warren Buffett and the Business of Life)，在读者中间也成了非常流行的读本。她在这部传记中试图解释，巴菲特是如何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的，他的商业道德，以及他因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捐助给慈善事业的独特行为广受赞誉。 巴菲特每年致股东的信传播广泛。这些信件会分析优秀和糟糕的企业，会列举那些能公平对待客户和员工，同时又能创造可观利润的经理人的例子，此外，这些信件还会曝光很多愚弄投资者的会计舞弊行为。有些信件还曾谈到，公司高管应该只有在其公司的长期表现优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时才能得到红利，有些信件则对日渐迫近的灾难提出了警告，比如，他曾对金融衍生品会演化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亮出红牌。在这场导致全球金融系统崩溃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爆发期间，巴菲特在一封致股东的信中指出，像他一样的富人，应该执行比像他秘书一样的工薪阶层更高的税率。 巴菲特最重要的行为，就是将其大部分财富捐助给了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在2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卫生保健和教育。正如他谈到的：“将财富代代相传，从而，让你的数百个后代只是因为他们的出身就能掌控他人资源的思想，是对精英主义社会理念的公然违抗。(巴菲特认同平民主义的社会理想。如果富人都把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孙，美国马上会通过财富的继承而形成一个世袭贵族阶层，并使之统治整个社会，美国的民主精神就会丧失。他所信奉的是能者优胜的精英主义社会。——译者注)”此外，与大多数慈善家不同的是，巴菲特并没有设立他自己的基金会，也没有捐助医院或者博物馆的建筑从而让人们永远铭记自己的名字。 理性的赚钱机器 根据巴菲特的一部早期传记，截止到20世纪70年代末，巴菲特以平均每股32.45美元的价格，投入了1，540万美元购买伯克夏公司46%的股份，其中包括他妻子苏珊(Susan)的3%的股权。(参见：罗杰·洛温斯坦(Roger Lowenstein)撰写的《巴菲特：一位美国资本家的成长》(Buffett: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Capitalist))以伯克夏公司最近的股价为87，200美元左右计算，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巴菲特的财富增长了近3，000倍。这一巨额财富积累的基础，就是他从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那里学到的投资纪律。巴菲特的投资策略涉及到七年级数学知识的运用，以及用于分析一个公司内在经济状况的常识;他购买的是一家企业，而不是一只股票;他无视股票市场的起伏波动;此外，最重要的是，他会坚持“安全边际”(margin of safety)(也称为“安全幅度”)原则。 起初，巴菲特就读于沃顿商学院，但1951年，他从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因为在这里，他可以在格雷厄姆门下研读。他修正了格雷厄姆的投资策略，持有那些在统计意义上很便宜的非常分散化的投资组合，并且集中投资于一些企业——那些很容易了解、稳定且富有成长性、由注重于股东利益的优秀经理人运作的企业。 伯克夏公司的盈利和价值提升得益于相互增强的投资组合，这个组合投资于公司的保险和再保险业务，以及购买包括喜事糖果公司(See’’s Candies)(公司成立于1921年，总公司位于旧金山，是美国西部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糖果和巧克力食品公司。——译者注)、博施艾姆(Borsheim)珠宝公司和电力企业中美能源公司(MidAmerican Energy)等公司的股票，此外，公司还投资于《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可口可乐、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和宝洁公司(Procter &Gamble)等现金流较充裕的公司，这些投资的周转率较低，所以，税率也较低。当然，推着时间的推移，复利收益的数学魔法也为伯克夏公司财富的增长贡献良多。 巴菲特提出的投资组合管理的三原则是：第一条，不要亏钱;第二条，不要忘记第一条;第三条，不要负债。他的专注、智慧——他是个永不餍足的“学习机器”、理性、自信以及孩提时代成为富翁的雄心，被施罗德和其他人视为促使他取得成功的显著个性。此外，因为他的诚实、公正、让他人放手去做而不予干预以及将成功归功于他人的品质，使他吸引了很多天才与他协同工作，成为他的伙伴，以及与他进行交易。 巴菲特坦承，自己曾犯过几个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于1993年以4.33亿美元对戴克斯特鞋业公司(Dexter Shoes)进行的收购，随后，付出伯克夏公司1.6%股份的代价，更加剧了这个错误的严重性。若以当前的股价计算，这些股份让股东付出了22亿美元的代价。此外，经过数年的亏损之后，巴菲特于1985年变卖了伯克夏公司最初的纺织业务。尽管变卖纺织业务为公司提供了进入保险业务的资金——巴菲特将其称之为“伯克夏公司的里程碑”——但丢了工作的员工却只得到了很少的解雇费。 很显然，巴菲特的成功要比他的失败多得多。施罗德谈到，在股票市场中，他的投资策略一直严格恪守格雷厄姆安全边际的主要原则。在泡沫翻涌的牛市中，当他人欲壑难填的时候，巴菲特则如履薄冰，他会在这种时候变现头寸获取利润，增加伯克夏公司业务产生的现金量。比如，2007年，正值石油价格大幅飙升，人们对新兴市场的投资极为狂热的时候，他卖出了伯克夏公司持有的价值40亿美元的中国石油[9.98 0.00%]股份(PetroChina)的股票，这些股票是公司在2002年和2003年以4.88亿美元买入的。此外，在股票市场的艰难时期以及工业衰退时期，当他人都心存恐惧的时候，他却“贪得无厌”，他会在这种时候以颇为诱人的价格购买优秀企业。另外，他的声望以及大量的现金储备，也让伯克夏公司获得了很多有利条件，去年，在股票市场处于恐慌时期，声望和现金就让他在与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和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的交易中受益匪浅。 幸运的人 尽管巴菲特令人愉悦的品性已广为人知，不过，施罗德为我们呈现出的，则是一个抓住了某些幸运机会、性格也复杂得多的人。20世纪40年代，也就是巴菲特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从华盛顿特区的西尔斯百货(Sears)商店多次偷窃高尔夫球和高尔夫球杆一类的东西却都没有被抓住。当时，他们家住在那里，他的父亲，也是巴菲特的亲密朋友和行为榜样，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极为保守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巴菲特是个颇富智慧的街头少年，当他购买了投币弹子机，安装在贫穷社区的理发店里，之后和店主瓜分弹子机里的钱时，也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在后来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因为巴菲特收购魏斯可金融公司(Wesco Financial)一事而起诉他时，幸运之神再次降临到了巴菲特头上。这次失败是由巴菲特和合伙人查尔斯·芒格(Charles Munger)试图收购魏斯可金融公司造成的。1976年，他们的一家公司以11.5万美元的罚款与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了协议，但他们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自己做过任何不道德的行为。巴菲特没有被指名，也没有被罚款，而对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的声誉来说，指名和罚款将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可怕的破坏性影响”。协议达成几个星期之后，证交会让巴菲特进入了一个研究公司信息披露程序的小组。 与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的协议，让巴菲特和芒格解除了在大量企业中拥有相互交联的不完全的所有权结构，并将所有企业最终归入了伯克夏公司。施罗德写道，巴菲特此举的灵感来自他钦佩的另一位投资家，不过，一个悬疑的问题是，巴菲特是否想通过复制已故的杰伊·普里茨克(Jay Pritzker)的处理方式，以将税收降低到最低水平也未得知。普里茨克是巴菲特的商界偶像之一，他的家族拥有凯悦饭店集团(Hyatt Hotels)，当时，他通过迷宫般的持股结构来规避税收。 正面交锋 巴菲特对投资经理人，尤其是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收取的高额费用提出了批评。去年，他与多家对冲基金组成的一个基金设立了一个赌局，他预测，对冲基金的高额费用，会使它们的长期表现比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 Index)的表现更糟。(参见《巴菲特的大赌注》(Buffett’’s Big Bet)，《财富》(Furtune)杂志，2008年6月9日。)(沃伦·巴菲特宣布，他将自掏32万美元设一“赌局”，押注标准普尔500指数将战胜一个包括数只对冲基金的投资组合——译者注)。 然而，巴菲特自己最初积累的资金，就源于他从一个类似于对冲基金的公司中收取的费用，在超过4%的投资收益中，他将其中的一半收入囊中。巴菲特的合伙制公司创建于1957年，10.5万美元的初始资金来自他的家族和朋友，他自己只投入了100美元。当这个合伙公司于1969年关闭时，巴菲特在公司1亿美元的资产中已占有2，650万美元，这些资产完全得益于他保管不断增长的资产获取的费用和以复利计算的利息。然而，与现在的高收费基金经理不同的是，巴菲特同意承担投资损失的四分之一，不过，他并没有损失什么，因为他的合伙公司在其12年的生命中，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1%。 20世纪80年代，巴菲特曾公开反对公司掠夺者的“绿票欺诈”(greenmail)(也称为“讹诈赎金”或“绿讹诈函”，是指单个或者一组投资者，以迫使目标公司溢价回购公司股票为目的，大量购买目标公司股票的行为。为了免于被收购，目标公司会以较高的溢价实施回购(给付赎金)，以促使投资者将股票出售给公司，放弃进一步收购的意图。——译者注)，这些人会以驱逐公司管理层相要挟，但如果公司回购自己的股票，从而让自己从中获利，那么，他们便会离去。但是，巴菲特在早期为自己的合伙公司所进行的有些投资，同样也基于这样的预期：公司管理层会以更高的价格回购公司股票。事实上，在1965年，当年的伯克夏公司还是一家设在马萨诸塞州，身处日渐式微的纺织业的一家高成本纺织品制造商;当年如果不是公司管理层比已经承诺的每股11.5美元的价格又少了12美分的11.375美元为报价提出收购的话，巴菲特将会卖给管理层自己持有的伯克夏公司股票。绿票欺诈的操纵者往往迫使公司管理层巨额举债，目的只是为了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巴菲特的激进主义原则则瞄准那些公司——那些通过利用现金，或者利用没有在被严重低估的股票价格中反映出来的其他资产，来提升股东回报的那些公司。 到1989年，伯克夏公司已经拥有了可口可乐公司6%的股份，当时的价值为12亿美元。可口可乐公司是伯克夏公司的最大头寸，为此，巴菲特加入了可口可乐的董事会。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价上涨了数倍以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郭思达(Roberto Goizueta)向华尔街的分析师做出了中等到高速增长的承诺。但是，正如施罗德描述的，当时，郭思达实际上是采用“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的方法，来“维持公司盈利快速增长的幻象。”施罗德写道，巴菲特很清楚，可口可乐公司为了按时完成利润目标、促进盈利水平而买卖灌装厂。 施罗德评论说，这种行为“既不违法，也不是技术上的欺骗行为。”但在公司董事会中，巴菲特对此保持了沉默。巴菲特说，郭思达“完全不是你应该质疑的人。”他还补充谈到，“作为董事会的一位成员，你实际上什么都也不能做。”他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Howard Buffett)既是伯克夏公司的董事，也是可口可乐企业(Coca-Cola Enterprises，简称CCE)——可口可乐公司的主要灌装厂——的董事，他说：“代表可口可乐企业对可口可乐公司提出质疑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霍华德最终还是离开了可口可乐企业的董事会，施罗德谈到，因为“在可口可乐企业董事会和伯克夏公司董事会之间，确实存在着太多的潜在冲突。”到底是什么样的冲突呢?因为巴菲特负责运营伯克夏，同时也身处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会，他也会面临这些冲突吗? 自1993年以来，巴菲特一直为公司的股票期权费用化辩护，股票期权是很多公司高管慷慨给予自己、其他经理人以及员工的激励和红利。只是到了2002年，不顾大部分首席执行官的反对，巴菲特认为是时候促动可口可乐董事会让自己成为第一家股票期权费用化的大型公司。可口可乐的这一行动是会计准则所允许的，但会计准则对此没有硬性要求，不久，《华盛顿邮报》董事会、微软公司董事会和其他公司的董事会也相继采用了这种方式。巴菲特从伯克夏公司领取了具有象征意义的10万美元年薪，同时他自己和其他经理人并不领取股票期权、津贴或者认购权证。 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 施罗德证实，巴菲特没有豪华的房子、汽车和游艇。他总是穿便宜的衣服，非常喜欢吃汉堡包、炸薯条，喜欢喝樱桃可乐，而且在社交场合显得有些笨手拙脚。另外，巴菲特还长时间在线打桥牌，他喜欢高尔夫球、手球和乒乓球运动，喜欢弹夏威夷四弦琴。施罗德将巴菲特描写成了一个“戏剧人”，如果直言不讳会伤害他的业务或者有损其它关系，他便会避免正面对抗，将自己的真实观点隐藏在含糊其辞背后。 施罗德写到，在巴菲特的家庭生活中，因为他总是被工作搞得心劳神疲——寻找挣更多钱的更多途径，“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所以，他没有时间留给妻子和三个孩子。在孩子们在奥马哈成长期间，“尽管他对孩子们很友好，不过，他并不真正了解他们。”有时候，巴菲特的秘书甚至拒绝了家人的接近，而且不是隐晦地暗示，而是直言相告，这是巴菲特的典型工作风格，施罗德谈到。 20世纪70年代，当他最小的孩子上中学期间，巴菲特会抽暇参加在华盛顿特区的大使馆和纽约第五大道的豪宅举办的晚宴，这些晚宴提供的主要是法国菜。当时，他是陪凯·格雷厄姆(Kay Graham)——《华盛顿邮报》当时的出版人——去参加这些活动的。施罗德谈到，用巴菲特的话说，这些活动是“大象的碰撞”(elephant bumping)。 1978年，在所有孩子都长大离家以后，巴菲特的妻子苏珊搬到了旧金山定居。除了当一个养育孩子的母亲，并为朋友和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慷慨付出时间和金钱之外，苏珊还提升了巴菲特的自信，提高了巴菲特的人际交往技巧，并增强了巴菲特的社会良知，施罗德写到。苏珊希望，巴菲特一旦挣到了第一个一百万美元以后，就不要全身心浸淫于挣更多钱的工作上了。而巴菲特的行为却导致苏珊离开了他们在奥马哈的家，这是巴菲特生活中一个很大的遗憾，施罗德写到。后来的2003年，当巴菲特帮助照料接受癌症治疗的苏珊时，73岁的他曾对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Tech)的一群学生谈到：“如果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可在生活中却没人对你有很好的评价，那么，不管你的银行账户上有多少钱，你的生活都是一场灾难。”2006年，巴菲特与他的长期生活伴侣艾丝翠·孟克斯(Astrid Menks)结婚。 与大多数资本家不同的是，巴菲特认为，孩子不应该只是因为像中彩票一样的出身背景就继承大笔金钱。他谈到，人们应该给孩子留下“足够的钱，以便让他们能做任何事情，但不应该多到让他们可以无所事事的程度。”为了实践自己的理念，2006年6月，巴菲特宣布，将伯克夏公司85%的股份捐献出来，这些股份当时的价值为400亿美元。其中的六分之五捐助给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其余部分捐助给由他的三个孩子运作的基金会，其中包括一个根据罗宾汉(Robin Hood)传奇故事中的森林命名的“舍伍德”(Sherwood)基金会，另一个基金会以巴菲特已故的妻子苏珊的名字命名。此外，巴菲特还准备将自己在伯克夏公司中的其余股份捐助给慈善事业。 就像他运作商业项目一样，在慈善事业领域，为了努力实现在发展中国家根除疟疾和艾滋病等严重疾病、提升美国中学教育的质量等共同的目标，巴菲特在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也找到了乐于助人的合作伙伴。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在1991年就成了朋友，他们在《福布斯》(Forbes)杂志评选的2008年全球最富的人中，名列前两位。巴菲特对于遗产的观点，以及资本家应该将自己的金钱回馈社会的观点——他认为，他们的财富从一开始就归社会——影响了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他们因此而设立了基金会。“巴菲特的理想，是一个胜者可以自由奋斗、但通过帮助失败者又能缩小两者之间差距的社会。”施罗德写道。在巴菲特将其数亿美元捐助给盖茨基金会之前，该基金会就已经拥有大约300亿美元的基金了。 消融的雪球 据施罗德说，巴菲特经常和富人们谈到大部分基金会差强人意的历史，在这些基金会中，经理人的行为偏离了已故捐赠者的意愿，甚至更糟糕的是，他们用这些金钱来追求自己的目标以及当作自己的薪水。所以，尽管巴菲特对盖茨基金会和他捐助的其他人深表信任，不过他的捐助计划依然要求他们在20年中，要将每年收到的他的捐助资金花出去。这是少有的很快将资金花出去的慈善捐赠，与某些基金官僚机构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让基金生存尽可能长的时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美国亿万富翁中，以将自己的巨额财富在有生之年捐助出去而知名的人还包括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查尔斯·菲尼(Charles Feeney)。索罗斯这位取得巨大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人设立了索罗斯基金会(Soros Foundation)，为削弱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提供了帮助，同时，还为削弱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领导人的势力提供了帮助。(参见《索罗斯：走在股市曲线前面的人》(Soros on Soros))菲尼是全球免税连锁商店的创始人，据说，他在为北爱尔兰地区带来和平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自1982年以来，在连他亲密的朋友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菲尼就匿名捐出了40多亿美元的金钱，其中包括捐助给自己的母校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6亿美元，以及捐助给爱尔兰学校的10亿美元。菲尼没有自己的房子，以公共汽车、地铁和出租车代步。菲尼的基金会没有任何他的印记，他准备到2017年将自己其余的数十亿美元资金也悉数捐出。(参见：《亿万富翁不再：查克·菲尼如何秘密聚财和散财》(The Billionaire Who Wasn’’t)，作者：康诺尔·奥克勒里。) 施罗德是华尔街详细报道伯克夏公司的唯一一位分析师，她在开始写作本书之前，就曾与巴菲特交流过。她是第一位能全面接近巴菲特和他的家庭以及他大量档案的传记作家。此外，她也很清楚，“对那些他担心会批评自己的任何人，巴菲特总是敬而远之，或者对他们惜时如金。”基于这些事实，施罗德的作品因为公正和诚实而广受欢迎，尽管这部976页的作品如果能精简至少100页之后读起来会更加赏心悦目。 正如巴菲特经常谈到的，在20世纪的半个世纪中，美国的经济为像拥有他那样的技能、性格和个性的人成为富可敌国的成功者提供了理想的环境——美国的经济有很多湿雪和长长的山坡，能让他不断滚大自己的雪球。随着巴菲特硕大雪球的快速消融，它将变成一股奔涌的激流——一股能实现他慈善事业目标的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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