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喝空一盒纸包装的王老吉，任恺会习惯性将纸盒四角拉开、控干水分并且压扁，使其成为一个长方形纸片。纸盒底部清晰的蓝红色LOGO显示，这正是他的东家——全球最大的无菌复合纸包装提供商瑞典利乐公司(Tetra Pak)提供的无菌复合纸包装(以下简称利乐包)。
“这样做能为后面的拾荒者省点事。” 任恺说。这个30岁的上海人并非狂热的环保人士，也不为NGO服务，他在利乐公司担任环保工程师。
任恺可能是全中国极少数能够左右废弃利乐包命运的人之一。由于全球饮料和牛奶行业广泛使用的无菌复合纸包装中有70%左右由利乐生产，为减轻环保份子和舆论施加的压力，利乐在全球形成了促成废包循环利用而不仅是简单焚毁或填埋的惯例。现在，在中国推广这一做法可谓及时：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垃圾包围城市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会产生近1.5亿吨城市垃圾，占全世界每年产生垃圾的30.6%，仅北京市每年的垃圾就可以形成一座占地36公顷、高40米的垃圾山。为了减轻城市公共垃圾处理系统的负担，任恺和他的同事们花费了6年时间，在中国建起了一条利乐包回收处理产业链。
现在，一些从各种途径(主要依赖于利乐的宣传)知道利乐包能卖钱的拾荒者会在小区垃圾筒里将任恺手中的王老吉空盒和其他类似的包装一一挑出、压扁并聚集成堆；利乐包回收商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派车来将这些废包从拾荒者处拉走，积攒够数量后打包送去浙江富阳[0.45 0.00%]市的富伦造纸厂——这里是废弃利乐包的终点站。经过工厂的一系列处理，这些纸盒会被分解为它的原始状态：75%的优质纸浆+20%塑料+5%铝。富伦造纸厂将它们做成纸产品或当成材料出售——利乐包便实现了生命的再次循环。
2009年是利乐包回收处理体系效率最高的一年。这一年，全国已经有10几家企业在用回收的利乐包装制造再生纸、彩乐板和塑木。利乐在中国销售约270亿包，有4.2万吨利乐包被回收——这其中包括了其他公司生产的包装，比如瑞士的康美包(SIG Combibloc)、挪威的艾罗派克(ELopak)等。这一回收量是2004年的300多倍，回收率接近15%——与2008年的10%相比，前进了不到5个百分点。
困难
在上海郊外的一个利乐包回收分拣中心，空气中弥漫着垃圾无法忽视的臭味。人们行走需要时不时避开发黑的污水，苍蝇是这里最常见的客人。
“如果天再热一点，味道会让人难以忍受。”任恺承认，但他对此早已习惯，轻松自如地在回收点中走动。任恺是个非常细心的人，他特意不戴口罩——因为分拣垃圾的工人们都不戴口罩，他不愿搞特殊而让人产生隔阂感。任回忆说，4年前加入利乐时，面试官一上来便问他能否适应长期出差和户外工作。他回答“只要不像海员一样一走半年就可以”。现在，他每月要在富伦造纸厂里呆上几天，剩下的时间则分给了散布在全国的回收商们。
“想了解利乐包的回收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回收商们呆在一起。”任恺说：“而且要给予他们尊重。”因此，他和同事的标准工作装束不是西装，而是运动鞋、双肩背包，自带一瓶矿泉水。
这个实验在中国完全是从零开始。利乐推动的利乐包回收处理体系遍布欧美，甚至在巴西都有成功实践，但任恺们从他们的国外同事处却无法得到太多借鉴。
“中国的情况太特殊了。”任恺解释说。关于包装回收，国际通行的模式是：由政府立法指导居民对垃圾分类；政府或有关组织向可口可乐、卡夫这样的包装使用者统一收取包装处理费(费用分摊比例则由他们与包装生产企业如利乐协商)；政府或组织收取费用后对富伦造纸厂这样的废弃包装处理企业给予税收、补贴和政策的支持。但在中国，包装处理费、垃圾分类、补贴、法律基本缺位，利乐只能指望市场经济在这一标有“利乐制造”印记的产业链中充分发挥作用：废弃包装处理企业的产品畅销带来利润，然后由它使用价格杠杆撬动回收体系，把散落在民间的利乐包“吸”上来。
在中国的这条产业链里，任恺和同事们不但要负责挑选企业、代表利乐参与和资助利乐包处理的技术研发，还要为选中的企业提供管理指导和一些设备投入，帮助它们进入市场。任恺将自己定义为“项目经理”：不需要精通利乐包处理技术，但要能将所有与利乐包回收有关的人都组织起来。因此，利乐的环保工程师们都有外交家的特质：他们每天都要面对上至企业老板下到拾荒者等形形色色的合作者。任恺大学学的是造纸，在加入利乐前，他一直在中国这一最不环保行业中任职。造纸出身对推广业务有利，任恺一开始去和大大小小的造纸厂沟通，说利乐包可以回收用作造纸原料，人家连门都不让他进。专业背景使他找到了和造纸厂厂长们最初的共同语言。
事实上，一开始，任恺在这个职位上所面临的困难不少源于利乐公司的特殊地位，外人对“利乐的环保工程师”常有风言风语。这家公司一直是环保份子和舆论的标靶：在全球饮料和牛奶行业广泛使用的无菌复合纸包装中占据了70%左右的市场份额；大量技术专利和市场份额为利乐带来了令人眼红的利润(在一包牛奶中稳赚其成本的10%至15%)；人们总指责它与全球日益棘手的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有关。任恺代表利乐去推环保回收，动辄被贴上“伪善”的标签。即便是在公司内部，人们也有诸多疑惑：从2004年利乐在中国全面推广利乐包回收再循环以来，他们每年花出去的钱超过千万元(赞助技术开发和免费为回收商与纸厂提供一些设备)。不少人会置疑这种“纯花钱”又不讨好的部门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花了6年时间，任恺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让周围的人意识到，尽管中国的循环经济立法步伐迟缓。“但根据我们在欧美的经验，这一天迟早要来的。”在很多国家，利乐在都用自己的环保实验主动推进这类立法，这使得它从包装生产大户变成了环保积极份子，两者在舆论和产业链中的待遇可谓悬殊。“因此，现在多花点钱还是必要的。”任恺说。
同时，他们说服了一些合作者加入到这一环保实验中来，比如前面提到的富伦造纸厂的厂长羊军。他天生善于在竞争中寻找差异化手段突围——2000年接手富伦造纸厂时，这个日产8吨纸的小工厂得以在富阳地区400多家纸厂的竞争中幸存下来，是因为羊军独辟蹊径，靠搜集其他纸厂用来卷牛皮纸成品用的纸管做原料。利乐的合作者还包括民间回收大户林道平——林老板此前在广东做水果生意，2007年南方雪灾让他损失巨大，他干脆转行做起了“没有人做，不容易坏”的利乐包回收生意。他们现在都相信任恺和利乐所说的：干好用回收利乐包造纸这个偏门生意，不但有利于保护环境，还能够赚钱。
产业架构师
能够热衷于“利乐制造”循环经济商业链条的人大致按性格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对“循环经济”与企业社会责任全情投入，富伦造纸厂的羊军便属此类。任恺则截然相反：他更为冷静内敛，这是天生的产业构架师的性格。
任恺是典型的上海人，工作时温文尔雅，很少出现急躁情绪，永远从产业链层面考虑问题。在利乐所找到的合作伙伴中，任恺一直在过于谨慎、迟迟不愿投入的人面前扮演“循循善诱”的推手角色。但他也总是为急于扩大工厂规模的羊军泼冷水，经常“挑毛病”、提管理建议——后者有时半开玩笑地抱怨说他未免“太过冷静”了。
事实上，任恺如此小心谨慎，是因为利乐在中国构建的这条产业链几乎没有“盟友”——利乐在全球的回收体系大都能依赖政府立法甚至财政的支持，惟独中国除外。身为设计者，他们能清楚看到这条毫无“外援”的产业链的脆弱之处：一方面，中国城市生活垃圾一直为混合收集，这导致垃圾分类成本高、效率低；另一方面，真正乐意与利乐合作的企业一般规模和资金都很有限，单靠他们用收购价格拉动利乐包的回收，无论效率还是数量增长都十分缓慢(要保持2009年5%的增长并不容易)。这中间还存在着不可抗拒的大环境影响：2008年上半年，利乐包的收购价格是每吨1800元，进口废纸(普通纸厂的原料)的价格是每吨2900元，富伦造纸厂还有成本优势参与竞争。但随着金融危机迅速到来，进口废纸价格降至每吨1200至1300元，利乐包的回收价仍在每吨1800元徘徊，废弃包装处理企业已毫无竞争优势，连生存都岌岌可危，惶论其他。
最终，利乐将宝押在自己赞助开发的铝塑分离技术上。富伦造纸厂在没有使用铝塑分离技术时，处理一吨利乐包，可得到500公斤纸浆，和250公斤铝塑筛渣(塑料与铝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最多卖到每吨1200元。在使用铝塑分离技术后，工厂继续将其分解为铝和塑料，塑料在市场上可卖到每吨1500元，铝则价格更高，是每吨7300元。富伦每年处理无菌复合纸包装近1万吨，使用铝塑分离生产线后，月销售收入增长可达25%。这部分新增赢利给羊军带来了与普通纸厂竞争和继续扩大回收网络的空间。
同时，任恺们正在努力“加固”这条产业链。2010年，他们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加盟者——上海东冠纸业。这个旗下有“洁云”牌生活用纸的企业开始从位于厦门的一家利乐包回收工厂购买纸浆，生产上海世博会的指定卫生纸“自由森林”。有东冠这样的企业加入，能使回收产业链的结构更为牢固一些——以往羊军以均价每吨1600元收来的利乐包，能制造成每吨5000元的牛皮纸；而1公斤“自然森林”的卫生纸，就可以卖到将近20元。
面对这些后来的竞争者，被利乐先前挑中的小企业心中难免五味杂陈。东冠纸业这样的大企业与羊军这样的造纸厂产品存在差异，还不会对它们构成太大威胁。但如果这一行业中挤入太多产品同质化的中小企业，势必发生恶性竞争，并且抬高利乐包的收购价格，导致企业利润下跌。甚至利乐自己，这一产业链条的设计者，也会被矛盾心态所左右。最近一次明显的表现是在他们支持一个山东公司开发铝塑分离技术时：一方面，开发者处于商业考虑会希望这一技术迅速市场化；另一方面，利乐也意识到，这个技术如果催生出一批中小企业蜂拥上马利乐包造纸项目，利乐费时费力所搭建的规范、脆弱的回收体系就有可能会被短期逐利的价格战冲垮。
“对利乐来说，这有点像在走钢丝时小心翼翼维持平衡一样。”利乐的一位高管承认，作为产业链的设计者，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是利乐包回收比率大幅度上升。尽管对其中的一些企业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但最终，任何企业，包括利乐都要服从市场规律。”任恺说——这是典型的产业架构者的思维方式，“太过冷静”，不带过多的偏袒。
回收的玻璃顶
不管愿意与否，环保工程师们在这条打有“利乐制造”标记的产业链中担任了五花八门的角色：他们要做“循环经济倡导者”，代替政府向公众宣传和推动垃圾分类；为自己选中的再生产品制造企业提供管理咨询，并且偶尔充当回收行业秩序的调解人。作为最坚定的回收处理体系推广者，他们偶尔会承认自己也有“推不动”的无力感，中国的现实复杂到远非一家跨国企业就能让循环经济概念畅通无阻的地步。
回收商范忠的回收场坐落在南京南郊一条乡间泥路的尽头，场地的一角静静的放着一台1米宽、2米多高的小型打包机，空气里回荡着变质牛奶的腥味。范忠现在是利乐在南京唯一的回收商，每个月他为羊军回收六七吨利乐包，而利乐对他的期望是2010年第3季度实现每月平均20吨的目标。
“如果要提高回收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扩大规模增加人手。”任恺说。他去年就催促范忠多雇人，但范忠出于生意经拒绝了，至今还坚持连他在内两个正式工、1个临时工的规模。“只有保证目前配置才有盈利，加人我会亏。”范忠说。除了人手限制以外，还有一点不能忽视：范忠的卡车进不了市区，只能在人口并不密集的城郊回收利乐包，这就意味着他掌握的回收网络极其有限，让扩大回收量变得有如天方夜谭。
双方的合作到这里看似陷入了僵局。
这是任恺日常工作中最常见的困境：范忠完全有理由不接受他的建议。事实上，任恺和利乐选择在这条商业链条上扮演帮扶者的角色，就像他大学乃至后来在足球场上最擅长的位置一样——助攻。利乐免费借给范忠打包机，他们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更没有金钱往来。这就要求任恺必须想对方之所想，尽力帮他解决问题。任恺一向以“点子多”著称，他的老板评价说他有着宝贵的天赋，“总是能先人一步去找解决方案，用事实说话。”
“利乐制造”商业链条中最大的回收商林道平在广东，2009年为利乐贡献了超过1600吨的回收量。林的回收网络几乎已经是利乐包回收商的完美状态——60%来自垃圾填埋场。在广州开拓回收资源时，任恺和同事坐着公交车在市区里转，他们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笃信贴在墙上、电线杆上的小广告。于是他们便将“牛奶包可以回收”的信息用海报的方式贴到广州市的各个小区里去。事实证明，这一宣传方法相当有效，也为林道平带来了好的开始。
但是，以上这些都是完全靠价格说话的社会回收网络，任何一环在都有可能“撂摊子”，或者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而断裂。在这次会面中，范忠带任恺去看自己的一个固定回收点——那是南京玄武区一所小学负责牛奶房的一位女校工。她把学生喝完的利乐包集中收集起来，只有在周末学生不上课时范忠才能开车来收取。如果不幸碰上学校运动会或者老师加班开会，就必须延期。范忠告诉任恺，这个女校工下半年要辞工回家带孩子，这条线可能又要重新再建。
“目前，国内的回收源头非常乱。”任恺说。没有政府强力介入，他们只能扶持和依靠像林道平和范忠这样的人。这些民间回收大户在这一商业链条中成为利乐包回收的枢纽，他们连接着各个垃圾填埋厂、废纸收购点和蒙牛、伊利这样的利乐包装使用大户(从工厂中回收他们的废弃包装)，并且也能通过自己的下家——那些更小一些的回收公司来面对成千上万的拾荒者、知道“利乐包”能卖钱的环卫工人和城市居民。
从范忠那里临走时，任恺从自己电脑里拷贝了一个文件给他，里面是厦门回收商在市内自己租地方设回收点的方案，他们用这一方法解决了车不能进城的难题。“你可以先不做，但要看看。”任恺对范忠说：“等我下次来，我们一起讨论你能不能自己在南京市内设点。”
政府的力量
2009年的一天，正在香港出差的任恺，接到了温于诚要求谈合作的电话。温来自上海环保宣教中心，正在为上海市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在上海市区的各个小区开展环保宣传和服务。
在社区搞了几次宣传回收利乐包的活动后，任恺发现，温于诚与上海市的各个小区街道的管理者都很熟悉。过去，利乐在上海郊区的回收大户们遇到过和范忠一样的问题——车无法进入市区，在市内难以寻找回收源头。依靠温于诚和上海市固体废弃物管理处的力量，任恺实现了自己在上海市中心建立多个利乐包回收“短驳点”的想法：它们大都设在较大的垃圾中转站或小区垃圾房里，每个短驳点配备有利乐提供的打包机，小区保洁员将利乐包收集起来，定时交给被上海市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允许进入市区的回收大户们。来自政府的力量很轻松地帮助利乐解决了难题——上海地区回收大户的利乐包回收量从每月50吨猛增到了200吨。
这一模式之所以在上海可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上海市目前已经开始全面推行四色垃圾分类，尽管其管理办法极其复杂——不可回收垃圾由环卫所负责，有害垃圾归环保局，玻璃类有专门处理的厂家，可回收垃圾归小区保洁员自行处理。
利乐人对这个小小的利好消息非常敏感。事实上，这意味着在中国“循环经济”中一直缺席的政府正逐步归位。凭借利乐在海外的经验，政府也是改善中国毫无社会保障的拾荒者生活环境的重要力量。从1992年起，非盈利环保组织“塞普利(CEMPRE)”帮助巴西政府将拾荒者收编成为了类似合作社的法人组织——这等于是政府早将垃圾分拣产业化，并使拾荒者的地位合法化。在这个实验里，政府负责为合作社的垃圾分拣提供固定的地点或场所，“塞普利”、企业和其他NGO则为合作社提供核心设备——压缩打包机和管理指导。合作社管理下的拾荒者的月平均收入可以达到200美元，相当于巴西最低工资水平的两倍。“而巴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为中国提供很好的借鉴。”任恺说。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非需要全部照搬国外的经验。”任恺的一位同事回忆说，在一次访问欧盟废弃物包装管理机构时，有欧盟官员告诫他们：“千万不要随便复制德国的回收模式。”一些东欧国家效仿德国，由企业和政府牵头投资建立了昂贵的回收体系，结果引发了一场正规军(政府企业支持的回收部门)和拾荒大军的资源争夺战，硬生生抢夺了后者的饭碗。
“不管怎样，上海已经是目前中国在垃圾分类方面行动得最早的城市之一。”任恺说，和温于诚的合作使得他们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说到底，这个链条最终的发展还是跟政府的推动密切相关。”
环保工程师们在这条打有“利乐制造”标记的产业链中担任了五花八门的角色：他们要做“循环经济倡导者”，代替政府向公众宣传和推动垃圾分类；为自己选中的再生产品制造企业提供管理咨询，并且偶尔充当回收行业秩序的调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