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一样的“革命后代” 叶大鹰就这样被定义成红色电影导演。但实际上,他没在任何官方电影机构挂名。他是一个体户。 在拍摄《红色恋人》时,他遇到一个理解上的差异:在国内,主人公是共产党员,被套上红色电影的帽子;但在开罗电影节获奖时,评委会主席说,这就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
“我也拍过《大喘气》、《走过幸福》这样的电视剧,但我确实有一个红色三部曲,确实崇拜这种为理想,为信仰牺牲的人。但我从来不代表谁说话。”叶大鹰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专访时,强调自己的独立身份,“我拍电影一直是个体户,到现在,我没有挂靠任何公司,也没有工作室,你要想找叶大鹰拍片子,直接打我电话就行。” “另外,通过你们杂志,我澄清一下,我不是高干子弟。百度词条里,说我是国防科工委高官的儿子,那是我大伯叶正大。我父亲叫叶正明,排行老二,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叶大鹰在采访结束几天后特地打电话给记者,“再不行,过几天,我发表一声明。我没沾过高干子弟的好处,全是压力。” 叶大鹰从来没有见过爷爷叶挺。早在1945年,叶挺就已遇难。8岁前的叶大鹰从长春到北京,过的是放养般的生活。他很小就会背爷爷那首着名的《囚歌》,但感知到的却是人们对自己的苛求。他做了一个比喻:我偷一个西瓜,人家说你怎么能这样,你是革命后代。我上学表现好,人家说,你是应该的。 1966年,“文革”开始。叶大鹰的父母成了走资派,他被划分成“可教育的子女”。很快,他们全家被流放到上海。那时,他最擅长写检查,能把检查写得情真意切,让老师痛哭流涕。他开玩笑说,其实写检查跟拍电影是一样的,得字里行间弥漫激情,有一种把对方拿下的劲头。 如今,叶大鹰个性里的“张扬,痞气又带着点玩世不恭”的气质,很多程度上是来源于“文革”的经历。作为一个成分不良的孩子,他始终游移在主流体制外。他曾说:“好人的标准是统一的,但做坏人却可以活得自由自在。”长大后,他恨过那个时代,但回头想想,那个时代又能让人活得极端又极致。 1978年恢复高考后,叶大鹰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和他前后进入电影学院的一批人,很多都是“文革”后父母官复原职的红色子女。叶大鹰觉得自己的经历和那帮人有着天壤之别:“像田壮壮他们,‘文革’受苦了,但父母官复原职以后,他们沾着很多好。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我得什么利益了?我父母就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另外,我也不是大院子女。” “作为叶挺的后代,我是被动接受的。我一直这么理解,我没权力。假如要让我重新选一个,我情愿选老百姓,真的,因为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