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生活的鲜明特点是 企业家们的公共生活(3)



建设这个组织的DNA 

王维嘉被责成带队,负责提出修改动议,再提交“最高权力机构”表决。这是一次对原有章程的大规模梳理。 

王维嘉坚持的原则是,“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主要是倾听大家的声音”。为此,他跟北京地区的理事座谈,然后自掏腰包,专门跑了深圳、昆明、上海等片区开沟通会,最后总结整理。又把原有章程里那些明显违反逻辑、定义混淆不清的地方,一一梳理清楚,同时还要兼顾规则的严密性与效率的均衡性,因为“我们不能像美国议会那样为一件事儿吵上两三个月”。 

“我是一个编程序的工程师,绝对不会让程序走到一个死角出不来。”这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说。 

这已经是该协会的第三版章程:从第一版的13章65条,到第二版的14章71条,直至这个版本的19章108条。协会甚至专门成立了独立的章程委员会,只对理事大会负责,并专章写入章程。 

“我们的章程永远是开放的,”秘书长杨鹏说,“先想办法来解决遇到的问题,然后觉得应该变成章程的一部分,就写入章程,把好的办法变成制度传统。” 

而这样的制度建设被王石称为是建设这个组织的“DNA遗传基因”。 

根据协会的这部“根本大法”,会长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会长可以定期召集执行理事会,决定时间、地点和议题,但没有任何决策权,只有一票。会长可以提名秘书长名单,但必须经执行理事会表决。总共有三个环节决定财务总监人选,会长只是其中一环。 

更多的时候,会长得多尽些义务。比如协会与国际大自然保护协会谈合作,秘书处告诉王石,要是会长参加能起到推动作用。王石就明白了:“不是说要我去谈什么,只是需要我坐在那儿。于是,那天我就坐在那里。一坐就是一上午。” 

而且,会长还得面临被监事会弹劾的危险。杨鹏说,自从任志强当选第二任监事长,“搞得现在当会长都很紧张,我也很紧张,开会之前他都会找人来查账。” 

任志强前后共3次竞选监事,第一次选举大会和后来的一次监事增补都没选上,直到第三次。那是2007年的换届选举,他锲而不舍地发表了竞选演说:“我参加了15个基金会,有6个是副会长,大部分是常务理事,只有一个连监事都选不上。” 

到目前为止,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他所有捐款的19个基金里面捐款额最低的,但是花费时间最长的。 

“每次会上我们都会提出大量的反对意见,他们很怕我们提出问题,现在他们基本上都是受到批评,还没有受到过表扬。”这个据说连上厕所都拧着眉头、被会长王石称作“大炮筒子”的人说,“我们监事会严守一条线:绝不干涉执行理事会决策。我们的监督主要集中在财务制度和决策程序,以使他们的做法符合章程。” 

这位监事长还不时告诫秘书长杨鹏:“一切公共事务都要建立在你们的恐惧之上,你们才不会以权谋私。” 

几乎每次开会,监事会都能找出问题。以至于秘书处现在学乖了,在监事会派人来查之前,他们自己先自查一遍甚至数遍。但仍有被抓个正着的时候。杨鹏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是执行理事会已经批准将一笔500万元的闲置资金拿去做短期投资,秘书处又将另一笔800万元的闲置资金也拿去做了短期投资。尽管很快收回并且有盈利,但还是在会上“被批得灰头土脸”,会长王石也为此作了检讨。 

后来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讨论要不要将这段记录公开,杨鹏说,当然要上网。在这个组织里,会议记录、各种资料、审计报告以及财务报表,都被要求公布在网上,供会员和公众监督。 

财务预算管理制度极大地限制了秘书长的权力。预算编制和审批是协会一年中最重要的工作环节之一。杨鹏说,一旦年度预算经“最高权力机构”通过,“就成了法律”。秘书处把一年的预算大幅张贴在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遵照执行,即便是有决策权的执行理事会也只有20%的调整幅度。 

协会最初只有一位兼职财务人员,现在则既有对秘书长负责的财务经理,也有对会长和监事长负责的财务总监。财务总监定期向上汇报,“报什么可不经过我。”杨鹏说。 

这位秘书长有时为联络感情想请部下吃顿饭,得自掏腰包。他向协会报销的发票,得注明时间、用途,还得写上联系人电话,以备核查。 

“这种训练,得从娃娃开始” 

尽管有一套严密的制度和规则,但有时企业家们还会不知不觉越过界线。 

比如,执行理事们时常给秘书长直接打电话,提出意见,要求遵照执行。有时候,两个执行理事的意见恰好相反。有一度,秘书处疲于应付。 

“权利表达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杨鹏很久以来为此困惑。现在他的做法是,委婉地提出:你的意见我只能当作建议,不能当作指示,按章程,只有执行理事会集体的决议对我才是至高无上的。 

在第一任秘书长卸任后,新任会长王石迟迟提不出新的人选,几名执行理事一次讨论到底谁合适,商议是否酝酿个名单出来。这个好心的提议立刻遭到王维嘉的反对:“按照章程你们不应该讨论这个,因为你们没有提名权,你们讨论出一个名单来算什么?”一场可能造成误会甚至分裂的事件因此被阻止。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是几年里一点点磨出来的。”杨鹏说。 

他发现,由于“辩论、选举、表决,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没有相应的训练”,所以,几年来,企业家们一直都在学习这些基础常识,甚至包括怎样开会。 

以前开会,经常有人随意打断别人发言,说着说着就跑题了。有时,两人争吵,其他人就一旁听着。有一次,一位香港企业家忍不住抗议:哪有这样开会的?应该先要有动议,再有人附议,然后表决啊。 

“动议”这个词语,尽管据《罗伯特议事规则》第10版译者袁天鹏考证,孙中山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引进了,但协会内的大陆企业家们起先大多对这个概念很陌生。 

2008年,杨鹏找到袁天鹏,与他签定合同,请他为协会专门制定一套《SEE议事规则》。“这大概是国内第一份单纯为了制定一套议事规则而签署的合同。”袁天鹏说。 

最后磨出了43条条款,详细规定了发言、辩论、动议、表决、选举、会议议程等规则。“真正的决策民主,只能靠不打断、不跑题、正反方轮流发言等等细碎的规则来实现。”这位议事专家强调。而这些“细枝末节”的背后,才有“议事的效率,以及议事程序的正义性”。 

2008年12月底,这部《规则》在执行理事会上通过,正式成为协会第四版章程附件。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开始运用这套规则议事。 

会长王石穿着一双左脚裂开一道口子的棕黄色皮鞋,走上讲台充当会议主持人。要发言需要举手申请,发言不得超过3分钟,时间一到,王石就敲响手中的槌子。 

当秘书处提交的项目预算遭到质疑时,王石忍不住想发表意见。但按规则,主持人不能就讨论内容发表看法,于是王石只能将主持权力暂时移交给别人。要知道,只有在一个动议讨论表决结束之后,他才能收回授权。 

尽管有争论,有异议,但大家有序按照“动议——附议——表决”的流程进行。据协会NGO合作部主任郭霞估计,这次会议至少比以往节约了两个小时。 

“现在我们开会基本不怎么吵,大家都按章程来。”王维嘉说。每次开会,秘书处必然带着一本章程,以供参会者随时查阅。 

几年下来,杨鹏颇有感慨:“中国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经济如何可持续发展;二是公共领域如何更加民主法治,都是一个渐变过程。平等的人在一起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是需要训练的。而这种训练,真的应该当成现阶段非常重要的任务,得从娃娃开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主攻非营利组织管理研究的副教授田凯,在今年研究过SEE协会的整套治理结构后,感到“非常诧异”。 

“中国竟然产生了这么一个组织”,他说,“我以前觉得这样的治理结构应该是比较大型的国际组织才会有的。” 

 公共生活的鲜明特点是 企业家们的公共生活(3)
这个令他“印象深刻”的组织,即将在今天迎来第二次换届选举。两年前的第一次换届选举上,他们发表竞选演说,拉起布帘设立秘密写票间。大陆企业家们“傻乎乎”地看着台湾企业家拜票、拉票,甚至一位台湾企业家还请出太太高歌一曲,为自己助选。而这一次,“我们估计也会有故事。”一位大陆企业家预言。 

5年来,企业家们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据张树新观察,王石最初来开会时的表情,跟后来都不一样。这位强势的企业家自己就曾多次说过,在他原先的词典里就没有“妥协”这个词,但现在他学会了妥协。 

而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则变得认真了。“他唯一不讲黄色笑话的地方,大概就是在这里的会场上。”张树新笑道。 

至于她自己,5年来的感慨是:“把公共精神,真的转化为公共组织,然后形成公共能力,最后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起到该起的作用,我觉得我们就没白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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