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国，一谈到管理学中经验学派的代表人物，往往首推德鲁克和戴尔。细究起来，这两位的情况有所不同，德鲁克自己没有说过他属于经验学派，而戴尔的经验学派代表身份则毫无疑问。 国内将德鲁克划归经验主义学派，最早见于1981年马洪为《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撰写的前言：“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德鲁克、戴尔等人。”至于这样划分的原因，马洪没有详细解释，仅说：“他们认为，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都不能完全适应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关企业管理的科学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以大企业的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加以概括和理论化，向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实际的建议。” 显然，以80年代初期中国对管理学的认识来看，这样的划分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德鲁克同戴尔、斯隆、福特等人的管理思想存在许多共同之处。然而，德鲁克本人却始终自认为是一名“社会生态学家”，事实上，德鲁克同其他经验主义者之间确实存在不少根本性的分歧。所以，从今天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德鲁克来看，不加辨析地将德鲁克划归经验学派阵营，是不恰当的。 具体而言，德鲁克的管理研究同以戴尔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具有相同之处，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研究起点上，双方对管理学的研究都始于企业的实际管理经验。如前所述，戴尔对管理经验的强调，构成了经验学派的主要特色和理论倾向。同样，德鲁克的管理理论也是来自于企业的管理实践。事实上，德鲁克对管理学进行研究的开端，始自1943年秋他对通用汽车公司展开的长达一年半的实际调研。然而，双方只是研究起点相同，在这种貌似相同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分歧。 其次，在研究的侧重点上，德鲁克同经验学派都重视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的实践。在德鲁克看来，管理是一种实践，更是一种人文艺术，而不是一条条空洞的理论原则。正如雷恩所言，“他的贡献主要在于管理实践领域”。因此，德鲁克将1954年出版的书定名为《管理的实践》，而抛弃了当时最流行的“管理原则”。戴尔对管理实践和经验的强调，我们可以从《伟大的组织者》中窥见一斑。至于斯隆、福特等人，他们本人就是大企业的所有者兼管理者，通过《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斯隆自传)、《我的生活和事业》(福特自传)等著作，他们都比较详尽地记录了自己多年管理实践中形成的成功经验，都对本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的管理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次，对管理研究的目标定位上，他们具有一致性，都是为了维护自由企业制度。所谓自由企业制度，指的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独立作出自身所有决策的制度。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和企业井水不犯河水，政府作为仲裁者，不能干预企业内部决策。在德鲁克、戴尔、斯隆看来，自由企业制度是美国甚至西方文明强盛的关键，一旦企业绩效不佳，就会为政府管制和介入提供借口。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长远来看，必将摧毁自由企业制度。所以，为了拒绝政府管制，更为了维护自由企业制度和业已取得的自由成果，必须提高企业的管理绩效，所以才有了研究管理学的必要。 虽然德鲁克同经验主义者存在着上述相同点，然而，严格来说，第一个相同点仅仅是表面相似。因为德鲁克的管理研究虽然始于在通用汽车公司的调研，但是真正的研究基础和理论方法却另有源头。德鲁克在涉足企业管理之前，就出版过《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文译本由台湾宝鼎出版社有限公司于2005年翻译出版)和《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两本专著。这两本专著，更能反映出德鲁克思考的焦点。所以，与其说德鲁克的管理研究始于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经验，不如说源于对社会变迁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分析。 德鲁克同经验主义学派的理论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双方理论的逻辑进路不同。德鲁克的第一部专著是《经济人的末日》，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的秩序崩溃是极权主义兴起的根源。为了避免重蹈极权主义覆辙，需要重建社会组织，恢复人们在社区中的地位，发挥人们在社会中的功能。而现代组织(以企业为代表，后来以非营利组织为代表)的兴起，恰恰为社会的重建提供了平台，有望最终形成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三足鼎立的稳定格局。所以，为了维护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发展，必然要求上述三个部门有绩效，否则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可能重蹈极权主义的覆辙。提高组织的绩效，唯一的办法就是研究管理，而这正是德鲁克管理学的起点和目标。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够理解德鲁克后来提出的一系列管理学概念，包括成果管理、绩效管理、目标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知识社会等等。归纳起来，德鲁克的管理研究，以社会为平台。 不同于德鲁克，我们可以从《伟大的组织者》一书中发现，戴尔对管理学的研究，始于伟大的组织者的管理经验，通过运用比较法，戴尔对不同组织者的管理经验进行总结，找出其中的共同之处，并将其概括成为供经理人参考的管理“准则”。纵然戴尔也强调成功的企业对于社会的重要作用，但是，戴尔的出发点并不是社会，而是管理者的经验。在这一点上，戴尔更接近于斯隆，而不是接近于德鲁克。斯隆基于自己多年在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经验撰写的自传，同戴尔是一条道路。戴尔的管理研究，以公司组织为平台。 第二，双方的研究方法不同。德鲁克作为一名“社会生态学家”，对管理学的研究采取的是他特有的“社会生态分析法”，具体而言，他总是从社会、经济、政治的情况出发，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现状及其变化，尤其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从而找出具有启示性的“明日地标(Landmarks of Tomorrow)”，据此分析组织面临的管理问题，提出管理建议。早期德鲁克的著作，多数是对于社会的分析，正因为有这些专著作为基础，德鲁克才能够撰写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管理实践》，从而确立了他一代管理宗师的地位。同样，德鲁克晚年的作品，依然坚持这种思路，在《管理前沿》(Frontiers of Management)、《管理未来》(Managing for the Future)、《管理新现实》(The New Realities)、《功能社会》(A Functioning Society)等著作中，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分析，均放在全书的前半部分，之后才是关于组织和管理的内容。可以说，德鲁克运用“社会生态分析法”研究管理学，并贯穿其研究生涯的始终。 与之相对应，“经验主义学派认为管理是‘经验的研究’，他们采用案例分析或欧内斯特8226;戴尔的比较方法作为传授和描述管理学总体的方法”。在《伟大的组织者》中，对四家著名企业的成功经验的分析，构成了该书的主体。再如，一般被认为是管理过程学派的英国管理学家林德尔8226;厄威克上校，1956年出版了《管理备要》，总结了70位管理先驱的思想及其对管理学作出的贡献。这同戴尔的《伟大的组织者》可谓“姊妹篇”，一个是总结管理先驱的经验，一个是总结现实经理人的经验，二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人也将厄威克划归经验主义学派的阵营。
第三，双方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同。德鲁克自通用汽车公司始，研究企业组织的管理问题，但他也自始至终都关注政府管理。在其晚年，德鲁克将关注的目光放到了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方面。纵观德鲁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他试图将其管理学研究的范围涵盖到所有现代组织(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提出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理论假设，从而创建管理学新范式。正因为如此，德鲁克管理学始于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洞察，更多的是对社会的分析，而不是仅仅限于管理的范畴。如德鲁克自己所言：“作为一个作者，我最为人熟知的是管理方面的著作，在美国尤其是这样。但是，我最初和最首要的关注并非管理，我对管理的兴趣始自我对社区和社会的研究。事实上，我更多的著作不是关于管理，而是有关社区、社会和政体。而且，在我撰写的15本管理书籍中，只有两本与‘工商管理’有关：一本是1964年的《成果管理》—这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在数年后被称为‘战略’，另一本是我在1985年所著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在德鲁克不平凡的一生中，共有39本书出版发行，包括15本管理书籍、2本小说、1本关于日本艺术的书，其余21本全部是关于社会、社区和政体的。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德鲁克自己的说法，他是公认的管理大师，但首先是一名优秀的“社会生态学家”。正因为德鲁克的管理学始于社会生态分析，这犹如医生看病之前先给病人把脉，所以，他提出的管理观点和建议才能够切中要害，而不至于随着时间的流逝迅速过时。 以戴尔、斯隆、福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他们的视野远没有德鲁克开阔，而限于“工商管理”的范畴。戴尔曾在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并获得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在以后的研究生涯中，他始终没有超出工商管理的范围。研究领域的“专”，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精”。同德鲁克相比，戴尔更加“精深”，而德鲁克则更加富有“远见”。 通过对德鲁克同经验主义学者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德鲁克同戴尔代表的经验主义管理学派虽然存在理论上的共同点，但双方的差别更加不容忽视。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将德鲁克划归经验学派，甚至以德鲁克作为经验学派的代表，那么不仅会对德鲁克理论有所曲解，而且会对经验学派的理论有所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