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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学派的戴尔与研究企业史的钱德勒是同时代的人物，两人都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这一时期的欧美社会，正经历着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巨大转变。千百年来传统的小生产海洋中，突然崛起了以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Trust)为代表的垄断大企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庞大的经济巨无霸耸立在人类面前。它的正面是伟岸的身躯，背面是巨大的阴影。时代要求人们对此作出新的解释。 时势造英雄，顺应时代要求，戴尔与钱德勒都走上了对这些新型企业组织的解释研究之路。他们两人一个出生于欧洲，另一个出生在美洲；一个先后在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另一个在哈佛大学学习社会学。 戴尔的童年经历了德国战败、被占领、通货膨胀带来的社会秩序大混乱。青少年时期，又目睹了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体验了危机导致的恐慌。作为一名出生于德国的经济学学生，戴尔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在德国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新历史主义学派的影响，在对经济学的研究中，重视对历史材料和前人经验的总结概括。20世纪30年代初，戴尔在剑桥求学。身处英伦，经验主义传统又浸润着戴尔的思想。历史主义经济学派的影响，英国的经验主义氛围，以及奥地利学派的潜移默化，使戴尔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英美的经验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 同戴尔的处境不同，钱德勒出身世家，六岁就“决意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祖上同杜邦家族、福特家族都有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个人兴趣和家庭背景，构成了钱德勒研究企业史的原动力。在哈佛研究生院学习期间，他师从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后来又在哈佛大学企业史研究所担任经济学家约瑟夫8226;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助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熊彼特的经济史分析，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钱德勒的学术取向，奠定了他独特的企业史研究视角。尤其是帕森斯，他是马克斯8226;韦伯的推崇者，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在世界上的影响之大，帕森斯的传播功不可没。这样，导致钱德勒偏向于理性建构主义思想。 戴尔与钱德勒两个人，一个出生于德国，却接受了英美式的经验主义；另一个则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却因缘际会走上了欧陆式的建构主义道路。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造成两人理论差别的缘由所在。甚至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中，分析同样的资料，面对同样的企业，戴尔看到的是“伟大的组织者”，而钱德勒关注的是“事业部制结构”；戴尔着眼于企业家，钱德勒着眼于公司战略。 更有意思的是，两个理论取向不同的学者，采用的却是共同的方法，即比较法，甚至比较对象的选择也大半重合。阅读《伟大的组织者》和《战略与结构》，可以发现两人的学术观点都是通过对典型公司的比较得出来的。戴尔指出，“对那些必须解决当前面临的组织问题的人来说，比较法似乎是最有用的。”“某些最好的答案可能来自用比较方法对组织的研究，这种方法就是认识和描述不同组织结构中的基本相同点。对这些相同点的搜集和分析可以产生一些能够作为预测未来发展的工具而应用于其他类似或可比较情境的一般结论。”钱德勒也强调：“这种比较的方法确实是对现代工商企业的历史进行这种连续不断研究的适当方法。”戴尔比较了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国民钢铁公司和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的管理经验，钱德勒则把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西尔斯公司进行比较。实际上，在钱德勒的理论研究中，比较的范围更广，除了这四家公司以外，美国现代工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大企业以及英国、德国的大企业，他几乎无一遗漏地进行过详细比较。 虽然运用的是同样的方法，然而两人得出的结论却不一致。戴尔认为，四家大公司能够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重视领导者的成功管理经验。例如在对杜邦公司成功的原因进行总结时，戴尔说：“杜邦家族的人一贯强烈地倾向于信守自经验获得的价值观，因而运用其影响反对没有经验支持的演绎概念。……依据理性制定的并以经验为依据加以检验的基本原理成为管理和组织准则的框架。”钱德勒则强调，以杜邦公司为代表的美国现代工商企业，之所以能够取得持续的成功，是因为及时建立起了同公司战略相适应的结构—事业部制。 然而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理论分歧远没有像表面上的对立那么严重，反而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关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论证就是一例。戴尔强调所有者和管理者的互相制衡，指出了“花自己的钱”和“花别人的钱”造成的巨大行为差别；钱德勒则强调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对公司运行的正面影响，提出了美国式“经理资本主义”和英国式“个人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差别。 在《伟大的组织者》中，戴尔认为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国民钢铁公司、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企业所有者在企业中具有一定的决定权和管理权，能够同职业经理人的权力有效制衡，从而避免了独断权力的出现。具体而言，这些所有者在企业中的主要贡献如下：①提供业务上的才干(技术知识，管理技术，经过改进的管理技巧，催化性贡献)。②提高经营管理才能及其有效使用。③提供对基本问题进行自由讨论的机会。④提出基本的和独创性的组织概念。⑤提供杰出人才进入董事会。⑥对取得的成果进行评价。正因为戴尔认识到所有者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所以戴尔对所有者缺位与消失有着极大的担忧。 相比于戴尔重视企业所有者的立场，钱德勒更看重职业经理人在现代企业(包括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他认为两权分离，建立事业部制，职业经理人地位的确立，是现代工商企业组织成熟的标志。通过对大量史料的仔细爬梳，钱德勒指出，现代公司诞生之前，企业的所有者同时也是管理者，所有的生产和分配过程，都是由“老板自行管理的小型公司来执行的”。由于交通和通讯革命，企业的规模迅速扩大，对这种大企业的管理，超出了所有者及其家族成员的能力，于是支薪经理人逐渐走上历史舞台，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开始分离。随着市场状况和财务结构的变动，企业的股权日益分散，所有者及其后人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不断降低，“在1917年以前，企业家族或银行的代表已经几乎从未参与……中阶层管理的决策。即使在有关资源分配的高阶层决策中，他们的权力也仍然基本上是属于消极性的。”与此同时，企业中职业经理人的地位和作用却日益上升，他们不仅控制了企业的短期决策，而且也逐渐掌握了企业长远决策的控制权。“1963年，2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中有169家或84.5%是由经理控制。……到20世纪50年代时，在美国经济的一些主要部门中，经理式的公司已经成为现代工商企业的标准形式。” 平心而论，从整体上看，钱德勒对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不同作用的分析，可以更好地解读大型企业的发展历程，他为经理人阶层的崛起、科学管理运动甚至管理学的诞生寻找到了历史坐标。但是，戴尔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大企业的快速发展，所有者变成了“企业恐龙”而消失，导致管理权力支配一切，决策开始倾向于为了经理阶层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客户利益与社会利益，会孕育出极大隐患。从近期爆发的次贷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动荡来看，我们就不能不说戴尔的观点独具慧眼。 从戴尔与钱德勒的不同来看，如果不了解戴尔的观点，就无法看到管理权力独大带来的危害，就有可能在过去栽过跟头的地方再度摔跤；而如果不掌握钱德勒的理论，就难以理解经理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奥秘，就可能在现实面前惶恐不安而手足无措。也许，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任何理论，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理论本身的纰漏甚至荒谬，而在于某一种理论的一统天下。不同观点的交锋甚至抗衡，正是学术的正道。据《论语8226;子罕》记载，孔子有言：“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抱着一个无知的虚心态度，在两个极端的学术观点之间叩问，一直究根问底直到找出答案为止，才能够推进理论的不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