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广东省工商联近日发布该省首份“富二代”调查报告，报告称，未来5至10年将是非公有制企业主交接班的关键时期，30.5%的非公企业计划由子女接班——其实这样的代际交接已是全国普遍现象，富二代已非分散的个体，而开始以阶层的身份集体亮相。由于前代人财富中的原罪，加上本身负面新闻不断，富二代一出现就背负着沉重的污名和浓厚的贬义。为了摆脱这个污名，他们中许多人都想革“富二代”这个称呼的命，而改叫“新一代企业家”。(2月9日《广州日报》) 孤立地看这条新闻，并没有多大意思，这不过是被妖魔化的富二代在充满敌意的舆论围观下一种突破污名和寻求救赎的努力，他们一直在进行着这样的努力。如果与另一条新闻联系起来看，就很有意蕴了。 另一条新闻是有关穷人二代的，站在社会阶层另一极的他们也喊出了改名的声音。不同于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的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调研者发现，有些新生代农民工不认为自己是农民工。比如有年轻人应聘时就要求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还要有夫妻房，然后再谈工资待遇。他说自己不是农民工，是白领。(2月9日《中国青年报》) 富二代想摘掉富二代的污名帽子而叫“新一代企业家”，穷二代拒被称“农民工”而认同“白领”，发生在社会阶层两端这个不约而同的改名运动，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一个转型社会中的第二代人欲摆脱父辈的身份阴影而重估身份、重建形象、重新调适自身阶层认同的努力。刻板的形象即是一种牢笼，固定的符号即是一堵围墙，在代际更替中将成为社会主人的他们，不愿生活在上代人固化的阶层标签中，而想建立属于自己时代。拒绝富二代标签，就是想切断与富一代在身份序列上的脐带，而选择在名称上不依附着前代人的“新一代企业家”。拒绝农民工标签，也有着同样的价值追求：我们不是穷二代和农民工，我们想成为自己，我们想成为白领。 富二代和富一代也好，穷二代和农民工也罢，那仅仅只是一个符号和名称而已，赋予它们意义的是这个社会的贫富结构。富一代和农民工所以成为问题，所以背负着那么沉重的包袱，正源于这个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阶层鸿沟。富人和穷人生活在社会的两个极端，一个高踞于云端，一个生活在底层。每个社会都会有富人和穷人，我们的问题在于，富人和穷人的比例都高得不成比例，而且富和穷的差距大得惊人—更重要的是，穷人和富人在财富关联上有着一种强因果关系：“富人太富”正源于“穷人太穷”，富一代的财富很多时候正建立在对农民工资源的侵占和剥夺上(比如不公的征地、低工资战略、城乡剪刀差)。 所以，富二代身份与生俱来的污名色彩，农民工称呼与生俱来的歧视意味，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阶层对立和身份冲突的共生物。富二代的污名化与农民工的贱名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有人发明了一个词叫“黑夜政治”，这个词的含义是：一些白天干着卑贱工作的下层人，到了晚上漆黑一片的时候，就会伺机对富人施暴、砸石头、毁财物。总之，这看不到的“歹徒”很可能就是白天毕恭毕敬地为你擦鞋的下人，他们的“政治”是在黑夜—这个词很贴切地描述出贫富问题相伴共生的内在关联。有生活得很不好、处处受歧视的农民工，就有生活很不安全、处处遭唾弃的富一代；一个社会中，如果穷人的日子不好过，那么富人的日子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虽然坐拥亿万财富，但仇富的环境让他们根本享受不到正常社会一个富人应有的尊荣。 富二代的污名，穷二代的受歧视，正是富一代和农民工在贫富悬殊中激烈冲突从而留给后辈的遗产。富二代和穷二代不约而同地吁求改名，就是想摆脱前代人冲突留下的阴影。那个拒绝被称为“农民工”，而想向他的老板争取白领待遇的新生代农民工，他所面对的老板，可能就是一个拒绝被称为“富二代”，而想在“新一代企业家”的新名称中重树形象的富二代。 名字只是一种外在符号，改名，实际上是一次新一代富人和穷人身份的重新定位和关系的重新调适。不想当农民工，就是不想再像过去那样在社会中处于被歧视、被驱逐、被边缘、被掠夺的地位。而不想被叫富二代，就是不想像过去那样在法律之外积累财富，不是通过掠夺他者积累资本，不是以父辈的方式在权贵结盟中聚敛财富。富二代想当新企业家，穷二代想当白领，这是新一代人想弥合父辈的分裂而寻求共识的努力。与过去一样，穷二代和富二代的吁求也依赖着对方，穷二代能不能获得白领待遇，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新企业主给不给他们这种尊重；富二代能不能成为新企业家，又在很在程度上依赖着穷二代对他们的态度。这仍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结果取决于彼此对对方的行动。 名字是很好改的，可是，能不能获得与名称对应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资本，取决于富二代和穷二代在调整彼此的关系和重建价值的努力。如果富二代能告别前代人的原罪，摆脱对权力的依附，让创富更加阳光。而穷二代能有权利意识，更有进取心，能通过努力在政治和法律上争取到有利于自身的改变——两者的共识是共同置于一个公平的法律之下，是在有法治的市场中定位各自的身份。 有意思的是，富二代和穷二代的改名都指向了一个具有中层色彩的身份，富二代不想像过去那样以“富”居于顶层，“新企业家”更多是一个中产的标签。穷二代不想像上代人那样以“农”沉于底层，他们想成为白领这样的中产阶层。富人不想过于暴富，穷人不想过于贫穷，大家都青睐更偏向于中层的身份。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隐喻，隐喻着社会各阶层趋向稳定的诉求。他们的共识是：富人太多太富和穷人太多太穷，社会都充满着对抗和不稳定，而只有一个中产占多数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