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走西口》的主人公以山西人为主体,不少陕西观众看了以后,不免为陕西失去“走西口”这种文化资源而惋惜。其实,“秦晋之好”作为历史美谈早已家喻户晓,秦商与晋商素以山陕商人并列,“走西口”作为文化资源在秦晋之间是水乳交融的,关键是如何善用的问题。比如“羊肉泡”,同为陕西人与山西人喜好的面食,而背后蕴含的故事就有所不同,陕西商界如果不解决好善用的问题,那很可能在对于“羊肉泡”文化资源的利用中被继续边缘化。
近代以来,羊肉泡馍是驰名中外的西安饮食[9.33 0.65%]。传说牛羊肉泡馍是在公元前11世纪古代“牛羊羹”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西周时曾将“牛羊羹”列为国王、诸侯的“礼馔”。据《宋书》记载,南北朝时,毛修之因向宋武帝献上牛羊羹这一绝味,竞被武帝封为太官史,后又升为尚书光禄大夫。后传大宋皇帝赵匡胤称帝前受困于长安,终日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一日来到一家正在煮制牛羊肉的店铺前徘徊。掌柜见其可怜,遂让其把自带的干馍掰碎,然后给他浇了一勺滚热肉汤放在火上煮透。赵匡胤狼吞虎咽地吞食,感到它是天下最好吃的美食。后来,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一日路过长安,他仍不忘当年在这里吃过的牛羊肉煮馍,同文武大臣专门找到这家饭铺饱餐一顿,仍感鲜美无比,胜过山珍海味,便重赏了这家店铺的掌柜。
在山西,大凡到过关公故里运城的人,对那里的美食羊肉泡馍都有深刻的印象。相传关公为了除掉解州一霸吕熊,打了一把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于5月26号那一天试刀。乡亲们听说后便把家里的羊牵来,供关公试刀。关公手起刀落,连挥几刀,早有六七只羊头落地。细看青龙偃月刀,刃不沾血,刀不卷刃,乡亲们齐声欢呼。有人提议,找来几口大锅,把杀掉的羊煮熟了,全村人分享,为关公壮行。于是鲜香辣烫的解州羊肉泡馍诞生了。当晚,关公手提青龙偃月刀闯进解州城,一口气将吕熊全家108口人斩尽杀绝。随即,关公逃至北相街头。当日正值北相集市,关公又乏又饿,看见店家支着一口大锅,里面烩得是豆腐、粉条和菜蔬,便买了两晚吃。吃完后觉得没有昨天在村里吃得香,他便建议店家在烩锅里加上羊肉煮。店家得知这位就是为民除害的大英雄关公,便按他的指点做了,结果大受欢迎。于是又有了北相羊肉泡馍,流传至今。
单就羊肉泡馍来说,西安是单碗烩,运城是大锅煮,各有风味,不必厚此薄彼。但是就两者背后流传的故事来看,其间的区别耐人寻味。首先,前者的传说反映了古代帝王之都的文化特色,都与帝王大统有关;后者则与山西人崇敬关公的习俗有关,反映了民间除暴安良的美好愿望。其次,前者的传说都在努力与帝王攀亲,与“牛羊羹”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体的饮食定位略显牵强;后者的传奇似乎更接近普通大众的生活,将民风民俗与饮食习惯比较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再次,在前者的传说中,其隐含的参照系显然是官本位,更容易使人怀思古之幽情;而在后者的故事里,隐含的参照系是一个“义”字,更容易使人关注现在。两者的区别体现了文化资源的多元并存,可以相互媲美,但是如果以当前商品经济的内在逻辑为标准,后者似乎更易于或者便于传播。
当然,作为一种制作技艺,西安“同盛祥”牛羊肉泡馍作为西安牛羊肉泡馍的代表,在2008年已经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独特的地位已尘埃落定。但是,西安羊肉泡馍走出潼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至今仍然是商家的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电视剧《走西口》在全国的走红告诉我们,对其文化资源的利用似乎可以作为羊肉泡馍走向世界的一个突破口。我们有理由针对于此为陕商加油:一方面,有关商家应当积极与文化部门配合,加大为文化搭台的力度,以便商家自己更好地唱戏;另一方面,无论是陕西的商家还是文艺家,都不能局限于帝王古都思维,应当更新思想观念,善于兼收并蓄,把握时代脉搏,贴近生活,以便把丰厚的文化资源转变成现实的竞争优势。否则,当别人再像《走西口》那样翻唱一出“羊肉泡”的大戏后,自己又将是一番惋惜。在文化资源的善用方面,岂止羊肉泡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