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些年，我们专家和企业从西方拿来了数不清的管理工具，却忘记了研究运用这些管理工具的环境，忘记了揣摩运用这些管理工具的心法。最后的结果，是把这些工具用走了样，回过头来还埋怨这些工具不好，却不在自身找原因 文/爱新觉罗·启 翊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论语》颜渊第十二 公元前516年，36岁的孔子离开了混乱的鲁国，希望在其他国家寻求能够一展抱负的机会，他确定了自己的目的地——齐国。齐国在鲁国的东边，不算很远，在晏婴的辅佐之下，齐国表面看起来欣欣向荣，并时不时地欺负一下鲁国。 孔子带着弟子们到了齐国，在权贵们的引荐之下，齐景公很快接见了孔子。他听说孔子博学知礼，便请孔子做自己的政治顾问。那个时候，各国对人才的渴望是非常强烈的，他们都喜欢养士，如果是周游列国的名士，更是愿意相交。 当时齐国的现状，如果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来讲，齐景公这个董事长已经大权旁落，失去了对齐国集团的控制权。而当时的公族陈氏实力雄厚，他们采取“大斗出、小斗进”的经济策略收买齐国人心，与齐景公争夺社会影响。陈氏就相当于现代公司结构的二股东或三股东。面对这种窘境，齐景公不仅不思良策，反而更加游乐无度，疏于朝政。孔子来到齐国后，齐景公希望从孔子这里获取好的解决方案，于是有了上述这段问答。 组织制度是立国之本 这段话的字面意思，很容易理解。 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国君做好国君的本分，官员做好官员各自的本分，父母像个父母，子女像个子女，政治自然清明，国家自然就能够管理好。”齐景公说：“太对了！如果领导人自己不站在自己的本位，超出了自己的范围去做事，自己辖下的官员也就不能恪尽职守，尽他们的本分了；同理，如果在家庭中，父母不像个父母的样子，儿女自然也不会尽儿女的本分了。如果国家的政治、社会的风气是这个样子，国家的财富虽然充足，我看我也无福消受了，我也就是一个失败的君主了。” 我们从《论语》的这段话里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孔子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就在于要有一套完善的组织制度来保证。 司马光在其编纂的《资治通鉴》中，对孔子的这段话做了发挥式的诠释：天子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礼教是什么？就是法纪。区分地位是什么？就是君臣有别。名分是什么？就是公、侯、卿、大夫等。 在司马光看来，只有用制度才能保障这套体系。上下级关系，就好像人的心脑支配四肢行动，保障了这套体系的建立，上下级关系，就好像人的大脑支配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上级关系，就好像人的四肢保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互相卫护，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 组织制度如何建立，由谁来建立呢？ 由“名分”来建立。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分(用现代话讲叫职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这三者构成权力。如果你是君，有了“君”这个名分，你就要承担君的责任和义务，你就有了君的权力，你就要具备与君相匹配的德行和才能。孔子用了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君臣父子来做类比，说明了构建一个组织的重要性和重要节点。 美国建国初期，在1787年的立宪会议上，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谁应该当总统？谁应该领导我们？谁是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人？谁是最好的国王？”美国的建国先贤们致力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能够创建什么样的组织，使国家在我们死后仍然能拥有很多优秀的总统？我们希望建立哪一种长治久安的国家？要靠什么原则来建国？国家应该如何运作？我们应该制定什么指导方针和机制，以使我们创造梦想的国家？” 这就是能够保证美国近百年来持续强大的根本。 企业要有管理哲学 在企业界，大家津津乐道“惠普文化”，又要学习“GE模式”。让我们追本溯源，看看惠普、GE的管理哲学是什么。 1964年，惠普创始人之一普克在一次演讲中强调：“问题在于，你怎样营造出一个让个人可以发挥创造力的环境……我相信你们必须多费心思在组织结构上，以便提供这种环境。”十年后当记者问普克的成功要诀时，普克完全从组织决策方面回答，如发展一个工程团队、贯彻财务纪律的现金支付政策、人事和管理政策，等等。 同样，杰克·韦尔奇的成功，离不开GE公司已有的一个庞大而有条理的组织结构。而且，他并不是GE历史中第一位绝佳的首席执行官，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位。 成功的企业，一定是倾力于构建组织制度的企业。 上海的周正毅，他能够从一个小餐馆发家，最后做到拥有几家上市公司，成为上海首富，就个人而言他无疑是个英雄。论资产，他与《福布斯》上的那些首富并没有多大差别；论个人能力，他就要比他们差一大截子。 我们回想一下前些年风光一时的南德、爱多、三株、巨人、德隆……还可以看看刚刚倒下的国美黄光裕！还有这些年混得风生水起的煤老板！ 他们的成功是辉煌的，但为什么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灰飞烟灭，树倒猢狲散了呢？ 除了有一些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之外，难道不是因为没有一套与之匹配的组织体系的原因吗？难道不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制度问题吗？ 如果与这些高高在上的老总们聊聊天，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脑海中没有哲学，更没有管理哲学。只有一点点，那就是自以为是的、对潜规则的熟稔和对权谋之术的运用。 制度决定人的好坏 这些年，我们从西方拿来了数不清的管理工具，却恰恰忘记了运用这些管理工具的环境，恰恰忘记了运用这些管理工具的心法。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把这些工具用走了样，回过头来埋怨工具不好，却不从自身找原因。 有因才有果。如果没有形成管理哲学，那就不能保证组织制度的合理性。组织制度不合理，再好的管理工具也无用武之地。 出问题的公司，通常归罪于财务问题甚至说是媒体曝光，这只是表象。内在原因，难道不是公司内部一团混乱？责任、权利与义务不相相匹配的滥权后果？ 当公司明确了责、权、利后，权力背后是明确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这就像授权一样，我之所以给你权力，是因为我明确了你的责任和义务。同样，在有明确责任的前提下，重用谁，或淘汰谁，就是行使权力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权力来自于流程——你的权力大小是组织制度流程赋予你的，而不是谁任命的。同时，还应该有一套监督体系，来监督你是否正确使用了组织赋予你的权力。 比如，财务人员有没有权力？这取决于你的财务制度与组织流程是否清楚。在清楚的情况下，哪怕是总经理，也没有权力随意报销，也要听财务人员的。 合理的组织制度，必然是授权与监督同时存在的，既相信你的能力，又怀疑你的本性，但我要用制度来激发你性格中天使的一面，还要用制度来威慑你恶魔的一面。如果只有前者，再好的制度也终将会毁于一旦，因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人的天性；如果只有后一样，那就是暴政，也不能长久，因为人性中崇尚自由与平等的信念必然喷发。只有两者的结合，阴阳相济，才会保证组织制度的健康良性的发展。 没有组织制度的企业是危险的。我们没必要非要讨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还是那句老话“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所以，年轻的里森搞垮了百年老店巴林银行；所以，陈久霖白白浪费了几亿国有资产。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本性的好坏也是随时而变的，只有在明晰了名分之下的责权利，再有一套组织制度去监督，这样才能人尽其能，才会有一个和谐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