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体制带来的红利如何剔除？
既不能完全按市场定价，又不能让企业自己说了算，即便之前就有与绩效挂钩的薪酬考核制度，按照总收入、净利润和资本收益率等指标考核，很难剔除垄断或者体制带来的红利，因此，国企高管的薪酬很长时间以来依旧充满“人治”色彩，如2008年度金融国企高管薪酬普遍在2007年的基础上打9折—折价的理由很充分，但根据欠奉。
2009年底，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对2008年的上市公司研究证明，随着垄断程度的增加，“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相关度”也是逐渐增加的。该中心主任高明华教授得出结论，考虑垄断的“放大效应”，国有垄断企业的高管薪酬激励实际上过度了。
那么，“政策因素决定业绩，政策之外的努力如何来计算？”易宪容较早时候发出了这样的疑问。2010年1月，国资委推出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其中我国首次采用的EVA(经济增加值)是最大的亮点，被视为真正体现高管努力的考核标准。EVA是指企业税后净营业利润减去资本成本后的余额，是为出资人创造的“真正的利润”，目前已被全球上千家企业如淡马锡、西门子、索尼等所采用。“EVA体现了高管真正的管理投入。”宁向东给予很高的评价。
不过，目前国资委设定了一个较低的资本成本率5.5%，也就是说100万元的资产，要求的最低年收益为5.5万元，仅略高于3年期银行贷款利率。从这个角度看EVA还处在预备阶段，对国企的鼓励意义大于实际考核作用。
“我很担心国资委是否能做好EVA的考核。”EVA值是否能体现不同的垄断力和政策利好？资本成本率又如何体现各行业的不同？这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宁向东担心，国资委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难以做到上述标准的设计。屈朝则认为，仅有EVA的账面利润体现可能还不够，借鉴金融危机，要杜绝潜伏在繁华绩效中的长期健康风险。
除了EVA，理论上垄断带来的红利可以相对量化，屈朝假设在国企的圈子里，一个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人才可以流通，其他条件平等的情况下，垄断行业带来高收入溢价，可看作薪酬中的垄断红利。
长短期激励如何平衡？
在限薪、引入相对科学的考核体系同时，完善国企高管薪酬体系的中长期激励悄然登场。继2009年央企股权激励开闸后，近日上海国资委宣布放行市属国企的高管股权激励，光明乳业[9.60 -0.62%]成为开闸后的地方国企第一单。
股权激励是否会让高管薪酬变相攀高？平安董事长马明哲6600万元的天价年薪曾惹众怒，事实上，6600万中，税前工资为481.19万元，股权激励计划的奖金则高达6132万元。真正的“原罪”是股市波动，当时平安的股价接近130元，如果按照2010年2月的股价行权，同样数量的股票期权，马明哲的薪水至少缩水40%以上。
“中国的股市投机性波动性很强，用这样的市场指标来行权，高管薪酬忽高忽低，会有大问题。”宁向东认为，国外企业对付市场波动带来的巨大薪酬落差，有很多办法，可以用机制来“找平”，一是通过不同年份的延期行权；第二是行权后放在一个池子里不拿走，如果企业后来亏损了，歉收的年份减掉，再分期获得现金收益。
从光明乳业的股权激励方案看，虽然采用了限制性股票，而对于宁向东提出的“找平”机制，尚未涉及，上海市国资委的相关文件中也未见相关的描述，股权激励流于简单化，屈朝认为，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业绩单元、虚拟股票、限制性股票，利润分享……激励方式可灵活运用。这是激励措施中的第一个真空地带。
而水、电、油、煤气、电信等公用事业型国企，它们属于任务型国企，体现任务型国企社会职能的非财务指标是一片空白，这是与高管薪酬挂钩的绩效考核中的第二个真空地带。
第三个真空地带则是中长期激励动态标准的缺失。宁向东一再强调：对于真正市场竞争的部分，未来越看不清，风险越大的部分，长期激励应该越多，业绩导向型的竞争型国企，股权激励占的比重较大，最高者可达到60%以上；而国外公用事业型企业的高管，当年的现金年薪占比较大，分红和股权激励几乎没有。屈朝透露，鉴于国资委规定，长期激励在年薪中的比率，境内上市企业是40%，境外上市企业是50%。《经理人》认为，简单的比率不能反映高管的岗位与能力，需要通过灵活变化的标准制定长期激励的份额。
权力如何制衡？
“高管薪酬和企业绩效考核，未来都应该由董事会全部负责。”在宁向东看来，上述讨论解决的是技术性问题，高管薪酬最重要的是谁来判断。如果将国资委的角色看作老师，企业是学生，高管的薪酬原来是学生自己出考题，自己确定判断标准，老师签字确认，“这两年，国资委开始扮演老师的角色了，但我觉得还很不够。”
随着央企董事会试点的增加到2010年的20多家，国资委的角色是否发生了实质变化？“其实从高管薪酬的决策程序看，现在还是审批制。”屈朝说，国资委的管理仍旧比较直接，未来对董事会授权后，国资委将回归到单纯的国有出资人代表的身份，履行股东的角色，而不是股东、董事、总经理兼顾，避免直接插手企业具体的经营事务。但现在董事会还比较年轻，国资委不放心把一些监督职责交给董事会，当属正常。
外部董事试点，是国资委角色转变的开始。薪酬和绩效的考核与决策权力移交董事会，解决了程序正确的问题，然而，让宁向东纠结的是，国资委始终是政府机构的角色，“权力的制衡，才能带来国企高管薪酬真正的公平和效率”。他还建议，国资委应抽身而退，保留监督角色，而经营国企的职能交给资产管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