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模式中,貌似公司以招募新人的方式在壮大,貌似业绩也更好看(因为捕鱼总量提高了),但公司高层(撒网者)对决口漏洞漠然无视、公司基层(雇佣者)又看不到漏洞所在,一切都在表面非常和谐的状态下运营。
最后,当生意越来越难做,高层领导就越是压榨底层员工的份额——对于“雇佣关系”的制定者来说,既然已经没多少可捞了,杀鸡取卵才会带来最后的暴利。比如大量的“公司破产,法人携款潜逃”事件就是极端案例。
管理学鱼塘模型的第三模式
在鱼群大量从决口漏洞流失的同时,因为“雇佣关系”的出现,撒网者之间的获鱼量(因为地位/能力/雇佣效率等造成的差异)越来越不平均,雇佣者所受雇主的待遇(上缴比例)逐渐悬殊化。以上条件的共同驱动,会逐渐爆发出“圈地运动”,以维持下一段管理平衡。
接下来的局面就是:撒网者会互相签订圈地契约,依据自己的能力和权威,从鱼塘中划定一块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个范围圈内,不论还剩多少鱼,在个人领地不受侵犯的情况下,自己也承诺不主动侵犯他人的渔业。
圈地完成之后紧接着就是对内部雇佣者的整风运动,留住苦干的劳工,肃清反对的劳工,挖夺对方的高效员工。经历整风之后的这个雇佣利益团队,依靠着多次整风沉淀下来,达到分配上的默契和平衡。虽然,这样的团队不是最“干净”的,但往往是最坚实的、有共享利益的、最有工作效率的团队。
因此,按照“鱼塘”模型这样一步一步的发展,“圈地运动”就成了必然,“整风运动”也成为每个团队的必须。而且,这样的平衡局面出现以后,公司中无论是忠臣还是奸贼都能找到自己的利益空间,并自觉地组合成高效利益团体,开始圈地捕鱼。从某种道德或者公平的价值观来看,这样的“圈地”分裂局面并不和谐,但无论就个别团体价值最大化,还是整体价值最大化,都远远的超过了“第一模式”和“第二模式”。
其实,通过第三模式呈现出来的局面是过程而非结果,更准确点说是不断更新循环的过程。在“圈地运动”的后期,本来“雇佣关系”中简单的主仆博弈,变成了更为复杂的“团队间博弈”和“党派内博弈”。前者比如军阀混战时期,后者比如整风运动时期。而捕鱼量的多少,不再取决于是用渔网还是用钓竿,而是取决于该“捕鱼集团”所侵占的鱼塘势力份额。这一点,非常符合社会资本的分配规律。
管理学鱼塘模型的第四模式
虽然经历了“雇佣”和“圈地”,换来了整体价值的最大化,但那个鱼群不断流失的决口漏洞仍然存在。尽管下层劳动者的信息获取非常狭窄,但在斗争的经验积累中,总有一天会有某个雇佣者发现这个鱼塘全局面临的决口漏洞,并作出行动反应。
行动反应一:这个雇佣者会保持沉默,不告诉同伴,但开始伺机跳槽到别的鱼塘去。或者以此取悦上层表示忠诚,鼓吹鱼塘效益骗取更多的雇佣者加入,从而换取撒网者对他在人情道义上的“回报补偿”。也就是常说的“阉党”派系。
行动反应二:这个雇佣者感到希望被欺骗、劳动价值被掠夺,心理上立即会产生本能的反抗。比如消极怠工、比如煽动劳工等等。当然,如此反抗目的绝对不是要填补那个决口漏洞,而是要求获得更多更稳定的劳动价值补偿。他们并不希望改变这个雇佣关系或者圈地格局,他们只要求获得短暂的利益补偿就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