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史蒂芬·罗奇 一、中美关系的新挑战 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我们这个独特机构的宗旨是加深中美两国的相互了解，而这正是我最热衷的一个主题。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需要重温这一使命以及它所依据的一些基本原则。 在平凡的年代里，你们的使命是非常崇高的。在当今的世界里，它是一个紧迫的任务。中美关系向来十分复杂，而目前的中美关系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座的同学们都来自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在过去两年里，你们度过了共同的学习生活。同学们，你们可以大有作为。你们能为当前这场日益激烈的辩论带来许多非常特别的东西。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和经济问题一直是造成中美分歧的主要原因。这令人失望，但并不奇怪。毕竟，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北京宣称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此外，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穷国，其主要理想和目标是扩大繁荣。相对而言，美国同样致力于巩固其作为世界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的地位。 但是，中美关系的紧张还有其他的一些在这场辩论中本不应该出现的原因。美国继续指责中国导致了其中产阶级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更多的是由长期以来的储蓄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造成的，而不是由于货币操纵或其一直抱怨的双边贸易失衡及中国对美元资产的过度投资造成的。 而在中国这一边，对主要发达国家的疑心也在不断加深。无论是对是错，北京认为其目前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是近200年来一直遭受西方欺凌的一个最新例子。无论是从美国的观点还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这些观点都面临着可能会变成现实的巨大风险。 同学们，你们应当深思，并把这场中美大辩论变成一次机遇。同样，你们也有责任站出来批驳那些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失控的错误观点。
这一作为事关重大。如果我们坐视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滑出正常轨道，其结果就可能导致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这不仅对于中美两国是沉重的一击，而且还会将更广泛的全球经济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我依然相信，我们可以避免这一灾难性下滑。但是，要想抢夺这个制高点，就必须有坚定的决心，并付出巨大的努力找到解决这些棘手问题的新办法，而不是互相指责。眼前的这个重任没有捷径可走。 中国除了转变发展模式之外别无选择，你们必须用盈余储蓄来刺激国内私人消费。这正是我的新书《未来的亚洲》的中心思想。而美国要做的刚好相反，我们美国人必须摆脱对过度消费的迷恋，并重新开始用传统的方式储蓄，即用我们的工资收入，而不是用流沙一样的债券和资产泡沫收益来储蓄。 在草根层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为将这场辩论提升至一个建设性的新高度而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个责任不能“外包”，也不能视之为理所当然。不要误解我，我不只是在说你们。我自己也同样必须做这些事。 二、我的抉择 在华尔街呆了30多年之后，我终于决定改变自己的人生重点。不久，我将成为耶鲁大学的一名老师。我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我真心希望在这场有关亚洲、中国以及危机后的全球化陷阱的重大辩论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些问题已经令西方世界惊惶失措。 但是我加盟耶鲁大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一直认为，就解决重大全球问题的激烈争议而言，教育是比政治有效得多的一种办法。教育可以塑造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年轻人还是老人，无论你是富人还是穷人，也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这个神圣的殿堂激励我们去学习人生最宝贵的课程，不仅要从历史和理论中学习，而且还要从我们在共同的旅程中所犯的人性错误中学习。 我的人生旅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70年代初，我在刚刚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非常渴望能有一个影响金融市场和政策辩论的机会。我担任摩根士丹利高级经济师和首席经济师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可以说，这实现了我的梦想。我想不出还会有什么更好的工作。 2007年初，公司首席执行官给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选择：出任摩根士丹利亚洲业务主席的机会。起初，我谢绝了。作为首席经济师的梦想已经成真，我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工作了。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响起了一个声音：我的拒绝是不是因为我沉迷于目前的舒适环境，害怕改变，不愿意承担个人风险？ 在我问了自己这些问题，并征求了一贯给予我大力支持的妻子的意见之后，我的观点随即发生了改变。显然，我和亚洲“耗上了”。在此之前，我对中国和印度的热情已经改变了我的生活。因此，我重新考虑了这一问题，并把它当作一个可以从内部观察亚洲的机会，而不必作为一个外部人频繁访问这一地区。我承认，在亚洲的这三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阶段。 我的经验教训是：永远不要失去激情，但是，也决不可忘记这些激情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人生旅程塑造了我们，但我们的价值观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这就是我们这个道德要务的“起源”：通过我们的家庭、朋友、教育和职业经济丰富我们的人生。 三、大危机和道德要务 作为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毕业生，你们拥有非凡的学术成就，这一点毋庸置疑。现在，你们将有机会把你们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并将它变成智慧，在此过程中，你们还可以展现你们自己对最重要的职业道德观以及社会责任的理解。 不幸的是，近年来全世界似乎都在这一点上迷失了自己。全球经济刚刚经历了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衰退。现在还没有理由沐浴在传统的经济复苏的温暖阳光之中。最近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余震。 我对我们集体缺乏探寻本次“大危机”的原因及过程的智慧深感忧虑。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于将这一灾难的原因归结于一种不可预料的风暴——那种极少有人能够预测、更少有人能够指出如何避免的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我不这么认为。这个理由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是失职的权力机构的搪塞之辞。 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繁荣背后隐藏着风险。让我们来看看这是怎样的一次繁荣：在2007年夏天的次贷危机开始之前的四年半时间里，全球GDP增长达到近5%,这是二战后的现代社会最大的一次繁荣。 但是我们中间有一小部分人不断警告：这是一场虚假的繁荣，一场建立在流沙般的资产和信贷泡沫基础及其衍生的全球经济巨大失衡之上的繁荣。我们的警告被一次又一次地忽视了。这不足为奇。繁荣可以腐蚀并最终扭曲价值。繁荣势头越旺，这些趋势就会被放大得越多，对可能出错的否认也会越顽固。 我无法代表其他质疑者。我相信我们看到的问题总是存在些许不同。但是最后，我们中的少数人坚持了分析的严密性，对历史的高度尊重以及坚信自己的结论的勇气。我要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经济繁荣时。毕竟，繁荣时间持续得越长，质疑者承担的声誉风险就越大。这涉及到人性中固有的自我怀疑。 它使我们得以直面本次“大危机”的核心。使我们陷入这一灾难的不是各种新奇的金融工具、色厉内荏的风险交易者或各种定量风险模型的失灵，而是一个靠小小的针尖维持平衡的体系，这个针尖就是由资产和信贷泡沫以及次贷骗局导致的金融和经济过剩。但是政府，我们的领导者、我们选举的国会代表、中央银行、监管部门，却和金融机构、投资者、评级机构以及其他普通人一起，向过剩文化伸出了另外半边脸颊。 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够辨别出这场繁荣是真是假？这个重要的问题将使我们在未来许多年里内心不安。这也是今天我请在座的同学们思考的问题。就其价值而言，我认为它跟所谓的“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没有一点关系。相反，它源于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崩溃，尤其是巨大的道德缺失。相当简单的一点是：我们受到虚假繁荣的回报的诱惑，而忽视了它的风险。 我要再一次问：为什么？我尤其要问我的同代人，那些对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痛苦经历记忆犹新的人们，我们的社会责任感何在？是不是时间模糊了我们集体的知觉？更令人痛苦的是,是不是我们的道德和伦理价值观被我们的贪婪腐蚀了？还是上述所有各点都有？ 这些问题不是我下的套。如果我们想要探寻后危机时代情绪宣泄的核心，就必须回答这些问题。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强调，我坚信寻找这些根植于道德要务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之中的答案的过程和这些答案自身同样重要。 在离开南京之后，你们的人生有多丰富将取决于你们能否成功地将知识转变为智慧。在此过程中，你们可能会经不住诱惑去寻找捷径。但是千万不要成为这些诱惑的牺牲品反而绕了远路。这可能是2008-2009年的危机和衰退的最大教训。毫无疑问，另一场虚假繁荣不是我们要寻找的答案。 最终，我们面临的道德要务才是防止另一场危机，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持续复苏时代的唯一答案。对美国是这样，对中国同样如此；对于在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之间建立起建设性的关系是如此；对于本当有更深刻认识的我的同代人是如此；对于即将离开南京，开创新的事业的在座每一位同学也是如此。 但这决不会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中国的一个成语“知易行难”显示了最深刻的见解。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抓住时机，但是必须清楚界限在哪里。这就是道德要务的内含。 谢谢大家。 (注：本文是史蒂芬·罗奇先生2010年6月21日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第24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