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似乎所有的成功者都习惯于为自己的成功寻找理论依据，而所有的失败者也都努力为自己的失败辩护。在这次经济危机到来前，中国的高级官员谈到出口市场坚挺时，脱口而出的就是中国很好的掌握了“经济原理”；而面对经济危机的严重破坏、出口大幅下滑时，马上又以“普遍现象”，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同样的，专家们信心十足地将股市的各种波动、企业的过渡和经济上的起伏涨落都归咎于他们所谓的“原理”发生的变化。但问题是，基本上没有几个“经济学家”、“高级官员”和“公司总裁”真正明白了他们所谓的“经济原理”、“企业原理”和“普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理”。
毫无疑问，未来学大师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关于“深层原理”的思考直接给现代和未来的人们指出了一种新的思考模式。他与其他社会科学大师们的不同就在于，他比同时代的其他建立在这些“浅层次”原理上的“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大师涉猎的范围更广阔，切入点更基础。
托夫勒的思想基础浅显易懂却发人深思，他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浪潮为农业阶段，从约1万年前开始；第二阶段为工业阶段，从17世纪末开始；第三阶段为信息化(或者服务业)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作为一个勤勉的作者，托夫勒对于他的这种“第三次浪潮”的观点，不断的进行延伸，在政治、经济、科技、生活等领域都进行了宏大的阐发，这些观点和论调集中起来，使他成为了很多国家和企业的“精神教父”，它们在托夫勒指明的道路上，进行着“创造未来”的伟大工程。
而托夫勒对于经济领域的最新成就，就在于他发现了财富革命中的三大“深层原理”，并提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据：经济并非“一如既往”。他的言论甚至有点危言耸听：今天创造财富的整个结构正在摇摇欲坠，暗示着更大的变化即将发生。
重新定义时间
今天，世界上的几个主要经济体(美国、日本、中国和欧盟)都在朝着它们不想要的危机发展着，因为没有几个政治领导人做好迎接这种危机的准备，而且这种危机也为未来的经济发展设置了限制。这种隐隐逼近的危机就是“失同步化效应”的直接结果。我们毫无头脑地与作为所有深层原理中最深层原理之一的时间打错了交道。
托夫勒直言不讳的指出，今天工业时代的官僚制度在减缓着向创造财富的更高知识体系发展的速度。他形象地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来类比美国不同机构的速度：企业，每小时100英里；民间机构，每小时90英里；家庭，每小时60英里；工会，每小时30英里；政府机构，每小时25英里；教育体系，每小时10英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每小时5英里；美国的政治结构，每小时3英里；法律体系，每小时 1英里。在公司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也可能产生这样的“失同步效应”。人们为它付出的代价就是缴纳“时间税”——也就是因为不同步而带来的花费和经济损失。苏联的解体则是这种“失同步效应”进一步恶化的结果，而意大利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和俄罗斯的鹰派领袖普京的上台，只是人们需要一种“同步化”的安慰而已。在所有国家里，关键的公共事业机构包括政府、法律和教育体系等都需要革命性的变革以迎接正在到来的财富革命，企业的各个部门也是如此。
公共事业机构的“失同步化”会导致很严重的问题，但企业的“同步化”思维如果停留在过去也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在历史的整个进程中，为了取得同步，一直在进行某种带有节奏的大众活动，而这种同步在取得之后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生产力。部落里的舞蹈就加强了团队实力，并使狩猎的效率更高。数千年以来，渔民们拉网时会喊着劳动号子。这种劳动号子的节拍示意渔民们什么时候拉网，什么时候歇口气。在工业社会依然如此，工人都在同一个时间起床、吃早餐来到办公室或者工厂，正常上班，然后又在“高峰期”回家、吃晚餐、看电视，所有这些几乎都在同步进行。同工厂一样，几乎所有工业时代的办公室都设立了固定、标准化的时间表。与此同时，学校为了给未来的工厂培养一代代的工人，也给孩子们制定了类似的时间纪律。工业社会中，银行家逐渐将按时间支付利息的做法合法化，又出现了一大批要求消费者、公司，尤其是要求政府按时间来支付报酬的各种规定。这样，劳动力和金钱都越来越按照时间来计价了。这意味着，消费者、借款人、贷款人和投资人被史无前例地拴在了时间上。
但现在已经是第三次浪潮汹涌而至的时代了，今天出现的经济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在这个经济中，我们正在将昨天标准的时间安排支离分解，正在从集体的时间向客户要求的时间过渡。换句话说，我们正在从非个性化的时间向个性化的时间过渡，因为这时产品和市场也在从非个性化向个性化过渡。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发生在日本。在日本主要银行的自动取款机6点就会关闭，而零售业商店却24小时营业，因此很多人都因为及时即使提取现金而阻碍了零售业的夜间生意。直到2003年，日本的主要银行才对此问题做出改善，在这之前一家发现了这一现象的小银行已经赚得盆满钵满。
在托夫勒看来，财富体系不仅在加速，而且在把我们与时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没有规律性。在这样做的同时，财富体系将个人从工业时代的僵化和规律性中解放了出来。但它也增加了不可预测性，同时也要求个人与财富创造之间的协调关系发生变化，要求生意成交的方式发生变化。由于我们的重要机构相互间失去了同步，由于同步化和失同步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由于超高速发展仍在继续，由于时间正在变得非规则化，由于生产力与时间的联系越来越少，而每个时间的间隔都将比上一个时间间隔更有价值，由于人类能够测量、探索或控制越来越短的时间段和越来越长的时间段，所以，某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已经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