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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不动声色地说出了人性中的恶
问：儒法两家的分歧，主要就在“德治”与“法治”？
答：是的。儒家主张“以德治国”，法家主张“以法治国”。
问：这个分歧，与他们对人性的认识有关？
答：没错。韩非说，儒家和墨家，都讲爱(仁爱或兼爱)，也都讲道德(礼让或互利)。但是请问，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爱，是道德吗？不是。
问：那是什么？
答：是“利害”。韩非说，长工种地，地主又是送饭，又是给钱，是因为爱长工、讲道德吗？不，是希望长工多卖力气。长工精耕细作，挥汗如雨，是因为爱地主、讲道德吗？也不是，是为了多吃好饭，多拿工钱。所以，开马车铺的都希望别人富贵，开棺材铺的都希望别人早死。这不是因为前者仁慈后者残忍，而是因为没人富贵，马车就卖不出去；没人死亡，棺材就卖不出去。马车铺老板也好，棺材铺老板也好，都不过是为自己打算，没什么道德不道德、仁义不仁义的问题。当然，也没什么爱不爱。
问：人与人，只有利害关系？
答：韩非认为是。因此，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也没什么“礼让”或者“互利”，只有“算计”，甚至“防范”。
问：都是这样？
答：君臣、父子、夫妻，都一样。韩非说，做君主的，为什么要封官许愿、重金悬赏？就是为了收买臣民，让他们为自己卖命(所以易民死命也)。同样，做臣子的，又为什么要尽心尽力，勤劳国事？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可见君之与臣，无非一个出卖官爵和俸禄，另一个出卖智力和体力，不过买卖关系。这就要算计。于国有利，于己无利的事，臣不会做；于臣有利，于国无利的事，君也不会做。所以说“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
问：父子之间应该有爱吧？
答：也没有。韩非说，寻常人家，生了男孩就庆贺，生了女孩就弄死，因为男孩是劳动力，女孩是赔钱货。可见父母对于子女，也是 “用计算之心以相待”的。
问：夫妻之间也没有爱吗？
答：更没有。韩非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做祷告。老婆说，但愿我们平安无事，赚一百束布。老公说，怎么才要这么一点？老婆说，够了！要多了，你就会去包二奶。你看，这不是只有“算计”，只有“防范”吗？所以韩非一再告诫那些君王，千万不要相信别人，尤其不能相信你的老婆孩子。
问：为什么不能相信？
答：因为君王之利实在是太大了，足以让人想入非非，铤而走险。一旦相信别人，没了警惕性，就很有可能给那些乱臣贼子以可乘之机。
问：老婆孩子，怎么就尤其不能相信呢？
答：因为君王的老婆孩子，利害关系最大呀！我们知道，一般地说，一个君王不会只有一个儿子，这些儿子也未必都出自同一个母亲，但继位为君的儿子却只有一个。这个儿子接了班，他的母亲就是太后，可谓子也君，母也君。其他的儿子和他们的母亲呢？子也臣，母也臣。这可是天壤之别。
问：谁当接班人，不是有规矩、有制度吗？
答：那是“天下有道”时的事，“礼坏乐崩”的时候就不好说了，君主完全可能由着性子胡来。更糟糕的是，按照韩非的说法，男人到了五十岁还很好色(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女人过了三十就看不得 (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母亲一旦失宠，儿子的储君地位就会动摇。这时，最大的“利”，就会变成最大的“害”。
问：那又怎么办？
答：只有抢班夺权，干掉那好色的、宠爱小老婆和小儿子的在位之君。这个时候，毒酒之类的东西，绞杀之类的手段，可就派得上用场了。王后和太子近在君侧，做起来是很便当的。于是韩非感叹说，既然老婆孩子都相信不得，还有谁可以相信呢？没有了(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问：这话听起来真让人起鸡皮疙瘩。
答：是啊！韩非可以说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而且是惊心动魄的 “直面”！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谁，像他这样说出了人性中恶的一面，而且还说得那么直白，那么冷峻，那么不动声色。这可真是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在读过《韩非子》以后，你不觉得孔子的“克己复礼”有点迂腐，墨子的“兼爱天下”有点矫情，庄子的“自在逍遥”有点轻飘吗？事实上，在韩非这种沉甸甸的冷峻面前，孔子的厚道，墨子的执著，庄子的浪漫，几乎一下子就失去了分量，变得单薄、空洞、苍白无力，甚至滑稽可笑。这就是真实的力量。
问：于是，韩非不再相信人，只相信制度？
答：其实就连制度，韩非也不全信。只不过在他看来，多少能够起点作用的，也就是制度。其余那些，比如思想工作、道德教育、舆论监督等等，全都没有用。
利害与善恶，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说法
问：韩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
答：因为他想清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善、有恶。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想一想。想不清这一点，就回答不了前面的问题。
问：怎么想？
答：问动机呀。请问，有人作恶，是因为他们有此嗜好吗？当然不是。那么，反过来也一样。有人做好事，也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行善。
问：怎么就不会有人喜欢行善呢？
答：因为按照辩证法，有人喜欢行善，就有人喜欢作恶。这样一来，我们又得再问，同样是人，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行善，有人喜欢作恶呢？
问：天性。解释为天性，不行吗？
答：不行。人，都是一样的。人性，也都是一样的。不一样，就不能叫“人性”。因此，人的天性，要么像孟子说的那样，是“向善”的；要么像韩非说的那样，是“本恶”的。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一部分人“天性向善”，另一部分人“天性嗜恶”。
问：荀子不是说人性有善有恶吗？
答：那是指同一个人，不是指不同的人。也就是说，在同一个人身上，既有善，也有恶。所以，同一个人，可能会有时候行善，有时候作恶。这又反过来说明，作恶和行善，决不是天性使然，不是某些人天生喜欢行善，某些人天生喜欢作恶。
问：那是什么？
答：利害使然。韩非说：“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也就是说，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加，则避之惟恐不及。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利害关系不大，或许还能讲点道德，守点规矩。一旦诱惑无法抵御，或者危害难以承受，恐怕就顾不上什么道德不道德，甚至法令不法令了。
问：有证据吗？
答：有，韩非就讲过这样的故事。这故事说，楚成王先是立商臣(也就是后来的楚穆王)为太子，后来又打算改立他人。商臣就去找自己的老师潘崇，问应该怎么办。潘崇问，你能接受事实吗？商臣说，不能。潘崇又问，你能出国避难吗？商臣又说，不能。潘崇再问，你能发动政变吗？商臣说，能。结果商臣带兵逼宫，请他老爸上吊自杀了。这个商臣，岂能不知“杀父弑君”是“罪大恶极”？当然知道。但是利害关系太大，也就只好对不起。
问：做好事，也是出于利害关系吗？
答：在韩非看来也是。地主给长工送饭，长工帮地主干活，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自己嘛！只不过立场不同，价值判断就不同。对于长工来说是“善”的(比如送饭)，对于地主来说却是“利”。反过来也一样。由此可见，利害与善恶，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说法。在己为利害，在人为善恶，如此而已。硬要讲道德，也只能说，利人利己是善，损人利己是恶。但不论善恶，总归要利己。
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呢？
答：我们认为，这个可以有。韩非认为，这个真没有。
问：于己有利，才做好事？
答：是啊！在韩非看来，人不为己，谁肯早起？所以，要鼓励人们做好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好人有好报。要防止人们做坏事，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恶行有严惩。
问：明白了，还是赏罚二柄。
答：没错。所以，就算要进行道德教育，也得把利害关系说清楚了。要告诉大家，做好事其实对自己有利，做坏事其实对自己不利。因为你帮别人，别人也会帮你。你害别人，别人也会害你。是得到祸害好呢，还是得到帮助更合算，诸位自己想吧！
问：这话我怎么听着耳熟啊？是墨子的观点吧？
答：正是。讲功利，讲实惠，承认趋利避害的合理性，是墨家和法家的共同之处。不同的是，墨子以利害说道德，韩非以利害说制度。也就是说，在墨子看来，正因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所以要讲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你也不讲道德，我也不讲道德，人人损人利己，结果是大家都受损害。相反，如果都讲道德呢？人人都能得到爱和帮助，包括你自己。
问：这不是很对吗？法家为什么不赞成呢？
答：因为墨子所说，不过道理。道理，谁信呀？还是得动真格的。或者说，必须让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好人有好报，恶行有严惩。谁能保证这一点？制度。
问：制度就那么可靠吗？
答：也有靠不住的时候。韩非自己讲的一个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这故事说，伍子胥逃出楚国，被守关的官吏捕获。伍子胥说，大王之所以通缉我，是因为我有一颗宝贵的珍珠。不过这颗珍珠现在已经丢了。你要是把我送到大王那里去，大王问起来，我就说珍珠被你私吞，你看着办吧！结果那守关之吏把伍子胥放了。按说，楚国也是有刑法和制度的吧，怎么不起作用了呢？道理很简单，再完善的制度，也要由人来执行。所以，只有“良法”，没有“好人”，天下还是不能太平。如果只讲制度，不讲道德，那就还会更乱。
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也许能行
问：这个说法奇怪！制度好，人不行，顶多也就是执行不力，怎么还会弄得更乱呢？
答：因为世道在人心。人心坏了，世道岂能不坏。
问：依靠制度来管理社会，就会把人心搞坏吗？
答：孔子认为会。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道之以政)，刑罚来规范(齐之以刑)，结果只能是“民免而无耻”。
问：什么叫“民免而无耻”？
答：就是人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这就仍然有可能作恶，有可能犯罪，尤其是在法治不到之处，执法不严之时。比如楚国那个守关之吏，还不是执法犯法，把伍子胥放跑了？还有《水浒传》里的宋江，干脆给“通缉犯”晁盖通风报信。这种事，我们见得多了。
问：完善制度，严格执法，不就行了？
答：不行。只要没有羞耻心，就总会有人想犯罪。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想，有时候比“做”还恐怖。单纯依靠制度的结果，既然是“民免而无耻”，岂非培养出一大批时刻都在“惦记着”的“贼”？更何况，有禁，就会有人犯禁。而且，越是禁，就越是有人想犯禁。亚当和夏娃，就挡不住这诱惑嘛。这样说来，法家的“以法治国”，就简直是拿着肉包子打狗，是教唆犯罪了，所以儒家坚决反对。
问：那又该怎么办？
答：儒家认为，还得靠道德，靠道德的力量。孔子说，用道德来引导(道之以德)，礼仪来规范(齐之以礼)，人民不但知羞耻，还能自律(有耻且格)。自律，就不但“不敢犯罪”，而且根本就“不想犯罪”、“不会犯罪”。换句话说，只做好人，不干坏事，也不“惦记”。
问：明白了。在孔子看来，讲法治，靠制度，只能争取人们不做坏事；讲道德，靠教育，才能保证大家都是好人。是不是这样？
答：是。
问：儒家的主张好，标本兼治嘛！
答：好是好，可惜做起来难。
问：为什么？
答：因为道德只能诉诸良心，而良心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别人管不了。比如孔子的学生宰予反对 “三年之丧”，孔子也只能去问他，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细粮穿丝绸，心里好过吗？宰予说，好过呀！结果孔子毫无办法，只好气呼呼地说，你心安理得，你就那样做好了。你看，孔子的道德主张，连自己的学生都治不了，还能治国？
问：这么说，道德是不能治国的？
答：不能。不但不能，还有副作用。因为你要“以德治国”，统治者或领导人就得率先垂范。这样一来，君王就得是“圣人”，官员就得是“贤人”。他们都必须高风亮节，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才能以德服人，也才能真正推行礼乐教化，对不对？
问：对呀！这有什么不好吗？
答：做得到当然好，做不到呢？也只有一个选择──作假。事实上，历代王朝“以德治国”的结果，并没能保证他们的长治久安，只不过制造出一代又一代的伪君子。这些伪君子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儒家他们设立的圣贤标准逼出来的。
问：法家的“以法治国”就好吗？
答：当然也不十全十美，但至少有一点可取，那就是他们的制度，是按照常人的标准来设计的。这就比较靠得住。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圣贤总是极少数，常人却是大多数。可着大多数人的尺度来规范，第一，肯定可行；第二，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因为你把最坏的结果都考虑进去了，已经事先做了防范。
问：你的意思，是不求“最好”，只求“最不坏”？
答：至少，在设计制度的时候，只能如此。实际上，迄今为止，世界上都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最不坏”的制度；而那些“最不坏”的，又往往比自以为“最好”的好。
问：但是，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你以常人为标准，岂非每下愈况？
答：这个批评有道理，所以儒家的主张也不能全盘否定。而且，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再完善的制度，也要由人来执行。法再好，人不行，还是不行。这就不能再靠“法治”或者“法制”了。历史证明，法家的“以法为教”，也是失败的。
问：那又该怎么办？
答：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也许能行。事实上，道德虽然不能治国，却可以育人；法制虽然不能育人，却可以治国。这就可以相互补充，也能解决只取一面所产生的问题。不难想象，一个国家，如果法制既健全，社会又道德，岂能不长治久安？
问：这样说来，儒法也可以互补？
答：可以，但不能是历代王朝的“外儒内法”、“阳儒阴法”，而应该是分工合作、抽象继承。所谓“抽象继承”，就是只取其合理内核，不要其具体规定。至于“分工合作”，大约可以理解为治国不妨多读法家，育人不妨多读儒家吧。当然，也不能“全盘接受”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