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经济持续低迷时期， 讨论“全球化业务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是一项具有特殊意义的工作。归根结底，我认为对可持续性原则的忽视是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请让我对此作出说明。我认为近年来，全球金融体系已经与实体经济渐行渐远，这意味着关注的重点早已不再是如何解决实际问题。
前不久去世的美国农学家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被誉为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绿色革命”之父，他满怀热情努力提高农业生产力，积极对抗全球饥荒这一灾难性问题。
1970年的一天，博洛格凌晨四点获知自己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当时他正在墨西哥的农田里工作，对付这些切实的问题。
用诺曼·博洛格这样的伟人比照近年来的一些行为模式很有帮助，这些行为模式已经悄然成为我们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这样的对比更凸显了目前所亟须的态度转变。归根结底，这场危机表明了我们必须远离受金融市场驱动的短期战略，因为这种战略只会损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反，我们需要回归到能够催生真正解决方案的长期战略之中——并像诺曼·博洛格一样充满激情、斗志昂扬，作出自己伟大的承诺。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可持续发展思维。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拥护这一态度的转变：将政府、行业与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处于实体经济中的公司即便不需要对目前的危机负责，但在这方面也责无旁贷。
在这里，我想主要强调三个方面：
第一，国际金融政策
世界各地仍在寻求的金融政策显然不具可持续性。银行救助计划及经济刺激方案已将公共债务推向天文数字的水平。美国联邦赤字仅去年便已达到庞大的1.4万亿美元。在德国，公共债务目前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0%以上，明显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60%，并且仍在不断增长。
这一数据说明了目前我们与可持续财政政策的巨大差距，因此经济学家一直在探讨“与可持续发展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强烈反对继续采用代价不菲的经济刺激方案，因为它们通常不会创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鉴于巨大的财政负担，我们必须寻找出路，确保造成危机的相关方面共同承担克服危机所需付出的代价。这也是根据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先驱之一的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所提出的责任原则得出的，这一原则是德国经济体系的基石。在此我想引述一下他曾经写过的话：“那些获得利益的人必须承担所造成的损害。”
这一原则不仅符合我们的正义感，同时也是引导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手段。毕竟，该原则鼓励人们以可持续方式经营。淡化这一原则会诱使我们将谨慎置之脑后：这种行为也已促成了金融危机的形成。在许多情况下，显性或隐性的政府担保也放大了这一问题。例如：美国两大联邦住房贷款抵押融资公司房利美(Fannie Mae)与房地美(Freddie Mac)。
由此我们又学到了重要一课：政府也并非是更好的企业家。正因如此，他们应出售在公司中所持有的股份，并尽快从其承担的担保责任中抽身出来，从而减轻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换言之，必须重新划定市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界线。
第二，国际贸易
回到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政治家不应妨碍自由贸易。他们应积极推动自由贸易，而不是仅仅纸上谈兵。因为现在我们最不应采取的便是保护主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这将意味着我们未从历史中得到经验教训。
80年前，美国通过了《莫特-郝利关税法》从而使其孤立于世界贸易之外，经济大萧条因此愈演愈烈。其他国家的政府也采用类似的措施给予还击。后果是众所周知的：世界贸易出现了停滞。
尽管我坚信如今世界贸易不会再出现那样大规模的崩溃，但我仍然对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深表担忧。
据世贸组织(WTO)估计，今年世界贸易量可能会下降10%，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危机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复苏。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可以为公司获得短期的收益，因此每个相关人员都需要抵制这种诱惑，因为这干扰了世界贸易的正常运行。相反，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努力让多哈议程回到正轨，并将世界贸易的自由化进行下去。
在考虑所有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将不同的政治文化与价值观考虑在内，同时考虑每个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阶段。最终我们只能使用全球战略来解决全球问题。
第三，全球气候保护
气候变化与全球气候保护的需要仍然是国际议程的优先事项，这是正确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可能也是最大的挑战。
政治框架对于我们在气候保护领域作出的努力是否能够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国际气候政策必须满足以下四个要求：
一、减排目标要清晰宏远，但又要实际可行。
二、温室气体的所有主要排放国(其中当然包括美国、中国和印度)必须作为任何协议的一方。
三、工业化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公平分担这一负担。
四、必须采取政治措施来促进创新与技术进步，并将其作为减少温室气体的基础。(作者为拜耳集团董事会主席，文章经过编辑，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