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去年8月31日，总投资650亿的南京高世代液晶面板特大项目终于在北京钓鱼台国宾签约。而这个特大项目还只是更为庞大的“中国南京液晶谷”项目的一部分。
“深圳市在去年也成立了高世代液晶面板建设项目领导小组，市委书记王荣亲任组长。”深圳市发改委一位官员告诉《商务周刊》，项目领导小组全力保证TCL华星光电8.5代线项目的顺利推进。 投资冲动和高涨的热情显然也让深圳等地方政府不自主地消解着中央政府的声音。今年年初，当工信部和发改委正在为产能过剩担忧时，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于忠厚却对媒体称，“国内的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还没有投产，就有人说国内面板产能将要过剩。这种说法并不一定科学。” 而同在一省的广州市也不甘落后，为了能使迄今为止广州市最大的外资高科技项目——LG Display8.5代液晶面板项目落户本地，广州方面答应了LG Display控股70％的要求。去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亲赴韩国首尔参加广州开发区与LG Display液晶面板合资项目投资协议签字仪式。 事实上，早在2006年底，为打破LCD面板上的瓶颈，广东省政府就做出决策扶持平板显示产业发展，将液晶平板显示产业列入“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2010年实现平板产业产值达3000亿元，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高世代平板5至10年内领跑全国。在广东省今年发布的《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意见》中，新型显示作为高端新型电子信息产业之一，成为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按照规划，到2012年，广东省将形成3500亿元产业规模。到2015年，成为上中下游配套齐全、全球重要的新型平板显示产业研发制造基地。 外界也注意到，与南京、深圳和广州等地一样，北京、成都、苏州以及合肥等地方政府也异常活跃，都竞相实施自己庞大的平板显示产业振兴计划，纷纷成为火上的“添柴者”。 而在中国液晶面板领域国内3大高世代线获批后，剩余的两个名额就成为地方政府不遗余力争夺的“绣球”。在中国电子商会副秘书长陆刃波看来，为争夺这两个名额，地方政府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不但投入巨额资金，而且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官场资源，过去半年里，他不断看到各路“诸侯”们亲自进京跑关系。他担心，这会助推未来的风险。 在这场“五进二”的“选秀”中，有时候，各路官员会不约而同出现在工信部或者发改委领导的办公室里，或者一波刚走，一波又来，广东省平板显示产业促进会的一位内部人士也向本刊承认，“我们确实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和以往进京跑项目没什么区别，只是这次项目的规模大一些罢了。” “你说疯狂吗？大家都在这么做。”他说，去年底，国家发改委在液晶面板项目引进上作出了调整，将以往“企业挑选地方”变为“地方挑选企业”，希望地方能更主动些，“面对动辄几百亿的项目，而且后续产业拉动过千亿，地方能不主动吗？” 有业内人士也认为，目前的争夺战与国家产业政策导向也有直接的关系。2009年２月１８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电子信息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提出要完善液晶面板生产线的建设，重点扶持６代与８代面板生产线的建设。随后，各省市也纷纷出台了自己的振兴规划，摩拳擦掌。路风也认为，地方出于GDP的考虑不会不拼抢这么大的项目，但他强调，这样只能会加剧中国的“诸侯经济”，且会制约中国工业的发展。
在其报告中，他也试图通过京东方的例子证明这种担忧。其报告写道，且不说各地争上外资控制的生产线将带来的弊端，即使是京东方所代表的自主创新道路，没有中央政府的引导也会出现问题。他举例，由于依靠向地方政府融资，京东方不得不受到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制约，在上广电破产出售5代线的过程中，最有可能而态度又积极的京东方被排斥在外，原因是上海方面由于“瑜亮情结”不愿意把这条线卖给北京。 所以路风认为，在这个时候，中央政府应该介入，发挥自己的作用，从全局考虑产业布局和决策。 尴尬的“工业行政”能力 各方仍在等待中，怀着不同的心态，但最高决策层仍没有动静。 坐在路风的办公室里，不远处就是北京大学美丽而平静的未名湖。然而路风在过去一年多来，却感觉不到一丝平静。他的报告已经出笼两个多月了，他不时接到各种电话，向他表达敬意的，和他进一步沟通的，约他接受采访的。 “必须承认中国政府在此次支持本国产业的立场上有了巨大进步。”路风说，从政府优先批准本土的三条高世代线能看出这样进步。 在其报告中，路风始终建议政府支持中国竞争性企业的成长。为此他认为无论采取刚性还是柔性的做法，都是合法合理的。刚性的做法就是不批准国外企业在中国大陆建线，这样可以屏蔽掉外资对中国企业的威胁。这种做法虽很严厉，但中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这样做，因为日韩政府和台湾当局都曾严格禁止自己的企业来华建线，即使“液晶热”中，韩国企业来华建线依然需要韩国政府的批准，从对等原则看，中国政府不允许境外企业进来建线，也无可厚非；而柔性的做法是以更高的“要价”和更苛刻的条件拖延对境外项目的批准时间，让中国企业自主建设的高世代线获得领先优势，以达到中国自己的战略目的。 “中央政府在重大产业的发展上应该扮演更直接、更积极的角色。‘液晶热’的走势也表明，中国TFT—LCD工业的发展最终绕不开中央政府的作用。”路风说。 但这位产业专家认为，中央有关部门的态度和对自己角色的认识仍然令产业界不满意。在他对“液晶热”一年多的关注过程中，他发现，“液晶热”出现后最初的几个月，中央政府相关部委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在初步有了反应后，却在如何支持本土产业方面缺乏战略性，思路模糊不清。 “政策选择没有放在以什么样的具体办法来支持中国企业的成长上，而是随即把重点放在了控制生产线项目的数量上，并上收了项目的审批权。”路风说，“这显然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 有业内专业人士也认为，如果不是别的原因，那么这场“工业选秀”之所以迟迟没有结果，肯定是因为政府左右为难。路风也认为，从对中国在TFT—LCD工业中的机会、能力和战略的分析看，当这个工业发展的走向关键性地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战略时，应对“液晶热”的关键政策问题不是控制项目数量问题，而是对两条道路——外资设厂和自主建线——区别对待的问题。他认为，对前一个问题的处理办法必须服从于对后一个问题的处理，只有把握住这个原则，中国政府才能拥有足够大的行动空间。 但形势却使路风一直担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央政府的能力缺失问题。他理解，最初政府之所以对“液晶热”没有反应，是因为政府内部少有了解液晶面板产业的专业人士，更不要说能对这个产业有深刻的认识。 “尽管液晶面板成为中国消费电子产业的瓶颈已多年，尽管新型显示器在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规划中被列为重点突破的关键领域，但中央政府的有关机构却对中国企业在这个工业中的突破不甚了了。”路风在其报告中称，“甚至有的官员仍然把这个工业的希望寄托于国外企业在中国设立生产线上。虽然因为难以决定外资生产线项目的取舍而被迫拖延审批，但似乎并不明白外资在华蜂拥建线会对成长中的中国企业造成威胁”。 而这种专业能力的缺失不但影响了政府的判断，更使得在发展重大产业时缺乏战略原则和立场，产业规划能力软弱，看上去常常是在被动应付，更多的时候转而求助于计划行政思维手段。 路风认为，这与过去30年中国“工业行政”能力被削弱有直接关系。路风定义说，“工业行政”指的是政府为实现国家工业发展而对工业实施的管理，包括政府对工业发展进行规划和资源分配、对工业和企业的运行进行协调以及制定有关工业的法规和政策等内容。 前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工业行政从属于计划管理，与计划体制下政企不分的工业管理部门交织在一起。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对计划体制和工业部门进行了巨大变革。但“弱化和取消工业行政经常被当作是改革的主要内容，这导致了一个看上去似乎是个悖论的结果：在计划和行政命令仍然顽固地存在于政府管理经济的过程中时，政府的工业行政能力却明显被削弱了，而且能力越弱就越依赖于计划和命令手段。”路风说。 政府的工业行政能力被削弱显然不利于中国所迫切需要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最近两年，路风在多个场合讲到一个最新的案例，就是他发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产业振兴规划，这是多年来中国第一次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公开、全面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意义重大，但他发现，中央政府在根据经济发展的总目标，形成对产业发展的想法和立场、拥有关于工业的知识和经验以及与工业界的联系网络，理解并能够发展出相应的政策手段、拥有能够认同并贯彻国家目标的相应机构和干部队伍以及组织系统上显得能力不足。 这些能力不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此次“液晶热”中也有充分的表现。路风分析，这些后果包括产业思维缺乏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新意，仍过多依赖于计划经济思维；中央政府越来越缺乏有关工业的知识，甚至越来越缺乏对中国工业的义务感，而这些缺陷阻碍中央政府找到或发展出有效的政策工具。 “中央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能力不足，根源在于对国家建设的长期忽略。”路风说，就工业领域而言，由于忽略国家机构的重新建设，简单的“精简下放”实际上把很大一部分国家的行政职能及相应的专业知识和信息渠道都“下放”给了企业、协会等“中间势力”。 路风进一步分析，表面看上去是“精简”了的中央政府其实在行政上仍然不得不依靠一个规模更为庞大的行政体系，只不过这个体系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国家行政组织，而是具有自己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的行政性企业和行政性组织，如果国家行政陷入这样的境地，所谓“国家意志”就会被各种从局部利益出发的势力所阉割。 以中国的TFT—LCD工业和目前的“液晶热”为例，如果中央政府不加强政府能力建设，重构工业行政能力，“国家意志和战略存在着轻易被部门、地方政府特别是外国企业的游说所分裂，使得这次大好的机遇白白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