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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危机爆发的领域远离自身专长或兴趣范围（就我而言是银行业）时，政治经济学家有三种做法可以选择。第一是保持沉默。第二是尽快学习一些新领域的知识，然后煞有介事地讨论巴塞尔协议I (Basel I)、巴塞尔协议II (Basel II)、即将到来的巴塞尔协议III (Basel III)、一级资本、二级资本等等。第三是不去虚张声势地进行技术讨论，而是利用危机思考一些根本的东西。对我有吸引力的是第三种做法。 让我们从我们为何需要银行这个问题开始。银行首先是储蓄机构。如果没有银行，不管我们用什么作为货币，我们都只能将它们放在床垫下面或企业的贮藏室内。紧接在储蓄职能之后的，是银行转账结算的职能。相比于每次支付都必须要去取钱，每次收到款项必须要去存钱，使用银行可以冲抵的支票或转账凭单等单据，以及根据不同银行的客户业务流冲抵彼此间的收支，明显要方便得多。 然而，银行还有第三个职能。大公司的投资资金，大多来自留存利润或在资本市场上的发行。许多中小企业没有足够的留存利润满足其投资资金需求，而它们又没法方便地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它们最好的做法，就是直接向储户借钱。而即便是大公司，也可能会有不适合通过新发行来满足的短期融资需求。此外，银行的可用性对小储户非常有用，他们可以毫不费劲地把储蓄分散贷给许多借款人，而不必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两个篮子里。银行家会说，他们的功能就是将这类储户与需要资金进行实体投资（包括补充库存）的企业集合到一起。 然而，问题的源头就在于此。按照人们的想象，这是一个将小储户与小投资者直接集合在一起的市场。但事实并非如此。银行已经变成私人或小企业的主要借款来源。但银行认为能够贷出的资金量，与企业客户认为需要借入的资金量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许多银行最初都是金器商，照看着储户放在他们那里的贵金属（就像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Meistersinger)中的波格纳(Veit Pogner)）。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在正常时期，客户每年只想提取所存资产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只要他们的欠条被普遍接受，他们就可以安全地借出数倍的储蓄。在正常时期，市场利率让新增储蓄与实体投资保持了大体一致。 但情况经常会不正常。储户希望提取的资金，可能会超过银行能够提供的资金，就像英国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的遭遇一样。银行可能会感觉无力提供以可持续的活动水平维持经济运行所需的资金。银行存款保险的加强与央行的最后贷款人活动，或许降低了北岩那种银行挤兑发生的可能性。但有一个问题依然存在：大概没有足够的银行资金贷给中小企业。 这里，我们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银行家说，银行信贷并不匮乏，匮乏的是银行能够接受的企业提案。但为何会出现这种匮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早些时候信贷紧缩造成的衰退环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银行现在所抱怨的状况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敦促银行增加放贷的那些政治家和官员，同样要求银行以经过周期性调整的方式（天知道是什么玩意）增加储备，放弃危机前进行的有问题投资，并不会让情况有所改善。 着眼于长期的解决方案很可能是，让规模较小的新银行进入更具竞争性的银行业。但我们知道凯恩斯(Keynes)对长期是怎么说的。如果政府想加速经济复苏，那么就有理由建立一家或多家政府银行，或许与英国邮政储蓄银行(Post Office Savings Bank)等机构合作。一两家这样的机构已经建立，但它们的能力有限。 我可以很轻松地写出一篇演讲词，来驳斥这个观点。这类机构一旦建立，就很难解散或出售。与此同时，它们很容易就会被滥用于政治目的——所有参观过意大利的人肯定都知道这一点。而谁又是经营这类机构的完美人选呢？不过，至善者善之敌；想保留竞争性私营企业体系的好处，可能需要牺牲掉一些利润率。或者，正如某个国家所说的：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要以退为进）。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