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杨正位 中美是国际经济失衡的主体，双边不平衡的数额也最大，两国间的平衡与再平衡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关于国际经济失衡与危机的原则 国际上有论点把危机的主因归咎于国际经济失衡，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多次宣讲并广为传播的“全球储蓄过剩论”，认为“顺差国大量外汇储备—过剩储蓄流入美国—美国流动性过剩—利率下降—泡沫经济—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是“金融危机外因论”。事实上70年代以来每次较大危机后都出现储蓄率上升情况，东亚的储蓄率上升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0年泡沫经济破灭，而且是被动上升的。美国是因为在高技术泡沫破灭后刺激经济增长而自主降息，而不是随外部储蓄流入而“被迫”降息。到2004～2005年房地产泡沫累积的关键时刻，美联储对国际经济失衡仍然乐观，并未采取宏观抑制措施，其他外围国家不过是配合了美国的失衡和泡沫，围绕中心“转错了”而已。特别是中国顺差与美国逆差在时间、数量、结构上都对应不上，美国储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比中国顺差快速增长早20年、美国储蓄绝对额下降比中国顺差快速增长早10年，美国自2001～2003年大幅降息之时，中国对美顺差并无明显变化；2005年后中国顺差快速增长之时，正是美国大幅调高利率之时，说明美国货币政策是相当“独立”的，并不是中国储蓄过剩“操控”了美国政策。指责别国储蓄过剩、借钱给美国造成了危机，就像一个强盗抢了别人东西被抓起来了，反而责怪被抢人家没关好门、家里有财、方便了抢劫一样。美国2010年总统经济报告也承认，“失衡是否是危机主因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有的认为国内储蓄缺口决定外部不平衡，一国的储蓄与借贷是其自身的选择；有的认为失衡是有利的，因为资本从资本市场低效的穷国流向了高效的富国；有的认为全球过剩储蓄流入降低了低率诱发了房地产泡沫。尽管可以说储蓄流入的种种不是，不能有效利用储蓄、疏于监管难辞其咎。” 事实上，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是多重矛盾交织的结果：从表层看是“经济政策失误”、“金融创新过度”、“政府监管缺位”、“华尔街贪婪”等直接导致的，比如巴菲特把金融衍生品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深层看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再现，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的金融自由化导致危机不断，八、九十年代全球大小危机108次，这次危机终于从外围到了中心；从根源看依然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根本矛盾—两极分化—消费不足与生产过剩—负债消费—债务经济—金融创新与疏于监管—金融泡沫—金融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经济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美国及世界自70年代以来两极分化加剧，发展严重不平衡，致使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实体经济衰弱后靠虚拟经济来弥补，终于导致泡沫经济膨胀与破灭。总之，国际经济失衡虽不能说与危机无关，但显然不是危机的主要原因。把危机归咎于国际经济失衡、归咎于外围国家，显然是因果倒置、本末倒置和轻重倒置，不利于中心国家认清自身问题，更不利于改正错误和防止重犯错误。 关于国际经济失衡与中美利益分配问题 贸易流向不是利益流向，贸易不平衡既可以是双赢的，也可能是利益向逆差国聚集，即顺差-逆差与盈利-亏损并不对应。外贸顺差是根据原产地规则统计出来的，顺差或逆差不是利益分配大小的标志，也不是经济是否健康的标志。顺差大并不等于利益多，贸易顺差可比拟为营业收入，而不是纯利润。顺差也可能是受损、逆差也可能是获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贸易差额可能是贸易利益中最不重要的一种”；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认为，“如果法国出口一批货物，用卖来的钱从国外购买一批商品，但在海运途中不幸遭遇风暴，进口产品全部掉入海底损失掉了，但是，在法国的统计上却出现了大量贸易顺差。”我国清朝也曾顺差和大量白银流入，但并未导致强盛；大英帝国货物贸易长期逆差、资本收益顺差，但也建立了“日不落帝国”。 美国70年代以来连续近40年逆差，但获得了大量国民福利：一是贸易带来了就业、利润和税收迅速增长，2009年零售业就业比制造业多280万人，比60年代增加了900多万人，同期制造业只减少了600多万人。在贸易失衡最重的2004～2008年，美国失业率只有4.5%左右，为20多年来的低点。美国贸易业利润每年2300多亿美元，与制造业利润之比从60年代的1/5提高到现在的1～2倍，其中外贸利润占很大比重。 二是从中国进口的物美价廉产品，每年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以千亿美元计的开支，还显著改善了贸易条件。据美国商务部研究，剔除石油价格因素，1996～2007年美国从中国和东亚进口显著改善了贸易条件，每年使美国实际国内收入增加0.15个百分点，12年累计增加1.8个百分点，相当于2534亿美元。据此测算，1995～2008年美国非石油产品贸易条件改善了16%。 三是贸易促进了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当前在高端制造、信息、服务等行业占有制高点，未来在新能源、生物技术等产业很可能世界领先，美国在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创造的就业机会远远多于低端制造业减少的数量。 四是获得了大量对外投资利益。美国海外投资收益率一般比外国在美投资收益率高几个百分点。尽管美对外净债务高达3.5万亿美元，仍有1900亿美元的净收益。其中，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更高，2008年为3708亿美元，远高于外国在美直接投资收益的1209亿美元，净收益高达2499亿美元，相当于每个就业人口每年食利1800美元，这等于中国每个农民工一年的工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工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美国人“坐享其成”，具有食利资本主义特征。 五是强大的美元利益。世界本位货币是世界财富分配的重要工具，有研究表明美国每年的铸币税收入相当于GDP的5～10%，1989～2007年，因美元贬值等价值重估使美国净对外负债减少了4.3万亿美元。 上述五方面加起来，美国每年从对外开放领域获得的利益都以万亿美元计，这是其它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事实上，美国是世界的知识中心、人才中心、创新中心、金融中心、营销中心，归结为利润中心；对应的发展中国家是就业中心、制造中心、消耗中心、污染中心，归纳为发展中心。中国虽然是第一顺差大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第一大国，但这根本没有改变在国际分工中的中低端地位。当然中国也在对外开放中获得了就业、税收和发展，但中国是低端利益、美国是高端利益，二者尚不能同日而语。
同时，现有贸易统计制度不完善，也使“中国账面顺差大，美国实际利益多”。按原产地规则的贸易统计以国为界，这种方法难以反映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出现了国界统计与国民统计巨大差异。如果按企业或居民的国籍或所有权来统计，美国贸易逆差会大大缩小甚至顺差，比如美国2007年跨国公司海外净销售“顺差”达1.76万亿美元，即使将这一数据半折后再减去以国界统计的逆差，美国还会大量顺差；2008年美国关联贸易逆差6014亿美元，将其扣除后美国逆差将下降76%，其中对华关联贸易逆差783亿美元，将其扣除后对华逆差将减少29.4%。刘遵义教授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对美出口中大约只有20%中国成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