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清朝晚期中国国土资源勘探权的丧失，是中国国土沦丧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王守谦 作者为河南师范大学教授 在农业时代的中国，所谓的“国土”就是界碑、军队和税吏，最多加上那些俯首称臣的边疆土司。至于把“国土”与“资源”联系在一起，并将其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清末多次御侮失败、“创深痛巨”之后的事情。作为最早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地区，欧洲国家不但利用对外战争的胜利，让中国人明白了资源对于养民兴国的意义，而且也向本国国民昭示了国土资源与国力强弱的因果联系。不少人因此来到中国，在大清的国土资源进行勘测和调查。对于其祖国而言，这是殖民之前的预热。对于中国来说，则是更为危险的国土沦丧。 李希霍芬可能不是第一位在中国国土上进行资源调查的外国人，但却是成果最大的一位。1859年，在他的家乡德国统一之前，他就曾作为普鲁士外交使团科学特派员的身份踏上过大清国土。由于李希霍芬在地理学领域的建树，他被普鲁士官方秘密赋予了勘测中国东南沿海和台湾的使命，以便创建一个殖民地或商业据点。 在普鲁士使团从清政府那里得到与英法相同的优惠待遇之后，李希霍芬并未随团回国，而是在途经北美时，留下参与了加利福尼亚地区的金矿勘探。当地财团对他的经验颇为激赏，以致于他一提出要考察中国，加利福尼亚银行就决定资助李希霍芬，让他开展一项旨在发现商业机会的对华考察活动。其实，早在普鲁士使团访华期间，这项计划就已经作为腹案订立完成，只是还不具备能让这位日耳曼人自由走访大清国土的条件，何况还需要对清廷保密。 从清初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清王朝的国土管控体制经历了一个从严到松直至崩溃的过程。作为农业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康熙皇帝尽管对于“能源”、“资源”等西方概念不甚了了，但对任何外来觊觎者都颇为警惕。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呼声言犹在耳，沙俄的哥萨克人也在东北边境探头探脑，都不能不让康熙对洋人入境加强管控。《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显示，从1713年到1715年，清廷曾多次邀请在华传教士麦大成、汤尚贤和费隐单爻占等人勘测国土，绘制大清皇舆全图。为了防止洋人盗取更多的国土信息，康熙下旨给江西、四川、贵州和云南等省巡抚，要求他们掌握测绘主动权，避免每张草图落入洋人之手，“画完一省即将舆图交该巡抚着家人好生送来”。他在官员奏报勘测情况的折子上，不厌其烦地提示臣下将“画图人员行事如何，具实奏来”、“奏钦差绘地图人员行动”。在清廷督促和管控之下，随同勘测的官员对洋人日常起居的每个细节都予以奏报，洋人也“很遵主子王法，行事甚是安静”。 康熙显然没有意识到，以大清帝国疆域之大，人口之众，竟然连勘测国土、绘制地图这样敏感的政治任务都要仰赖洋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意味。二百多年以后，当洋人携带着标注详尽的地图在中国各地四处勘探时，爱新觉罗的子孙才明白，近代地理学对国运民瘼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在此之前的长时间内，资源分布状况从来没有绘入藏于大内的大清舆图。即便臣下奏请允准开矿牟利，康熙也往往表现出“多一利不如少一事”的慵懒。大清的国土资源缺乏学者黄仁宇所说的“数字化管理”，或许是农业帝国的通病。但若考虑到西方地理学赋予了欧洲日后殖民东方的战略优势，似乎更应该说它是中国必将落后的宿命。 这种宿命的到来，很大程度上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有关。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人是不准在中国内陆随便游历的。1860年，中国在战败后被迫与英法联军签订《天津条约》，规定外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通商”容易理解，但“游历”往往歧义甚多。不少外国人就是利用协议表述不清的缺陷，以“游历”为名义进入中国内地进行地理勘测的。由于洋人游历地点并不需要在护照上明确标注，而只是规定大致范围“以四省为限”，事实上使国土资源信息完全被开放在外籍勘测者面前。 直到1875年之后，中方才要求来华“游历”者在护照上“除仍前注明省份外,另将欲往何处府县地方详细开列。”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能够畅游中国大陆，正是在外人可以自由游历的1871—1875年这个时段。 李希霍芬原译为“利忒何芬”，因为用汉语读起来比较拗口，故改现名，并且刻意与如日中天的李鸿章同“姓”，以消除中方疑虑。1868年，李希霍芬结束在美国的工作，带着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从上海登岸。在那里，他得到上海欧美商会（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提供的旅华4年的经费，条件是他必须用英文提交关于中国经济、特别是煤矿资源的报告。 从1868年到1872年，李希霍芬以上海为基地，对大清帝国18个行省中的13个进行了地理、地质考察，足迹遍及广东、江西、湖南、浙江、直隶、山西、山东、陕西、甘肃南部、四川、内蒙诸省区，“踏查之普遍，著述之精深博大”，远非清人所及。他将所见所闻以信件形式寄给上海欧美商会，后来汇集成册，名为《李希霍芬男爵书信集》。其中多为中国的煤矿分布和各地的物产、商业情况，也包括该地区交通情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商镇和商业路线。李希霍芬并非泛泛而记，而是对煤矿地质、分布、煤层厚度变化、出煤质量(烟煤与无烟煤)、矿区产量、煤炭价格、运输路线以及当地官府对煤矿的不当管理都进行了详细调查，并依此对煤矿的开发价值进行评价，作为欧美商会的决策参考。 对于有可能改变世界能源构成的矿区，李希霍芬的调查更为详尽。按照鲁迅《中国地质略论》的说法，他“三涉山西（太原，大同），再至直隶（宣化，北京，三河，丰润），徘徊于开平炭山，入盛京（奉天，锦州），始由凤皇城而出营口。”李希霍芬这样热衷于这块表里河山，是因为“山西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煤铁产区之一……在目前煤的消费水平上，山西一省的煤矿可供世界几千年的消费。” 尽管李希霍芬的“游历”是合法的，但他进行的国土调查从未依法向中国官方报备，其调查结论也没有完全呈交上海的欧美商会。相反，作为普鲁士人，李希霍芬把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和强大视为最高理想。即便在最艰苦的中国乡村，即便必须将行装节减到最低限度，他也一直坚持着“如果还有一张桌子的话，就铺一面德意志国旗在上面”的做法。为此，李希霍芬曾秘密致函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提出德国“有必要发展海军以保护这些重要的利益和支持已订的条约；要求在万一发生战事时德国的商船和军舰有一个避难所和提供后者一个加煤站。” 尽管他选择的是浙江舟山群岛和山东胶州湾，但在1871年给欧美商会的报告中，却反复强调宁波和杭州作为地区商业中心的地位，对舟山群岛和胶州湾只字不提。 事实上，早在1869年，李希霍芬就向德国提议，夺取胶州湾及其周边铁路修筑权，将使华北的棉花、铁和煤等更为方便地为德国所用。不但可就此将山东纳入势力范围，而且又拥有了广大的中国腹地。为了利用山东控制内地煤矿，他向欧美商会鼓吹修建连接内地与海港的铁路，“如果连接河南、山西和港口的铁路建起的话，它们的大多数珍贵物产——主要是矿产——将得以出口”。 德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对李希霍芬的评价甚高。德国学者施丢科尔称，“李希霍芬——他对于自然社会的重大贡献是绝对无可争论的——是一个自觉的、有目的的代表外国资本、并且特别是代表德国在华资本利益的人，他将他的调查按照这个明确的目的去进行，使得外国资本容易侵入中国”。 1897年，德国借口传教士被杀，出兵占领胶州湾，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在报请德皇威廉一世批准的军事计划中，德国海军司令梯尔皮茨多次引用了李希霍芬的考察结论。 关于李希霍芬调查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鲁迅曾撰文概述说，“支那大陆均蓄石炭，而山西尤盛；然矿业盛衰，首关输运，惟扼胶州，则足制山西之矿业，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一着”。他认为，李希霍芬的国土资源调查“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因此“自利氏游历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此后，外国人纷纷打着“游历”和“科研”旗号来华勘测，实际上就是“利忒何芬之化身”。清廷在此问题上的管控失序，最终造成了“大陆沦陷”于外人，“吾同胞其奈何？” 鲁迅的感叹，在很大程度上惊醒了清朝以降的中国人。尽管把李希霍芬称为“最先明了中国地文之伟大科学家”令人难堪，但民国地理学和地质学确实是在他的调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国地质学家翁文灏在肯定李希霍芬“对于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及地文之观念，其伟大之贡献，实无其他地质学家，足与伦比”的同时，敦促民国政府成立了地质研究所，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地质调查。 对于李希霍芬是学术家还是间谍的争论，学者郭双林的概括或许更有说服力——当专家的视野和传教士般的热情结合在一起贯穿于国际政治，再美好的初衷也必然结出可怕的后果。国土是有边界的，国土调查自然也应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