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1991年8月28日，一个留着长发的矿工子弟揣着1000来块钱离开了几乎从没离开过的矿区老家，只身来到北京西北郊的一个村子，住了下来，他要在这里圆一个源自幼年的艺术家梦。
来北京前，这个28岁的年轻人已经把老家那份干了7、8年的工作辞掉了，突然换了个环境，他感到有些不安，有些没有着落。不过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也确实是很没着落：钱很快用光了，“当时生活确实很艰苦，连洗澡都成问题，一个礼拜半个月才能洗上一次澡。每天吃面条，弄点蔬菜，搁点盐一拌。跟人合租的房子是石棉瓦的，冬天时睡在里面连个炉子都没有。”
这个年轻人就是在今天以描绘暴力、关注残酷而著称的艺术家杨少斌。20年过去，杨少斌那些厮打场景的“红色暴力”油画以其另类题材和独特风格早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标志性符号之一，并被国际国内数十家美术馆和公共机构收藏。几年前，他的创作180度大转弯，关注矿工生存和气候变化等社会、人类问题，形式更从油画拓展到雕塑、装置和影像。不过，有一点在杨少斌作品中一以贯之，那就是始终关注现实残酷性，对他而言：现实凶猛。
陶瓷厂的星期天画家
1963年杨少斌出生在唐山的一个矿工家庭。清末洋务运动时唐山成为中国最早工业基地之一，是一座十足的工矿城市。杨少斌记忆中的童年就是一部矿区版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动物凶猛”的孩子们把刀和自制火枪当作铁皮玩具，经常是两句话不对就拔刀动枪。而矿区小环境外的文革大环境更是深深植入杨少斌这代人的潜意识之中：全民武装、反帝反修、阶级斗争 — 他们的成长伴随着挖防空洞、防空疏散演习、批斗右派。
上山下乡期间，家人给杨少斌弄了张留城证，这张证明则把杨少斌变成了一个跨越多工种的临时工：钳工、电工、挖下水道、砌砖窑、给火车卸货 — 他甚至进派出所当过一阵警察。直到1980年，杨少斌考取河北轻工业学校，并和方力钧成为中专同学。1983年毕业，两人一起去北京报考中央美院，杨少斌文化课没过，回唐山进陶瓷厂做了图案设计员，而同时他的身边也开始聚集和他一样爱好美术的人，工作之余一起画画，一起订阅栗宪庭、高名潞主编的《中国美术报》，为呼应“85新潮”“现代艺术大展”，他们也热潮澎湃地组织过一些在今天看来不热也不潮的小展览。
著名的后印象派画家高更在成为职业画家之前曾做过12年的股票经纪人，因为只在闲暇时间绘画，而被称作“星期天画家”。杨少斌戏称这段时间他是“星期天派”的。
迷茫与希望并存的画家村生活
和高更一样，杨少斌不甘心只做个“星期天画家”，1991年他顶着家人的反对，前往他的“塔希提” — 圆明园画家村， 寻找“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和创作氛围。
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尽管对杨少斌来说绝非为了冒险。
当时圆明园聚集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青年，有诗人、音乐人，当然也有像方力钧这样美院毕业、没有服从分配、留在北京、自己画画的艺术家。由于种种原因，这里被政府视作不安定因素，艺术家时常会被抄家，被抓，甚至被打。杨少斌曾因没钱办暂住证而被警察破门带走。
除了没有安全感，一段时间里，杨少斌也不知道要画什么。渐渐地，他理解到艺术是要有功能的，要么歌颂，要么批判。这期间“玩世现实主义”对杨少斌影响最深，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艺术家向乡土向少数民族地区寻找灵感不同，“玩世现实主义”只关注身边的人和环境，反英雄、不歌颂，画面中充斥了无聊和戏谑。这似乎很符合一个丢掉铁饭碗、拥抱没着落的自由人的趣味。这期间杨少斌创作了一批以军人和警察为题材的作品，带有很明显的“玩世”风格。他自称入门了，认识到批判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
1993年，杨少斌卖出了平生第一张油画，500美元，他高兴坏了。
红色暴力
到1994年，杨少斌开始摒弃“玩世”。这把双刃剑让他尝到甜头的同时也迷失了他自己的想法，甚至成为日后他要刻意避免的习惯性思维。“我一直寻找让我激动的兴奋点，画不动就是有问题，我也不回避，给朋友我也这么讲。实际上成功之后一定要复制，这是谁都避免不了的，那复制一段之后呢？”
杨少斌觉得“玩世”不适合自己，他希望拥有自己的风格，他闲了下来，一边找资料一边思考。这一年他尝试创作暴力题材的作品，“童年记忆、被警察羞辱以及画风反复的痛苦，这些东西都在脑子里，对创作有影响。” 1998年左右，杨少斌形成了自己的经典“红色暴力”美学：色调不再“艳俗”，强烈但统一；笔触变得粗犷而有速度感，像是打在画上，流淌的颜色则增加了灵动，又很像画中人流的血；密不透风的血红色背景中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的脸和肢体扭曲厮打在一起，堆积成石头、山峦的形状。
这个系列在刚开始由于“太血腥”“太暴力”受到了排斥，有一段时间，杨少斌只能将“暴力”与“玩世”掺着画，但两年后这批作品受邀参加了被视作世界三大艺术展会之一的威尼斯双年展。
从这时起，杨少斌开始以独立方式独立创作，具备了成熟的个人风格。2000年以后，他又开始画对他来说是更深沉和更宏观暴力的政治和战争题材，完成了被称作“国际政治”的系列作品。
纵深800米
2005年，杨少斌和朋友一起回了趟老家的矿区，眼前的景象让他怵目惊心，儿时的矿区乌托邦变成了如今的人间地狱。在800米的井下，杨少斌几乎懵了，矿工们恶劣而残酷的生存环境让他感到心痛，感到不安，并激发了他在第二年创作了“纵深800米”的艺术项目：一个画廊被改造成了一座临时煤窑，置身于黑暗、到处是煤渣的坑道、现实的恐怖影像和巨幅矿工油画之中，让人恐怖且无助。
两年后杨少斌再一次把矿工题材放到了同一个空间里，这一次调查取样范围更广，涉及内容也更复杂，名为“X-后视盲区”的项目也不像“纵深800”米那么生猛、直白，用他的话说希望把痛苦转化成一种“笔墨随时代”的陌生感：工人洗肺留下的药瓶被拍下来，做成88个圣洁的灯箱，灯箱上的诊疗术语却令人不寒而栗；一个真人大小的卓别林从《摩登时代》里走出来摇身一变成了煤矿农民工，他的一条腿是瘸的，被草率地安上一个山寨假肢：一盏忽闪忽闪的矿灯；为了冲淡过于残酷的录像作品，油画用看起来很美的负片光效画成。
对话杨少斌
杨少斌：1963年生于河北省唐山市。
著名画家。2010年胡润艺术榜排名总第47位。
与作品直面残酷不同，杨少斌本人是个随和、洒脱的人，以致采访是这样进行的：杨开车在798接上我前往丽都的一家露天咖啡厅，他要了杯咖啡，我点了扎啤酒，互递香烟，东拉一句，西扯一篇，问答在烟雾缭绕、推杯敬盏中异常轻松。眼前这位身穿白色翻领T恤、碎花灯笼裤、人字拖的光头大哥似乎已然把残酷暂时回避到了采访内容里。不过，临近尾声，杨少斌忽然很镇定地看了我一眼，问，你对现实有安全感吗？
《胡润百富》：你哪一年来的北京？
杨少斌：1991年来的，从工厂辞职来的，来了就去了圆明园。来这儿，方力钧是契机。
《胡润百富》：1992、1993年你创作了一些军人、警察题材的作品，为什么画这些作品？
杨少斌：来了后受到身边人像方力钧啊、刘炜啊、岳敏君啊，他们的影响，开始画一些“政治波普”、“玩世”的东西，也是想拿个严肃的形象开开玩笑，有点反权威、反英雄、反理想的意思。
《胡润百富》：后来转向创作暴力题材的作品,和你13岁那年遭遇过唐山地震有关吗？
杨少斌：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还是我在矿区的成长经历，矿区的孩子比较简单、粗鲁，两句话不对就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当然文革后遗症也是我们这代人抹不掉的记忆。还有就是来了北京之后的感受，没有安全感。
《胡润百富》：谈谈“纵深800米”、“后视盲区”这样的作品？
杨少斌：2005年我和朋友回老家，发现眼前的矿区和小时的印象完全不一样，怵目惊心，脏、乱、差，小煤窑矿工的生存环境就像地狱，我觉得应该关注这种生存的严酷性。所以视角也开始从个人往外看，关注外界，关注社会。“纵深800米”和“后视盲区”是一个项目的两个阶段，都关注矿工生存问题，“后视盲区”的调查取样范围更广，表达方式也提纯了。
《胡润百富》：你认为在艺术创作中什么是第一位的？
杨少斌：艺术家的个人性首先是第一位的。再有就是问题现行，没有问题，只为审美，是没有意义的。
《胡润百富》：你的作品从油画到雕塑、到装置、到做“纵深800米”这种项目跨度很大，你怎样看这种创作轨迹？
杨少斌：其实我每一个展览都会选择一个不一样的方法。我觉得艺术家可以做不同类型的东西，可以尝试不同类型的语言，而不仅仅是做一个画家。
《胡润百富》：但是你不觉得你做的一些工作，比如调查矿工啊之类，是社会学家应该做的工作？
杨少斌：社会学、人类学、还有别的专业和艺术不应该有身份界限吧。我们只是把一些东西通过表现手段转化了。
《胡润百富》：平时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
杨少斌：工作狂。差不多中午从家开车去工作室，晚上十点十一点再回来，每天如此。
《胡润百富》：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
杨少斌：9月份在尤伦斯有一个新个展，油画的，关注气候变化。
注：本文参考了《杨少斌-暴力的本质》中栗宪庭对杨少斌的访谈和《时代人物周刊》中“忧伤地暴戾”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