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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张洹，脑海中出现的总是个硬汉形象，一个用身体和这个社会“肉搏”的人。他曾在北京“东村”赤裸涂满蜂蜜的身体，在厕所里任凭苍蝇上身；他曾满身贴满生牛肉，在纽约街头行走……他虽只是在表达对周遭环境的感受，但作品中那异常坚硬、残酷和幽默的部分却击打着很多观众。
而就在前不久，英国著名的调查公司“艺术战略”公布了最新的经由全世界62位艺术商人、收藏家、批评家、拍卖行主持人评定的调研结果，张洹与杨福东、张培力、蔡国强和艾未未一起，以多媒体艺术家的身份，取得了信心指数前5位的位置。
充满艺术野心的居士
2005年，做完《我的波士顿》后，张洹结束了自己的行为艺术生涯。同年他从纽约到上海，用5年时间组建了一个占地50亩，号称亚洲最大的艺术家工作室。在这个“艺术帝国”中除了厂房、办公区，还有食堂、宿舍等生活区域，艺术总监、生产总管、后勤和采购等各司其职。在市区，还包括一栋负责市场推广及外联的老洋房。张洹从不回避对其工作室状态的讨论，因为他有更大的野心。“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不希望做一个东西做到死。我希望我的作品里有一百个艺术家在创作。这是我的理想，”他曾说。
张洹几乎每年都有好几个个展在世界各地举办。为我们采访联络的助手说，张老师工作强度常人无法想象。今年年初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创世纪》，是张洹首次在大陆举办个展。展出的五件作品中，三件装置与两件绘画无论从体量到工艺的繁复，都蔚为壮观。工艺制作全部由张洹工作室完成。《宝塔》和《创世纪》都取材自上海城郊房屋置换下的青砖，带有历史印记。用上百张特殊工艺处理过的牛皮做成的《英雄一号》和当代馆展出的《英雄2号》有相似之处。巨人瘫坐在偌大的展厅内，面对的是丑陋的自己，怪诞之下，又透露出某种孤独。
用香灰做画是张洹的独创。他说：“这个创作材料寄托了人们祈祷的美好愿望，也是信众的精神寄托。焚香的过程是一个洗心的过程，香灰在古代有药物的作用，香灰的力量可以让人起死回生、也可以把人废掉。”香灰画大都取材自历史人物或新闻照片。上海美术馆展览展出的《大运河》、《水库》两幅描绘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百万中国人改造自然、创造江河的劳动场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架上绘画，“香灰”对已皈依佛祖，法号“慈人”的张洹居士来说，不是单纯的材料，而是种集体的记忆、思考和祝愿。
双重身份的三个阶段
2009年，张洹在上海美术馆的个展曾被上级部门勒令禁止举办。他解释其中最大的原因不外乎自己的“行为艺术家身份”和展览所投入的800多万的巨额制作费用。然而从这两个原因延伸出去看，张洹从一个被大多数媒体描述为“自虐式行为艺术创作而闻名”的艺术家，到拥有亚洲最大的艺术工作室的“老板”或曰“资本家”，之间的变化可谓巨大。他虽然还是以个体艺术家的名义被海外收藏家追捧，吸收的却是工作室中集体的智慧。这之间的关系，或可形成某种新的艺术形式。
也许极端就是张洹本性。也许艺术就是要挑破皮撕破肉，才能看到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最初想到要采访张洹，内心总被他那犀利的眼神所笼罩，然而如今面对那些物质材料替换的作品时，虽依然有震撼，但总想问—原来的那股生猛已跑向何方？这之间张洹一脉相承的是什么？张洹说，“如果把我的艺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我前两个阶段的延续，虽然媒介和方式变了，但精神在身体游走的自我格局没有变。”
展览是集体主义创作
《胡润百富》：近5个月，您举办了三个个展。看您的简历，每年大致在4至6个个展的频率。这么巨大的工作量和产量，大部分艺术家都吃不消。除了有“工厂”做后盾，您目前的生活状态，真的有那么多“创意”、“思考”能够支持吗？是如何度过高强度的每一天的？大部分时候，你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
张洹：只有靠集体的力量，集体的智慧，集体的记忆。当然有时候也是很痛苦的，每天都有十几件事等着你去做决定。除了周末的出游，看电影也是一种放松方式。我喜欢残破、废弃的东西，一个是因为熟悉，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含有历史的感觉。用这种凝固的香灰来画历史人物，比如画张学良，会让人重新思考历史，不再是看照片上的张学良。我有这种感觉，历史忽然变得很近。另外，我觉得无论使用什么材料或方式，我的灵感一直来源于普通人，以及去理解他们的生活与环境的关系。
《胡润百富》：什么是你创作时一定要坚持的？
张洹：当代艺术，它的一个特质，我的理解，如果它提不出问题，那么它就失去意义，它本身就有问题。它要提出它自己的一个看法，可以是颠覆性的，可以是叙事性的，必须有自己的立场。
《胡润百富》：《如来》、《创世纪》、《阿弥陀佛》单单从这些展览题目来看，就能感到您的宗教情怀。“宗教”对你来说到底是种如何的力量？
张洹：佛教中讲“从大我到小我，最后再到无我”。但我总是又回到大我，需要继续修炼。
《胡润百富》：您以往作品大部分是从现实感悟自身来形成创作，到这些年通过香灰、佛语来看待世界，你的世界观是如何转变的？是否是种借题发挥？
张洹：三年前，我把第一箱香灰从静安寺搬到工作室，那几天我兴奋得不得了。我现在还是这样的心情，香灰是属于我的材料。它已经是灰烬的形式，又赋予它一种再生的方式。香灰已经不是灰烬，也不是材料，它含有一种精神，一种集体的记忆、集体的创造、集体的祝愿。
《胡润百富》：另外的那些材料呢？能从材料上谈谈你对作品的想法吗？这样的创作思路和你以往使用身体表演是种怎样的关联？
张洹：青砖是从拆迁工地上直接拉过来的，中国城市化过程的见证者；牛自古以来与耕作、收成、粮食乃至人的温饱和生存绵延有着自然的逻辑关系，它又是一种充满力度感的动物。香灰是祈祷许愿活动的伴生物，寄托了人们无穷无尽的心愿，在我的眼中，它代表了集体记忆、集体思考和集体祝愿；它们都跟身体有关系，不是关于body（身躯）就是关于skin（皮肤）。比如说小虫子的身体啦，木雕表现的身体啦，香灰表现的胸部和大腿啦，铜雕的肢体啦，都跟身体和皮肤有关。自己的阅历在发生变化，年龄在发生变化，对艺术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这几个原因导致表面上看张洹的艺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但是仔细看每一个作品的背后，其实是一致的。“和和谐谐”这两个大熊猫，我做的时候没有采取写实的方法，而是用镜面不锈钢，代表了中国的外交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憨态可掬的熊猫背后也有尖锐的现实问题。
工作室里的小型社会
《胡润百富》：“张洹工作室”目前有多少工人，有多少工种？你们之间是如何运作的？
张洹：工作室有100人左右，工作室由香灰创作部、油画部、版画部、雕塑部、综合实验部、电焊组、木工组、办公室和后勤等部门组成，正在筹建游戏制作部。工作室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每个员工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和世界。工作中我和团队真的是在互动，互相启发，我努力发现每个员工的长处，使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公司员工都签有正式劳动合同，分工明确。
《胡润百富》：能从你的作品中看到对技术的迷恋，当你不是自己在亲自完成那种技术时，这件艺术品和你是种如何的关系？
张洹：Idea是属于我的，作品的开始和结束也是属于我的，中间过程就是我跟助手们的互动，往往能够碰撞出别样的火花。
《胡润百富》：这种个人创作和集体创作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展开的？你需要控制的是什么？
张洹：我会告诉他们如何创作，怎么去寻找一种新的、适合自己的语言，怎么去开拓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工作室的有些民间艺人，他们在做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应该再往下做，他们对这些不清楚。但是从整个工作室来说—不管是哪个工种、哪个空间—我的感触是，除了我一开始告诉他们我要什么之外，在后来的过程中往往是他们在引导我往前走。比如有一次，我制作一件铜雕佛手，有天晚上他们觉得做得不好，就把佛掌心打开，准备第二天修改了才合上。结果我开门一看，觉得效果非常好，就是这种掌心打开的状态，我感觉很好。这就是种互动。
《胡润百富》：这些工人会给你带来惊喜吗？你在成立如此大工作室之前，是否想象过艺术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展开？
张洹：从2000至2002年间，我开始回国做一些雕塑，主要是交给工厂做。但是一年之中不可能来太多次。虽然把草图、模型、规格、材料和要求给了工厂，但是等来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做的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这促使我产生建立自己工作室的想法，那样的话，可以天天和员工在一起工作。原先我以为只要三五个助手，有个一百平方米、两百平方米的空间就可以了，但是做着做着，老的东西要展览，新的东西要创作，就糊涂到现在了。
《胡润百富》：如果助手完成不够理想怎么办？
张洹：我们会按照员工的特长来布置任务，但相处时间长了也会更了解对方，调整员工的工作内容。现在开始按作品的好坏分甲乙丙给奖金。目的是让员工自发地、出自内心地工作，用制度来管理和鼓励。
《胡润百富》：很像企业的管理制度，能够说得具体些吗？
张洹：甲乙都有奖金，丙就没有了。评判一般以我的标准来决定，实在没办法，在场所有人举手表决。有时候碰到评为乙的作品被画商挑走了，或者艺术家自己把画改好了，我们也会把差额补上。很有意思的是，我似乎把对自己作品的一部分判断权留给了外界。
《胡润百富》：你曾说过，“你希望有不同艺术家的参与，自己的作品是很多艺术家智慧的集合”，那如果不同的组合之间形成不同的风格，你需要如何来把控？还是任其发展？
张洹：我说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不希望做一个东西做到死。我希望我的作品里有一百个艺术家在创作，有一百种风格。这是我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