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按照深圳创业同业公会的记录，当时有196家创投公司，但到2005年的时候再进行统计，要么洗牌、要么转型，剩下的只有十多家。当然，刘昼现在也承认，那时候国内开创业板确实不太成熟，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好企业，准备不太充分，项目源、企业的诚信问题，投资者对风险的认识都有待提高”，当时如果开启，对小股民的伤害应该很大。 不过，身处黑暗之中的刘昼并没有闲着，依然给自己留了点希望。就在网络股泡沫彻底破灭前的2001年，他主导达晨完成了三笔投资：960万元参股同洲电子，1480万元参股拓维信息，173万跟投西风网络。 2006年6月27日，同洲电子成功上市，这是达晨创投成功案例的“处女作”，也被誉为中国本土创投的里程碑事件，更是中国本土风险投资公司在国内资本市场退出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然而，在投资之初，这并不是一个让投资人感到放心的案子。当时，同洲电子主要的业务是LED显示屏业务，并正在将主营业务转向电视机顶盒的生产和销售。许多外资创投在看过企业之后都会摇头，因为这是一个连工资都要打折扣的企业，厂房设备一般，主营业务LED显示屏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此外，当时数字电视市场刚刚起步，每年的产值只有6000万元，利润仅有600万左右。尽管同洲电子在该行业内排到了第二位，但谁也不敢去为这个并不明朗的未来去冒险。 不过，刘昼坚信，他们投资同洲电子显然要比其它风投们更靠谱。首先达晨大股东电广传媒的背景使得他相信这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市场，与此同时，同洲电子创始人袁明务实的作风也让他觉得“很放心”。“最坏打算，这个案子不成功我们就拿一批机顶盒去抵投资款呗，反正我们大股东也会用得上。”刘昼调侃。 2001年4月，达晨创投为同洲电子注入了960万元的资金，共持有4326427股，持股比例为10%；投资的市盈率倍数约为8倍，平均每股2.22元。通过送红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达晨的投资成本降为约1元/股。 在投资完成后，达晨并没有闲着。针对同洲电子当时的情况，他们为其提供了非常实在的市场拓展计划：借助达晨大股东电广传媒的背景，把湖南省约60％的电视机机顶盒市场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给了同洲电子。刘昼说。在全国广电系统内，湖南省的有线电视普及率是最高的，电视机机顶盒的市场也是最大的，这些业务对同洲电子的健康成长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在随后5年的上市扶植过程中，达晨创投还帮助同洲电子引入银行融资8000万元。“这些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增值服务，利用我们大股东的优势，这些增值服务落得实实在在。” 刘昼坦承。 收获的季节终于到来。2006年6月27日，同洲电子在深交所中小板挂牌上市。其IPO发行价为16元，上市首日最高曾达44元，收盘价为35.63元。同洲电子为达晨带来了30多倍的回报。 自然，这一切，除了有刘昼对市场的敏锐判断，2005年中国股改全流通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2001年的三个项目投资完成后，达晨开始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停滞期。几乎每周，都会传来同行黯然撤离的消息。看着同行者一个个消失，走下去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刘昼和达晨开始苦苦挣扎。 这同样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艰难时光。据刘昼回忆，到2005年前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都过得非常艰辛，缺人、缺钱，缺退出渠道。为了度过整个创投行业的冬天，达晨每个人工资发得都很少。每年仅投资一两个项目。电广传媒的一些高管建议刘昼将达晨从深圳撤回长沙，至少可以省不少费用，有人甚至建议撤掉达晨。 “刚开始，我们有五、六个投资经理。不过到2005年，严格来讲，我们只有一个投资经理，就是肖冰带着的梁国智（现为达晨投资总监，创业板部总经理）。另外还有一个刚刚从做二级市场投资转过来的傅哲宽（现为达晨合伙人，创业投资部总经理），当时他对创业投资还不熟。” 现在回想起往事，刘昼并没有责怪那些离他而去的人的意思。他觉得，在当时那种背景下，工资发得很少，项目经理没有项目可做，大家看不到这个行业的未来，离开也是情有可原。他还记得，一个姓肖的项目经理自行创业，离别时他给对方送去了祝福。另一个内蒙的项目经理回老家去国企做厂长，还有一个要去只有200万元注册资金评估公司做老总，他依然和他们保持着很好的联系。“这也许就是我们达晨的文化，善待他人，也是善待自我。”刘昼说。
实际上，在达晨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本土的创投们处境普遍艰难。彼时，深创投的第四任董事长靳海涛走马上任。当时，这家深圳最大的国有背景投资公司已经被市政府认为“问题非常严重”，注册资本金才16亿元，而外面“漂”着的就高达16亿多（因为委托理财等原因收不回来），早期投资的公司也找不到退出通道。 而为了让达晨生存下去，刘昼也曾尝试做创业投资以外的投资，比如法人股投资，甚至还尝试过不良资产处置以及房地产开发，但后来出于战略考虑，没有最终进行下去。从日后房地产的发展来看，达晨要是当时就此转型也能赚个盆满钵满。但是刘昼坚持认为，那不是他的初衷。 “那时候每天就好像是给自己画一张饼。”他告诉自己，中国的经济是向好的，这是肯定的。改革开放30年这么大的发展，GDP每年能够保持两位数左右的增长速度，资本市场的未来也必然是光明的。不过，这种信心在当时并不能给他带来项目和资金。 2005年，对于刘昼的人生来说，也许是最值得回味的一年。他等待3年的曙光终于露出了一丝缝隙，但黑暗的困境却几乎要将他吞噬。 证监会于2005年实施的股改让刘昼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股改的成功，从而出现了后来新股发行的全流通，而创投终于能在中国本土通过资本市场退出。股改，让刚刚发芽的中国本土创投浮现生机。 然而就在此时，达晨的财务状况却让董事们发出了最后通牒，怀揣着一亿元的刘昼此刻也已没有丝毫的底气。“虽然龙总依然支持达晨的发展，但是由于大股东部分高管对于达晨的前景感到悲观，甚至认为可能会拖垮上市公司。”刘昼告诉本刊记者，“董事会一度曾通过决议要把达晨全部撤掉，只留一两个人来善后。” “其实当时我们已经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因为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开始，以及中小企业板的开启，我们看到了本土风投盈利的机会。”傅哲宽也对记者描述了彼时的关键和微妙。 刘昼不想错过这个等待已久的机会。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开始考虑如何去说服董事会。最后，他还是决定从整个经济形势下手。在给董事会写就的一封万言书中，他列出了继续坚持做创投的三个理由：中国综合实力的崛起，使得中国经济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继续向前发展而不是停滞；中国资本市场方兴未艾，在经历了初期的阵痛后必然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高峰；从尚福林“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股权分置改革中可以看到，未来中国创投市场必将是一个充满机会的行业而并非是处于一个走向夕阳的行业。 他的这种决心得到了董事会的认可也同样得到了历史的证明。据China Venture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05年开始，中国创投市场新募集基金的数量和规模呈现出持续强劲增长的态势。清科创业投资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05年，活跃在中国的中外创投机构共募集到40亿美元的基金，相当于过去3年募集资金的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