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脱离者西瓜 脱离“创新西化”窠臼



 创新引擎建设是中国金融竞争力关键

  中国光大银行行长助理

  刘王君

 时间脱离者西瓜 脱离“创新西化”窠臼
  金融创新不能“为创新而创新”,要有充足的理由和实实在在的需要,创新不是“标签”,而是人类有意义的增值活动

  在谈起创新的时候,目前的潮流是“创新的就是好的”,“一切都要创新”。当然,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创新型组织”,符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述,结合“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邓小平语),在中国金融业倡导积极创新是不可逆的大趋势。

  

  创新当扎实推进

   那么,在明确创新的主题之后,如何廓清创新的内涵和外延并在实践中予以扎实推进呢?

  第一,创新是有成本和不确定性的。

  让我们回顾百年前一位经济学巨人约瑟夫·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其词根是“破坏”,修饰语是“创造性”。假设现状是完美的且有效率的,是没有必要进行创新的,维持现状是“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正是因为现状有不合理之处或有改进优化的空间,创新才成为一种必然。既然是要在给定的基础前提下进行突破,无论是量的突破还是质的突破,必然要投入,是有成本的,并且投入不必然地带来正向结果,有可能出现“the cue is worse than the disease itself”(药比病的毒性更大)的情况,不确定性很强,不确定性就是风险。这与梁启超在“百日维新”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不同的表述,同一个意思。

  因此,在历史的大智慧中对创新的本质再认识,能帮助我们至少避免“创新盲动主义”和“创新万能主义”,并牢记创新的成本和不确定性。

  第二,创新的学习要因地制宜。

  在金融领域,中国还是处在学习的阶段,需要全面学习西方发达经济体,汲取积极经验“为我所用”。比如,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公司治理结构、资本金约束、全面风险管理等,金融产品上的横向借鉴和纵向消化应该成为中国商业银行业的日常规定动作。

  但是,随着金融创新的渐次深化,简单的“拿来主义”愈来愈暴露出其不足。中国是间接融资为主(占比超过80%)的金融体系,而美欧是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照搬其运作模式会出现”“南橘北枳”的水土不服。另外,中国的资源配置是行政与市场兼具的方式,与美欧的“市场配置资源”迥然不同,与之相对应,中国商业银行的产品创新、风险管理创新、激励机制创新等必须进行本土化的调校。在推动中国金融业“创新文化”建设的同时,须首先避免掉入“创新西化”的窠臼。

  第三,创新的信念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虽然中国的金融创新不能简单地“生搬硬套”,但是在此次金融危机后更应防止出现另一种极端思维:即全面否定市场机制并妖魔化金融衍生品。表面上看,2008年9月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次否定,但是深究原因却是监管缺位和金融体系的过度杠杆化。

 不要因为系统性危机的爆发就完全否定市场经济的大方向,完全弃用金融工程和衍生品则是对危机根源的误读。把经济金融危机的独立事件作为否定金融创新的佐证,不仅是矫枉过正,而且是金融深化进程中的一次倒退。

  第四,切忌过度创新和“为创新而创新”。

  金融衍生品是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也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被诟病和苛责最多的。衍生品是虚拟经济中虚拟程度最高的部分(货币金融是最大的虚拟经济),创新的“度”十分重要。不足则很难及时发现价格、增强流动性、合理配置资源、有效分散风险;过度则累积泡沫、风险传染、负向连锁、直至自我毁灭。

  虚拟经济之本是实体经济,不能须臾脱离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不能陷入自我循环与自我实现。CDO作为金融产品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如果CDO的量是基础资产的几十倍、上百倍,再加上合成机制和“裸卖空”机制,那么,其发展势必成脱缰野马,难以驾驭。

  金融创新不能“为创新而创新”,要有充足的理由和实实在在的需要,创新不是“标签”,而是人类有意义的增值活动。

  

  “纵向”进步不能掩盖“横向”落后

   进一步认识金融创新之后,对中国商业银行的现状要有清醒的认识:尽管中资银行已经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特别是资本金充实和上市之后,创新的能动性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是“纵向比”的进步不能掩盖“横向比”的落后。与美欧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和创新能力尚有很大的差距。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能够相对“独善其身”,一是源于自身肌体的逐步健康;是源于相对独立、相对区隔的金融市场;另一个是源于创新未达到美欧的复杂程度,未大量使用衍生品和杠杆化工具。

  中国金融创新的路径基本循着产品创新→流程创新→机构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创新能力建设,而产品创新的编年纪事表勾画出良性的发展轨迹:

  2003年以前,外币期权掉期类产品、负债保值类产品等,以机构投资者为主;

  2003年下半年,外币结构性存款、结构性理财产品等,面向个人投资者;

  2004年,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

  2005年,本、外币复杂结构性理财产品、跨市场产品、挂钩性产品、短期融资券、资产证券化等,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下进行了人民币单向升值;

  2006年,利率互换等;

  2007年,SHIBOR正式运行,市场基准的中国标准建立;

  2008年,中期票据、公司债等;

  2009年,债务融资工具集合化等。

  

  引擎建设是核心竞争力关键

  中国金融创新正逐步加速,强化创新引擎建设是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首先,要以创新特别是直接融资工具的创新促进社会融资结构的优化。加强企业债券市场的厚度和深度,扩大企业使用直接融资工具的范围,改变间接融资比例过高的畸形状况;

  其次,以投融资一体化创新促进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以创新金融产品为载体,连接PE、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商业银行体系,形成多层次的金融市场。

  再次,以财富管理激活零售银行和私人银行业务。在理财领域,从简单的产品导向组合管理和金融解决方案过渡,更快捷、更好地满足大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最后,创新金融运作模式。从规模偏好、范围偏好(对应economies of scale & economies of scope)向比较竞争优势的战略进行转型,在ROE上下功夫,并进而综合考量社会责任和绿色指标,构建富有创新元素的、更具特色的大国金融体系。

  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创新建设,方向性选择的四个“支点”是:以本币为支点、以市场为支点、以存量资产为支点和以投资者群体建设为支点。

  两个“建设”是:建设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定价中心及交易中心和建设地区金融中心及世界金融中心。

  原则“三性”是:有序性、渐进性和风险可管理性。

  优序选择“六先六后”是:(1)先外币后本币,参照成熟惯例并借鉴国际经验;(2)先产品后体制,先易后难、渐次推进;(3)先筹融资工具后中间业务,作用于我国间接融资比率畸高的社会融资结构;(4)先基础产品后衍生工具,保证衍生源于真实需求并限制衍生工具的投机性;(5)先机构后个体,体现风险于专业群体和一般群体的差异和可管理性不同;(6)先资产后负债,以资金运用的活化溯源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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