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仅依靠央企或地方国企并购重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有科研院所目前的困境
《上海国资》记者 李魏晏子
在新一轮企业化重组、改革中，国有科研院所正努力寻找新的出路。
2010年4月21日，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与国内规模最大的金刚石工具制造企业博深工具签订技术合作协议，通过多种方式加强电动工具产品的研发实力和技术水平。
2010年5月11日，经国务院批准，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以下简称上海医工院）整体并入国药集团，成为其全资子企业。具体合并方案6月中旬上报国务院国资委。
国有科研院所正在探求各种出路，试图在夹缝中突围。
企业集团科研中心模式成功难
中国的科研体制模式脱胎于前苏联，实行企业科研、院所科研、高校科研、国防科研相互独立的结构。改革开放后，由于科研与生产缺乏联系，开发性研究集中于各类研究机构、缺乏适当的科研成果转让机制、行政干预过多等问题逐渐暴露，科研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
1999年7月，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的242个科研院所进行了改制。此后，国家建设部等11个部门所属的134个科研机构实行企业化转制；农业部所属107个公益类院所也走上了改制之路。
到2002年，上海有90个地方开发性研究所完成转制。据了解，转制后的科研院所，大致分为5种基本形式。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党委工作部部长胡国梁向《上海国资》介绍：“这5种基本形式包括：独立发展模式，股份制发展模式、高新技术企业模式、企业集团科研中心模式和逐渐消亡模式。”
其中，作为改革主要形式的企业集团科研中心模式尤受关注。在当时转制的上海国有科研院所中，有9个进入了企业集团。与此同时，中央在沪的14个属地化研究所中，也有2个被并入企业集团。
然而，企业集团科研中心模式下的科研院所改革，在实践中却步履维艰。
从理论上讲，科研院所进入企业集团后，可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撑，为所在企业的整体效益服务，通过“科研——设计——生产”与企业的运作紧密结合。但实际上，这种模式弊端也很明显，比如科研院所的科研经费，就依赖于该企业集团的支持，由此容易造成科研院所丧失研究项目、科研方向的行业性和公益性。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院长黄建民对《上海国资》表示：“在这种模式下，科研院所要‘为企业服务’，不少原来可以自主研发的项目，现在却要听从企业集团统一安排了。”
国药集团董事会秘书、新闻发言人石晟怡对《上海国资》表示：“此次并购，能强化国药集团自身的科研能力，打造央企医药、健康的企业平台。”但对解决上海医工院被并购前实验设备资金不足、科研成果转换能力较弱等问题，暂未提到新的解决途径。
3大弊病威胁科研院所创新
从1999年到2010年，国有科研院所已经历了十几年的改革。但无论是央企研究院的重组方式，还是地方研究院所的自主创新，都不尽如人意。
《上海国资》调查发现，以上海为例，国有科研院所主要存在3大问题：
首先，战略定位不清，这是造成科研院所发展受阻的根源。
从传统体制转入市场化运营后，科研院所普遍缺乏清晰的发展思路。为了在市场上求得一线生机，科研院所利用多年积累的技术储备，以“经济效益”来决定市场的导向。造成技术定位、产品定位、市场定位和行业定位过宽，甚至模糊不清，不利于科研院所核心能力的创新。
其次，科研人员严重流失，使科研院所的发展缺乏内在动力。
科研人才的流失，导致科研院所高级人才面临严重断层，这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据《上海国资》了解，20多年前，上海某机床生产厂拥有独立的机床研究所，包揽多项科研成果。如今，科研人员已由原来的70多位降至2位。科研人才的极度匮乏，成为制约科研院所发展的最大障碍。该厂的一位老员工说：“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别说今后5年的产品，就连10年、20年前的产品恐怕也不一定能造出来了。”
“改革本应该削减不进行技术开发的人员，但现有研究院所的体制，在人才管理机制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造成恶果。单就我们本集团的19个研究所而言，如今就只剩下5个资深的研究人员。” 黄建民也对《上海国资》感叹地说道。
第三，转制后的科研院所，非常缺乏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这一问题直接导致了院所的市场经营能力和生产管理能力差，科研院所技术资源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但究其根本，资金的匮乏，是制约科研院所发展的致命瓶颈。
在国外，大部分国有科研院所的资金来源主要分为3块，一块来自国家补贴；一块来自企业集团的资助；还有一块来自技术服务的转让。而在中国，科研院所恰恰缺少这样比较成熟的资金链。
黄建民认为，即使对于国企下属的科研院所，国家也应该增加一些投入，而且要落到实处。比如在高级人才的薪酬待遇上，只有国家适当地加大补贴，科研院所才能与市场上的同业者进行人才竞争，才能保留一流的团队和紧缺人才。
科研院所改革出路
在《上海国资》采访中，多数专家表示，仅依靠央企或地方国企并购重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有科研院所目前的困境，解决国有科研院所的问题，应该多借鉴国外经验。
比如，在日本，由于面临环境污染问题恶化、能源危机和贸易摩擦日益激烈，日本政府果断将“推进先进技术的自主开发”作为重点。在这个清晰的定位下，政府主导建立了工业技术院，明确和突出研究院负责的技术研发在实现经济自立中的战略地位。同时，日本政府还为企业的研究开发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供了资助，采取税收减免、政策性金融机构低息贷款和政府补贴等扶持措施。
在台湾，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作为台湾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而存在，是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超过50%的开发项目经费都来自政府补贴，其余则来自技术服务和技术转移收入。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未来中国的科研院所要想与其他国家竞争，应该找准战略定位、支持创新性研究、健全科研人才培育体系。
胡国梁告诉《上海国资》，“找准战略定位，进行差异化发展，对科研院所的改革十分重要。”比如上海医工院，因为在药物的品种判断、工艺改进方面具有大量的人才和实战经验，今后的发展中，就应该发挥这个优势，在特定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上海着力发展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共有两大类、20个产业作为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在产业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上海的国有科研院所面临巨大的发展空间。在这个大背景下，上海应该早日建立科研创新的整体目标，加大对国有科研院所在创新性技术方面研发能力的提升。
“对于具有行业标志性、权威性的科研院所，应该鼓励其做大做强，不应该并入企业，否则会丧失科研院所在行业中的代表性”，黄建民向《上海国资》解释说，对于已经并入企业的科研院所，企业要有目的地加以引导，整体规划，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或任其发展。
在人才的培养上，科研院所一方面应通过平台项目的实施和交流合作，培育一流的专家。另一方面，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可以到企业中挂职锻炼，这样既可以为缺乏相关研发能力的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也能培养更多具有实战经验的科研人员，上海电气中央研究院通过这种方式，正培育出一批新的科研人才。
当然，重视科研院所高级人才的待遇改善，特别对创新性和前瞻性研究的专业团队加大投入，应是题中之义，也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