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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的定位与进退，早已经有了原则性的说法。但在现实中，各种看法众说纷纭。
观察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角度，以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作为标尺是一个角度；以转型国家及其理论作为尺度是一个角度；体制内是一个角度；体制外是一个角度；政府是一个角度；百姓是一个角度；经济学家是一个角度；实际工作又是一个角度。不同的角度各自展示，人们从中去比较、分析，容易更客观一些。问题怕就怕在只有一个角度，只允许一个角度，不出现偏差那才怪！
作为体制内出身，曾在企业工作，又亲历过计划经济那个时期的过来人，我对国有经济定位的变化深有感触。
大部分国有中小企业已经改制退出，现有国有企业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和省市政府管理的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在这个阶段，国有经济应该如何定位？应该在哪些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发挥优势？是一个各方关注的话题。
“三安全”领域
第一，国防安全领域。即为加强国防提供装备的行业。
然而，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国防装备都要由国有企业来生产，而是指整机和关键总成由国有企业来掌控，其它大量的零部件和配套件通过社会采购由民营企业来生产，甚至国外采购。在这一方面，国防科工委已经发布了很多文件，规定民营企业只要具备相应的资质和条件就可以参与国防采购，而且其参与面会越来越广，民营企业及其所提供的产品数量应比国有企业更多。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国防安全中的定位和作用。
第二，经济安全领域。
什么领域涉及经济安全？
一是自然垄断行业，以电网为例，一个地区只能有一张电网，电网企业可以适度向民营企业开放股权。
二是重要资源开发。包括：（1）石油开采，过去陕北曾经放开过一些贫油资源，尽管是这样，对资源的浪费也是惊人的，后来实际上又做了一些调整；（2）通讯网络，通讯网络是空中资源，我们看不见，实际上是稀缺资源，不可能完全开放，现在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分别拥有运营牌照；（3）重要矿产采掘，如重要的稀有金属、煤炭资源，主要是提高资源开采的经济性，加强资源开发中的环境保护和人身安全；（4）重要水域开发。海洋和大江、大河的开发不可能完全放开，如长江、黄河上水电站的修建，整个水域的整体开发肯定是由国家掌控，美国成立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就是一个国有的法定机构，负责统一管理田纳西流域水资源的开发。
承担重要资源开发的国有企业应该向民营企业适度开放股权。
三是重要产业。包括：（1）重大的装备。如电站设备。（2）航空运输。（3）石化加工。（4）远洋运输。（5）铁路运输。这些行业都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安全。
这些领域对民营企业是开放的。但由于投资巨大，投资回收期长，进入门槛高，一般民营企业如有更好的选择，不轻易大规模进入这些领域。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民营企业在这些竞争产业中还不具备产业支撑实力的时候，国有经济就退出这些竞争性产业，其结果就是外资一统天下。
四是未来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和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
未来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是指：技术方向明确、产业规模大、带动关联度高、投资数额巨大、仍有很大不确定性风险性产业。这些未来主导产业具有多学科、跨产业、高技术、投资大的特点，一般单个民营企业很难在短时期具备这样的能力，完全依赖引进外资技术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发展未来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上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但民营企业完全可以择机进入这些未来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从中培育自己的能力和机会。当这个主导产业成熟以后，国有企业也可以做结构调整，让民营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发挥它们的优势。
第三，社会安全领域。
什么是社会安全领域？国有企业与社会安全有什么关系？例如，食品是完全竞争行业。如果在现阶段国有经济完全退出，对食品安全来说是利大还是弊大？我认为，这对我们整个社会安全和老百姓的生活安全来说不一定是件好事。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国有企业管理者干这种事他得不偿失，得到的利益不是他的，或者大多数的利益不是他的，但出了问题，责任是他的，他要冒很大的风险，犯不上。因此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利益冲动没那么强，所以国有企业食品安全的诚信度和信用度可能会高一些。当然决不是说民营企业做的食品就一定不安全，我们天天吃的大多数食品，还不都是民营企业生产的吗。坦率说，食品行业国有经济退出是比较彻底的，尤其在地方上。我仅仅是从动机上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做事上可能遵循的逻辑有所不同。
有人坚持认为，国有企业应从完全竞争性领域彻底退出，只能让清一色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完全竞争性领域去经营，只要在完全竞争性领域里有国有企业存在，就是与民争利。这种观点太绝对，维护社会安全才是维护百姓更大的利益。这是中国的现实。依我看，还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比单一颜色要更加色彩斑斓，百花齐放。多元总比单元好！
社会公益领域
主要指的是储备、公交、自来水、供暖、保障性住房、邮政、医院、教育等，这些都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也就是说，对于这些领域内的企业而言，企业的外部效应高于内部利益。这些行业的价格，政府都会进行管制，企业只能通过加强管理、控制成本而获取一定的利润，有时甚至会出现亏损，政府能够提供的财政补贴也仅仅是弥补政策性亏损那一部分。
对于这些公共利益领域，一些民营企业如果有更好的选择，不一定愿意从事这个行业。此时，国有企业自然应该担当这份社会责任，即使是承担政策性亏损也要担当。这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价值。北京的公共交通就是典型的例子，地铁价格才两块钱，使得所有在北京生活和来北京的老百姓都能受益。地铁由此产生的亏损，当然应该由政府财政负担。
就业安排
读者可能对这一点不大容易理解。根据一些国家、政府官员的介绍，在他们国家或地区，当失业率超过警戒线的时候，政府就有责任采取措施降低失业率。其中一个措施就是政府根据对失业人员构成的调查，有针对性地举办一些适合这些失业人群就业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和社会上其他企业一样，要自负盈亏，正常经营，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政府对所办的这些国有企业不要求任何利润回报，而是将利润让渡给国有企业，使它们有一定的价格竞争力。对这些企业的要求就是能自负盈亏，主要目的是吸收和安排失业人群。当经济回升以后，政府还可以把这些国有企业转让出去。
以上这三个方面，是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发挥主导作用的主要领域，这是由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国情所决定的。我们是转型国家，又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与西方国家所处的发达市场经济阶段相比，我们必然有自身不可逾越的阶段性特点。
我们既不可能重复西方国家所走过的完全放开、从无序竞争逐渐走向寡头竞争和有序管理的路子，也不可能按照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达和完善阶段的标准来评判我们现有的状况。
我认为，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阶段错位”，即中国现实的初级阶段和国际视野的高级阶段之间的错位。现实的选择是，从实际出发，选择一条循序渐进的、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利大于弊的管理体制。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