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接受本刊专访时，陈景河称之前已注意到环保方面有漏洞。“金矿系统使用剧毒物品氰化物，这个危险性更高，我们一直高度重视，形成的系统比较完善。”他说，金矿现在一天处理矿石8万—10万吨，铜矿一天才处理1万余吨，对铜的重视程度有所放松，“过去觉得水里有点酸性问题不是很大，因为已达到饮用水标准。但我们就没意识到鱼对水的要求极高。”
他承认，泄漏事故本不应该发生，“我知道这个系统有一些毛病，有一点工业试验性质，危机处置体系标准不太够，本来公司已决定要把系统全部封闭，然后重新再造。”按照他的说法，事故发生前，系统再造规划已做完，预算投资2.6亿，如果到明年3月份以后，“那一定一点问题都没有。”
7月3日下午，陈景河就在紫金山上。3点半，铜矿湿法厂岗位人员发现污水水位异常下降，4点他就得到了消息。当天晚上，县环保局到场，紫金矿业做了口头汇报，后来又补了一个书面材料。另据知情人士透露，7月4日泄漏情况就已上报福建省政府，而且当天下午上杭县召开了汀江沿线镇乡负责人会议。
就是说，上杭县与紫金矿业均已意识到本次事故非比寻常，然而，为何直到7月12日，双方才先后将此事正式对外公布?
有媒体披露，紫金矿业的理由是希望能更客观、全面地向公众传达信息，自己先把情况搞清楚再公告，以免引起不必要恐慌，干扰抢险与处理工作。这一解释无异于火上浇油，有人尖锐指出，及时公告，才是真正“维稳”。
罗映南最初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最开始以为是一个小事，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罗深感冤枉，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本意并非将泄漏视作小事，而是觉得“如果只是一般性泄漏，采取应急措施可以很快堵住”。
依照此逻辑，是否可以推测，紫金矿业最初未在第一时间公告也心存侥幸，认为处理完毕后，能不以“敏感信息”进行公告?对此质疑，紫金矿业亦予以否认。
而在2009年12月29日，福建证监局就曾责令紫金矿业整改，称紫金矿业在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信息披露、财务制度和会计核算以及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方面存在问题。
另一种猜测是，紫金矿业宁愿违规也要“维稳”，与县政府态度有关，这就触动了上杭县最敏感的神经：地方政府与紫金矿业是否存在财富与权力庇护的交换。
官场地震背后的生态链
正因改制过程中的种种微妙之处，围绕紫金矿业形成了复杂的利益生态链
7月15日深夜11点30分，记者突然接到电话，称上杭县政府要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
主持会议的是上杭县副县长梁八生、宣传部长张跃龙、公安局政委温松兴。会上公布了事故调查原因与处理意见，并宣布县环保局局长陈军安与县经贸局局长黄仲华停职，另外，紫金山铜矿湿法厂厂长、副厂长和环保车间主任三人被刑拘。
发布会召开如此突然，紫金矿业事前也毫不知情，在随后提供的新闻通稿中，紫金矿业隐去了三人刑拘一事。
“这种事情，他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提前和我们沟通，老实讲，发布会结束后有人打回电话我才知道这事。”罗映南说。不过，根据事件处理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的互动来看，此事略显蹊跷，上杭县一位官员向本刊透露，政府内部对是否以这种形式发布信息亦有不同意见。
紫金矿业污水泄漏事件正引发一场官场地震，除了陈军安与黄仲华之外，上杭县县长邱河清被停职处分，另一名副县长蓝富雁及龙岩市环保局长林联锦被责令辞职。
紫金矿业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一直为人诟病。亦有人开列名单，指出紫金矿业多位高管有政府背景。
一家税收占财政收入近60%的企业，对地方政府意义不言而喻。紫金矿业第一大股东即为代表上杭县国资委的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它持有28.96%股份。闽西兴杭董事长刘实民，也是上杭县财政局局长。兴杭国投最初就在财政局办公，不久前才搬迁到二环路上的汀江大厦。
更严厉的指责是当地多位官员都持有紫金矿业股票。“原始股早在1999年就已发完了，而现在领导大部分也是后来的，都换到好几届了。”罗映南回应说，“上市公司股票也不是要给谁就能给谁的，只能到二级市场去买，至于国家对公务员有没有禁止规定，我也太不清楚，”他顿了一下说，“好像现在主要领导是没有的，至于其他一般干部就不知道了。”
但一位匿名官员向本刊透露，在已停职官员中，有人常花费两万元左右请客，出手阔绰。
矿业是中国政企关系中最混乱的行业，矿产本身有地域属性，矿业审批往往采用“大矿大批，小矿小批”的做法，地方政府与企业直接接触机会多，话语权强，而且矿业资产隐伏性极强，政府与矿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以或明或暗各种方式参股矿企，很容易扭曲政府行为，增加寻租空间。
紫金矿业所遭遇的质疑非孤例，与众多的同类非上市公司相比，它的治理结构尚算透明。不过，它的政企关系形成又有自身历史特点。
用陈景河的话说，1993年紫金矿业作为一个县办小厂起步，基本没有资本金，“就是政府给了我一块牌子。”当时，县政府打算同时任命陈为经贸委副主任，被他婉言谢绝。
1998年，紫金矿业自发尝试改制。改制往往是步险棋，陈景河却走得有惊无险，还成为龙岩市国企改革的样本。原因之一，是紫金矿业当时还并非一块肥肉。上杭县政府曾动员公务员个人、机关单位、紫金职工及当地居民集资入股。上文中出现的畜牧水产局副局长丘敏祥记得，当时每个单位都分了指标，畜牧水产局有5万股“任务”，结果没有人买。紫金矿业原宣传部长黄连池记得，公司拿了1000万股票到县政府部门去兜售，“没人要啊，越是对紫金了解的，像银行、经贸委，就越不敢要，因为他们觉得风险高”。最后只卖出了100万股，他自己就买了2万股。“大家觉得股票没什么用，拿着去食堂吃饭，一碗面条给一块钱的股票，当8毛用。”
在此背景下，紫金矿业实现了低价改制;改制完成后，紫金矿业由国有独资公司转变为国有控股公司，上杭县财政局作为国有控股股东拥有86.80%股份。截至1999年10月31日，股份制改造前紫金矿业拥有的净资产评估后仅为约9776万元，其中探矿权、采矿权、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仅为约3901万元，而兴杭国投持有的股权仅被评估为6862.8万元。
股份制改造完成后，紫金矿业立刻展现出“造富机器”潜质，并谋划在香港上市。为此，紫金矿业进行大规模补充勘探，到2001年8月，其新勘探报告通过了国土资源部评审，确认金矿储量达到138.4吨，是最初给出的5.45吨探明储量结论的25倍，紫金山金矿床“大跃进”为国内特大型金矿床。
正因改制过程中的种种微妙之处，围绕紫金矿业形成了复杂的利益结构，普通群众、政府官员、内部职工等既有受益者，也有受损者。随着回归A股，财富效应进一步放大，隐藏的矛盾开始凸显。
本刊记者在上杭县周边乡村走访三天，获得的各种上访材料厚达6厘米，都是陈年旧账。有的要求重新计算当年占用的山林权属，有的认为应该享有矿权转让的分红，还有人希望调查改制时的国有资产流失，五花八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