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据很少能够接近触及一个国家的灵魂。本周发布的德国制造业订单与产出数据或许令人失望,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个欧洲最大的经济体正在经历异常迅速的增长。 在截至6月份的第二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幅可能高达1.7%,将是1990年德国统一以来的最佳表现之一。但如果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美国复苏出现了杂音,世界陷入“双底型”衰退,德国以工程技术出口引领的复苏可能难逃厄运。 不光经济数据如此。德国已经将重心转移到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后续影响的政策方面。继去年采取旨在避免经济灾难的非常举措之后,德国事实上已经回归传统的“秩序政策(Ordnungspolitik)”。我们很难在英语中找到与“秩序政策”相对应的词汇,但这是一个关于规则(或经济秩序)的概念,其核心意思是,政府没有必要随意采取行动。 秩序政策是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手创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二战后,艾哈德先后出任德国经济部长和联邦总理。如今,该政策可被视为美国保守主义的欧洲版本。政府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但必须符合预先设定的规则。但美国政策制定者与德国不同:前者通常是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然后继续前行;而后者则是开发出一种框架,以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因此,德国政府不仅出台了一个4年期公共部门赤字削减计划,还在宪法中设置了一个“债务刹车装置”,规定从2016年起,非周期性结构性借款占GDP的比重不得超过0.35%。此际,德国制造商并未太多关注柏林发生的事情,而是继续增加自己的产品出口。 但对于外国人而言,秩序政策却唤起了他们心目中德国人恪守规则的形象。也让他们想起了德国经济过于僵化、监管过度的主张。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在抑制大政府的形成。因此,如果红灯亮着,即使路上没有任何车辆,德国人也本能地不会穿越马路;相反,在德国的大部分高速公路上,不管他们将自己的高性能汽车开得多么快,也没人阻拦他们。而且,也不存在巨大的闭路电视摄像头网络,公然监视他们的行动。 作为二战前工业卡特尔模式的替代品,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奇迹铺平了道路。但秩序政策在德国高校已不再流行,因为其倡导者已被精于美国经济模式的学者所取代。 过去三年,许多有关财政规则的书籍被丢弃,这起不到什么帮助作用。遵循严格的秩序政策议程,将是草率的;如果德国政府没有为大范围的短期就业计划出资,失业率无疑会急剧上升。 即使是在经济状况已几乎回复正常的今日,对于承认秩序政策已重返议事日程,德国政客们似乎仍心存谨慎。以往,较大的知性支持通常来自于自由民主党(Free Democratic party)——总理安格拉8226;默克尔(Angela Merkel)执政联盟中地位较低的合作伙伴。但如今,该党派对决策者已经产生不了多大影响力。德国经济部长、自民党人莱纳8226;布吕德勒(Rainer Brüderle),已经不再拥有奥托8226;格拉夫8226;拉姆多夫(Otto Graf Lambsdorff)在赫尔穆特8226;科尔(Helmut Kohl)任期内的那种影响力。上周,默克尔断然否决了布吕德勒结束养老金“担保”计划的建议。去年,该计划阻止了各州老年人的养老金收入,随工资水平一同下降。 秩序政策没有得到更有力的拥护令人遗憾,因为注重规则,而非政府随意行动,是德国式思维的一大优势——而且,这种思维方式在海外甚至影响力日增。随着发达国家的财政及货币政策均已用到了极限,现在可能是再次更新教科书的时候了。

例如,在欧洲货币联盟,德国政府正努力推动制定一套更为严格的财政规则。引起争议的是,它同时支持允许欧元区国家有序违约的规则——这样,政府官员就无须进行干预。与此同,美国已接受了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的提议;英国已经采纳了德国式的财政紧缩以及对财政政策进行独立审核的做法。 当然,鉴于未来将面临的挑战,事实很可能证明,秩序政策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几乎没有德国以外的经济学家辩称,这种模式也适合其它国家。尽管制造业活动明显增强,德国的贸易顺差仍提醒人们,其国内需求较为疲软。德国服务业受到了监管的抑制。但如果说,秩序政策曾有那么一刻可以证明自己是适用的,那么,这一时刻或许就是现在。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