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巍:更多机会、更多人、更多梦



 互联网在普通人眼中可能是“大时代”的概念,不论如何变化,总不过一条网线。但对研究“病毒视频”营销的梁巍来说,互联网是一个个风起云涌的“小时代”,区区两年,使用习惯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又会有新一代的英雄沉浮。

  文/李原    摄影/江浩

  

  梁巍在北京将台西路租了一套150 平方米、适合商住两用的房子。他现在公司的团队里有10 个人,这已经是他2006 年毕业工作以来的第二支团队了,第一支团队的成员都算是他的挚交,但仍然不愉快地解散了。

  梁巍盘腿坐在直接落地的床垫上,一支支地抽着烟。和很多有互联网“气质”的年轻人一样,梁巍的语速很快、思路敏捷,而且想法实际,对互联网一言难尽。大学读导演系的他,如果没有互联网,可能会和很多“北漂”青年一样,住地下室,研究摄影机中的方寸天地,成为一个“本分的”文艺青年。在互联网的风暴下,他学会了运营、开了公司、尝到创业的滋味、和数以千计的人建立联系。尽管他最后的梦想依然是去拍一部电影,但和十年前、二十年前的“第X 代”导演们比起来,他从一开始就懂得怎样商业地运作。

 梁巍:更多机会、更多人、更多梦
  

  互联网带来的新商业模式

  

  YouTube 上有个点击量惊人的视频:超市里摆放了很多肉,还有一个大爪子,标签上标示着恐龙肉、猛犸象的肉。很多人驻足观看,还用手机拍下传到了网上。过了一段时间,官方视频播放了真实事件全过程,原来这只是一个冰柜的广告。

  这就是典型的“病毒视频”的一次“事件性营销”。这种视频经过精心创意,设计好在哪里拍摄,如何找人传播,在什么地方投放,如何推广,要达到什么样的宣传效果。

  梁巍的公司就在做这样很“先锋”的工作。其实现在广告商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宣传的引人入胜和物美价廉,公关公司和4A 公司也都已经有了为客户做“整合营销”的专门人员,但梁巍很自信,认为自己和他们比起来更专业:“大公司面对的往往是几个客户,为他们提供全面的服务。但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因为直接服务一个客户很累,他们会不断给你提要求,每天向他们汇报,提交很多没必要的报表。这需要团队里有专门和客户对接的人员,那样我就无法专心集中在做内容上了。我其实不用费心去寻找客户,直接和有客户源的公司对接就好了。这样我就有时间想怎么把一层层的级别分细,怎么保证沟通顺畅,与客户的内容对接上。客户的老板说‘我想要个正统一点的视频’。这一句没有传达到,我们做了个诙谐的,后面的工作就全是白费。人员一多,项目一多,就会乱。所以我现在先要理清思路、扩大范围,还不着急和公关们抢生意。”

  梁巍每天要看一二百条视频,整个团队每天要在微博上发布几百条信息,做分类和筛选。在开心网盛行时,他每天要在上面泡几个小时,去感受大家喜欢什么,转帖什么东西、怎样说话才能引起关注。“大家关注的视频无非几类:有新闻性的、猎奇的、性、暴力、美女、搞笑、惊奇等等,时间不能太长。我们也会问客户想不想做一些网剧和高品位、非常精致的视频,我们会建议他们走极端,但绝不会建议走中间。”

  时间长了,梁巍脑子里就成了个视频库,客户说他们看过某个视频很好,梁巍基本都看过。“那么我推荐给他的,他就可以相信应该是最权威的、时下最流行的。”

 线上建立人脉,线下建立关系

  

  梁巍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得益于他的人脉和沟通,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因此,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持续与认识的这些人保持联系。梁巍有4 个QQ 号,MSN 上的好友也有1000 人之多。

  “我每天需要在网上敲6000 到7000 个字。”虽然梁巍是个很善于说话的人,但每天最多时见五六拨人,和每拨人都要说很久,这让他曾经有晚上说话说到大脑缺氧、想吐的感觉。“ 相比说话,我还是更喜欢打字。”

  梁巍的联系人分类有四类,第一类是公关营销;第二类是互联网和整个视频行业的联系人;第三类是好友,这反而是联系最少的一群:“因为不联系也不担心会淡忘嘛”。最后一群人梁巍要花的心思最多,就是“业务拓展”。要从先聊天开始,互相问问有没有什么可以联系的业务:“可能聊一百句,只有十句有用的内容,但没有那九十句,就换不来这十句。”

  在联系方式里,梁巍特别推崇微博的作用,微博让它能迅速找到几乎所有的人,而且合作速度急剧加快。“我想找哪家公司,就上微博直接找他们老总。留个言:‘互粉互粉’,互相加为粉丝。然后发个私信留下联系方式,有项目的话聊几句就可以马上操作。微博让业务沟通变得特别简单了。”

  不过,在互联网上,梁巍深深体味到了现在的沟通和过去的不同。“现在与以前是相反的。现在的沟通方式越来越多,真正的了解可能越来越少。以前是先聊天沟通,了解为人,觉得认可你才开始合作。现在却是先合作,通过这件事对你的为人有个认识,认可以后,两个人才从朋友开始慢慢沟通。不过大家对这种直接的沟通似乎也不介意什么。互换信息名片,很快找到交汇点,如果有必要见面就马上安排,没有必要的话就留待日后合作。”

  让梁巍觉得踏实和骄傲的是,他现在认识很多人,可以说很多很多人:“我应该能找到中国任何一个人,甚至是习近平。大家觉得我认识的人多,而且并不很吝啬,能穿针引线的一定会帮忙,所以也更愿意和我打交道。但这样比较可悲的就是,我的朋友也不会很多。”

  现在大家都爱说:“有时间见个面”,但这见面的时间经常遥遥无期。梁巍希望改变这种繁忙的状态,所以他会强迫自己去主动找别人,就算他并不在工作上急迫地需要这个人,但有机会就一定要见面。“有时间是什么时间?我会说,就是现在,就是今天!一会儿!你不用来找我,我去找你!”

  

  互联网是梦想、是生命力

  

  当我们问到互联网对梁巍最大的改变时,很意外的是,梁巍没有说带给了他新奇、金钱或者改变,而是“梦想”。“互联网对我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想拍片子的人可以实现他的梦想。”

  没有互联网和视频时,一个小公司、两三个人的小团队,他们的出路只能是为企业拍宣传片,或者进电视台、影视公司,能过上导演瘾的人少之又少。“你知道现在每天靠优酷、土豆、酷6 养活的小公司有多少吗?几个学生为公司拍片,可以赚1 万元,既能赚钱,又能锻炼自己。这太美好了!”

  来北京之初,一切看起来顺风顺水。“我这个人很善于沟通和拓展人脉,一下子又认识了一大群人,都是电影学院的,摄影、录音都特别专业,以前在湖南哪有这么好的条件啊。”兴奋了半年后,梁巍突然觉得不对头。“团队10 个人,除了两三个做技术,其他的都想做导演,没人做幕后、做统筹、做运作,这怎么行?”他开始主动去和懂发行的、宣传的、写剧本的人去接触,发现制作和导演只隔了一小环。“需要策划得好,才能收回成本,才能再有片子给你拍。我也重新审视了一下自己,觉得我其实更大的优点是在幕后统筹,和人打交道,拍片子的艺术感觉,其实他们都比我好太多了。但如果他们不懂运作的话,再过十年,还是没机会拍。”

  于是,2007 年一整年,梁巍带着人在广告公司接片子拍。2008 年他开始给优酷网做项目,也就是现在“病毒营销”的雏形。2009 年,梁巍觉得被动接视频网的项目比较被动,就做了三档节目,这是个比较超前的概念,节目做好了,却没人愿意付账。“但今年所有平台都在做节目了,世界杯期间酷6 做了11 档节目。中国的投资者就是这样,他们需要看到别人做出了事情、有了一些结果才肯跟风去付钱。”

  

  在“急流”的时代中获得快乐

  

  互联网改变了梁巍的人生轨迹,不过,梁巍也感觉到,互联网让人们的危机感加重、欲望越来越强。“因为你了解了更多的东西,你有更多的东西去和别人比,压力越来越大。外因是别人给你定标准,内因是自己对物质有需要。在我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很多事情都不清楚,第一不清楚自己要干嘛;第二目标别人已经给你确定了;第三就是即使有想做的事情也坚持不下去,即使坚持了一段时间,被人指指点点,又会回到原点。”

  这种危机感表现在互联网上,梁巍觉得就是铺天盖地的抄袭。“原创的东西太少了,美国有什么就抄什么。美国人的想法是,如果别人做了,我一定不做。美国的视频网站叫得出名字的就两家——YouTube 和Hulu,但中国有多少家?现在年轻人的观念就是,只要忽悠到钱就好,只要抄得快就好。”

  面对未来梁巍可能会从事的电影,他也有类似的担心:“现在做电影的年轻人很浮躁,不知在想什么。我前面说的10 个人都要做导演,也是因为不做导演他们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梁巍希望做与众不同的事,这几年他能坚持下来,他觉得很大原因是自己容易满足。

  哪怕是遇到公司和客户拖欠账款这样糟心的事情,梁巍也想得更开了:“我现在和有些人合作,连合同都不签。因为在中国,签也只是一张纸而已。这样也好也不好,不好在没有规则,真的拍拍屁股走人,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好在有情分,他们总会顾及一点面子。就是这个没有预付款的规定,你要不要接呢?不接我可以找别人。那么就大家互相都帮帮忙。我们位于产业链的最底端,一切都在摸索,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借鉴。游戏规则、操作方法、服务流程,都是我们自己在定。怎么可能不焦虑呢?但焦虑能怎么样?”

  不过不管多大的困难,能吃到一顿晚饭梁巍就会非常满足。“如果和这个人交往我觉得不踏实,那么就是纯粹的利益关系。如果我觉得他值得去聊聊天,那我会真心感谢他。现在的年轻人太累,第一不满足,第二不感恩。只要这两点做好,我觉得没有谁会过得不好。”

  

  (实习生张倩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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