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互联网在普通人眼中可能是“大时代”的概念，不论如何变化，总不过一条网线。但对研究“病毒视频”营销的梁巍来说，互联网是一个个风起云涌的“小时代”，区区两年，使用习惯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又会有新一代的英雄沉浮。 文/李原 摄影/江浩 梁巍在北京将台西路租了一套150 平方米、适合商住两用的房子。他现在公司的团队里有10 个人，这已经是他2006 年毕业工作以来的第二支团队了，第一支团队的成员都算是他的挚交，但仍然不愉快地解散了。 梁巍盘腿坐在直接落地的床垫上，一支支地抽着烟。和很多有互联网“气质”的年轻人一样，梁巍的语速很快、思路敏捷，而且想法实际，对互联网一言难尽。大学读导演系的他，如果没有互联网，可能会和很多“北漂”青年一样，住地下室，研究摄影机中的方寸天地，成为一个“本分的”文艺青年。在互联网的风暴下，他学会了运营、开了公司、尝到创业的滋味、和数以千计的人建立联系。尽管他最后的梦想依然是去拍一部电影，但和十年前、二十年前的“第X 代”导演们比起来，他从一开始就懂得怎样商业地运作。
互联网带来的新商业模式 YouTube 上有个点击量惊人的视频：超市里摆放了很多肉，还有一个大爪子，标签上标示着恐龙肉、猛犸象的肉。很多人驻足观看，还用手机拍下传到了网上。过了一段时间，官方视频播放了真实事件全过程，原来这只是一个冰柜的广告。 这就是典型的“病毒视频”的一次“事件性营销”。这种视频经过精心创意，设计好在哪里拍摄，如何找人传播，在什么地方投放，如何推广，要达到什么样的宣传效果。 梁巍的公司就在做这样很“先锋”的工作。其实现在广告商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宣传的引人入胜和物美价廉，公关公司和4A 公司也都已经有了为客户做“整合营销”的专门人员，但梁巍很自信，认为自己和他们比起来更专业：“大公司面对的往往是几个客户，为他们提供全面的服务。但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因为直接服务一个客户很累，他们会不断给你提要求，每天向他们汇报，提交很多没必要的报表。这需要团队里有专门和客户对接的人员，那样我就无法专心集中在做内容上了。我其实不用费心去寻找客户，直接和有客户源的公司对接就好了。这样我就有时间想怎么把一层层的级别分细，怎么保证沟通顺畅，与客户的内容对接上。客户的老板说‘我想要个正统一点的视频’。这一句没有传达到，我们做了个诙谐的，后面的工作就全是白费。人员一多，项目一多，就会乱。所以我现在先要理清思路、扩大范围，还不着急和公关们抢生意。” 梁巍每天要看一二百条视频，整个团队每天要在微博上发布几百条信息，做分类和筛选。在开心网盛行时，他每天要在上面泡几个小时，去感受大家喜欢什么，转帖什么东西、怎样说话才能引起关注。“大家关注的视频无非几类：有新闻性的、猎奇的、性、暴力、美女、搞笑、惊奇等等，时间不能太长。我们也会问客户想不想做一些网剧和高品位、非常精致的视频，我们会建议他们走极端，但绝不会建议走中间。” 时间长了，梁巍脑子里就成了个视频库，客户说他们看过某个视频很好，梁巍基本都看过。“那么我推荐给他的，他就可以相信应该是最权威的、时下最流行的。” 线上建立人脉，线下建立关系 梁巍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得益于他的人脉和沟通，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因此，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持续与认识的这些人保持联系。梁巍有4 个QQ 号，MSN 上的好友也有1000 人之多。 “我每天需要在网上敲6000 到7000 个字。”虽然梁巍是个很善于说话的人，但每天最多时见五六拨人，和每拨人都要说很久，这让他曾经有晚上说话说到大脑缺氧、想吐的感觉。“ 相比说话，我还是更喜欢打字。” 梁巍的联系人分类有四类，第一类是公关营销；第二类是互联网和整个视频行业的联系人；第三类是好友，这反而是联系最少的一群：“因为不联系也不担心会淡忘嘛”。最后一群人梁巍要花的心思最多，就是“业务拓展”。要从先聊天开始，互相问问有没有什么可以联系的业务：“可能聊一百句，只有十句有用的内容，但没有那九十句，就换不来这十句。” 在联系方式里，梁巍特别推崇微博的作用，微博让它能迅速找到几乎所有的人，而且合作速度急剧加快。“我想找哪家公司，就上微博直接找他们老总。留个言：‘互粉互粉’，互相加为粉丝。然后发个私信留下联系方式，有项目的话聊几句就可以马上操作。微博让业务沟通变得特别简单了。” 不过，在互联网上，梁巍深深体味到了现在的沟通和过去的不同。“现在与以前是相反的。现在的沟通方式越来越多，真正的了解可能越来越少。以前是先聊天沟通，了解为人，觉得认可你才开始合作。现在却是先合作，通过这件事对你的为人有个认识，认可以后，两个人才从朋友开始慢慢沟通。不过大家对这种直接的沟通似乎也不介意什么。互换信息名片，很快找到交汇点，如果有必要见面就马上安排，没有必要的话就留待日后合作。” 让梁巍觉得踏实和骄傲的是，他现在认识很多人，可以说很多很多人：“我应该能找到中国任何一个人，甚至是习近平。大家觉得我认识的人多，而且并不很吝啬，能穿针引线的一定会帮忙，所以也更愿意和我打交道。但这样比较可悲的就是，我的朋友也不会很多。” 现在大家都爱说：“有时间见个面”，但这见面的时间经常遥遥无期。梁巍希望改变这种繁忙的状态，所以他会强迫自己去主动找别人，就算他并不在工作上急迫地需要这个人，但有机会就一定要见面。“有时间是什么时间？我会说，就是现在，就是今天！一会儿！你不用来找我，我去找你！” 互联网是梦想、是生命力 当我们问到互联网对梁巍最大的改变时，很意外的是，梁巍没有说带给了他新奇、金钱或者改变，而是“梦想”。“互联网对我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想拍片子的人可以实现他的梦想。” 没有互联网和视频时，一个小公司、两三个人的小团队，他们的出路只能是为企业拍宣传片，或者进电视台、影视公司，能过上导演瘾的人少之又少。“你知道现在每天靠优酷、土豆、酷6 养活的小公司有多少吗？几个学生为公司拍片，可以赚1 万元，既能赚钱，又能锻炼自己。这太美好了！” 来北京之初，一切看起来顺风顺水。“我这个人很善于沟通和拓展人脉，一下子又认识了一大群人，都是电影学院的，摄影、录音都特别专业，以前在湖南哪有这么好的条件啊。”兴奋了半年后，梁巍突然觉得不对头。“团队10 个人，除了两三个做技术，其他的都想做导演，没人做幕后、做统筹、做运作，这怎么行？”他开始主动去和懂发行的、宣传的、写剧本的人去接触，发现制作和导演只隔了一小环。“需要策划得好，才能收回成本，才能再有片子给你拍。我也重新审视了一下自己，觉得我其实更大的优点是在幕后统筹，和人打交道，拍片子的艺术感觉，其实他们都比我好太多了。但如果他们不懂运作的话，再过十年，还是没机会拍。” 于是，2007 年一整年，梁巍带着人在广告公司接片子拍。2008 年他开始给优酷网做项目，也就是现在“病毒营销”的雏形。2009 年，梁巍觉得被动接视频网的项目比较被动，就做了三档节目，这是个比较超前的概念，节目做好了，却没人愿意付账。“但今年所有平台都在做节目了，世界杯期间酷6 做了11 档节目。中国的投资者就是这样，他们需要看到别人做出了事情、有了一些结果才肯跟风去付钱。” 在“急流”的时代中获得快乐 互联网改变了梁巍的人生轨迹，不过，梁巍也感觉到，互联网让人们的危机感加重、欲望越来越强。“因为你了解了更多的东西，你有更多的东西去和别人比，压力越来越大。外因是别人给你定标准，内因是自己对物质有需要。在我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很多事情都不清楚，第一不清楚自己要干嘛；第二目标别人已经给你确定了；第三就是即使有想做的事情也坚持不下去，即使坚持了一段时间，被人指指点点，又会回到原点。” 这种危机感表现在互联网上，梁巍觉得就是铺天盖地的抄袭。“原创的东西太少了，美国有什么就抄什么。美国人的想法是，如果别人做了，我一定不做。美国的视频网站叫得出名字的就两家——YouTube 和Hulu，但中国有多少家？现在年轻人的观念就是，只要忽悠到钱就好，只要抄得快就好。” 面对未来梁巍可能会从事的电影，他也有类似的担心：“现在做电影的年轻人很浮躁，不知在想什么。我前面说的10 个人都要做导演，也是因为不做导演他们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梁巍希望做与众不同的事，这几年他能坚持下来，他觉得很大原因是自己容易满足。 哪怕是遇到公司和客户拖欠账款这样糟心的事情，梁巍也想得更开了：“我现在和有些人合作，连合同都不签。因为在中国，签也只是一张纸而已。这样也好也不好，不好在没有规则，真的拍拍屁股走人，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好在有情分，他们总会顾及一点面子。就是这个没有预付款的规定，你要不要接呢？不接我可以找别人。那么就大家互相都帮帮忙。我们位于产业链的最底端，一切都在摸索，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借鉴。游戏规则、操作方法、服务流程，都是我们自己在定。怎么可能不焦虑呢？但焦虑能怎么样？” 不过不管多大的困难，能吃到一顿晚饭梁巍就会非常满足。“如果和这个人交往我觉得不踏实，那么就是纯粹的利益关系。如果我觉得他值得去聊聊天，那我会真心感谢他。现在的年轻人太累，第一不满足，第二不感恩。只要这两点做好，我觉得没有谁会过得不好。” （实习生张倩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