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朱元璋造反成功后，通过胡惟庸和蓝玉两大案件干掉了开国元勋们的势力，后人说他残忍无道；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较温和地解除了手下巨头们的兵权，人们说他比较文明。无论哪种方式，从对国家和社会造福的角度来说，我们都可以质疑：这些被拿下的人的能力都是经过考验的，继续留用他们对国家建设更有利；赵皇帝的手下可以吃喝玩乐，但对这些高级官员来说，能够建功立业体现自我价值，才是最大的幸福，何况本没有可能谋反的迹象，赵皇帝不仅违背了同富贵的契约原则，而且根本不讲法制。然而，由于这些官员们具有巨大的势力，他们一旦有异心，赵皇帝的位置自然危险，战乱一起自然是底层人们承受最大的苦难。风险是后果和可能性的乘积，虽然高官们闹事的可能性不高，但是后果则极其严重，风险评估后即使付出社会代价也要逼他们退场。
有人说：“我们凭什么去惩罚那些拼着命才成功的人呢？”站在大多数人角度我们只能叹气：“我们不想惩罚，但是没有办法，因为风险太高。”美国那些大金融机构们，自称是“市场”竞争的获胜者，是不应被惩罚的。但是因为其规模巨大，大到了可以要挟美国政府和世界经济的地步，自我的贪婪闹出危机后，竟出现了保尔森向议长下跪要广大穷人去拯救富人的丑剧。两年过去了，这些大机构好吃好喝，可是美国的大量中小金融机构还在继续倒闭。
如果有人幼稚到说：“我们凭什么惩罚‘市场’竞争的获胜者？”我们只能冷冷地看着他：“即使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仅仅因为他们具有要挟社会的力量，我们就必须肢解他们。”可惜，这些企业的力量已经太强大，惩罚的最佳时机早已经过去，要惩罚的代价也已经很高昂，如果没有伟大的政治家出现，则无法实现惩罚。在企业的规模过大、形成有可能无法制衡的特权的时候，即使企业什么也没有做错，也有必要打击，这就是世界运行的法则。
亚当·斯密发现“看不见的手”，个体的自利动机可以造成对社会整体的利益，市场经济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确有大宗师的风范。不过，“坏家伙”索罗斯很坦率地用最简单的话描述了这个结论的前提是：足够多的竞争者、信息比较透明、商品同质，等等。自然，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情景只能出现在那些竞争比较充分、不含特权的市场上，比如卖汉堡包的小店。毫不奇怪的是，用于洗脑的经济学课本里面也总是讲着这些故事，不过某些人“偷偷地”把那些特权型大企业等同于那些中小企业，也装进“市场经济”这个筐里塞给人们，然而本质区别在于其特权。这些大企业虽然可能是竞争的胜利者，甚至未必是垄断，但是当数目较少的大企业控制大多数市场份额之后，这些企业间的共谋就变得极其容易。某些人编造美国的故事说，一些美国大企业家不敢轻易见面交流，因为害怕被反垄断法抓住。仿佛大企业只剩下以提高效率、创新等手段才能获取利益，和街头小贩一样都是“公平”的市场主体。实际上，在各种协会、游说公司、私人俱乐部、代理人中，有什么不能交流？聪明人们甚至心照不宣的默契，就足以达成共谋，这些编造的故事怎能成立？即便这些大企业真的是以市场竞争获胜，过程合理，其结果也不是必然就合理。
当这些企业走向全球的时候，后发国家的精英阶层很容易见识到这些美好名词背后掩藏的罪恶，不过既然特权型大企业也剽窃了市场经济的道义合法性，就形成了思想混乱：欣赏市场经济的人们总是无法撇清特权型私有大企业的罪恶，损害市场经济的说服力；反对市场经济的人们，总是可以找到理由来为国有企业的合理性辩护。当其他国家的特权型大企业在缺少世界政府、没有公义的国际舞台上竞争的时候，用主权政府赋予国有企业某些特权，以便国企能够和那些“私有产权”的强权者抗衡，为国家利益而非小集团利益服务，有一些合理性。问题在于，这仅仅是一种无奈的被动选择，人们有必要时刻警惕国企特权的过度延伸，可惜这早已是现实。
披着“私有产权”“自由竞争”外衣的特权企业借着中小企业的合理性给自己打掩护；其“反对者”则借坡下驴宣扬国有企业的理直气壮，实则在为新特权企业打掩护。貌似热闹的争论背后，无论哪一方，其实牺牲的都是真正奉行市场经济的中小企业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抓出挂着“自由市场经济”羊头的“特权”狗肉，关注“特权”而不仅是“产权”，面对那些怀疑市场经济的人们，我们才能平静地说：市场经济远未失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