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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新认识经济增长的来源，是目前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率=劳动投入的贡献+资本投入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TFP）。30 年来，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劳动力所带来的竞争力帮助中国企业获得了世界分工的机会。最近10年来，资本投入的贡献也开始显现出来，借助于资本的力量，中国企业也具有了进入市场的机会。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它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可是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只关注了规模这个要素，在效率和技术方面，我们却有着明显的差距。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竞争的性质已发生了改变：竞争格局已经不再是输赢的状态，也不是双赢的状态，竞争已经转变为发展，确切地说，竞争是为了发展。
竞争基本性质改变使得从前需要一定时间和空间来界定一类产品或者一个产业的生命周期，如今这已经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从前需要界定产品的生命周期，现在则需要确定消亡的时点。由于技术普及，使得人们的消费习惯、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发生了全新的变化，价值观亦呈现出多元化的取向。所有的商业模式、交往模式甚至生活模式都发生着戏剧性变化，人在生活中的角色也开始变化。对于公司而言，管理模式将发生根本性改变，习惯于用传统方式去管理的人，发现过去的经验带来极大的局限性。管理本身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管理不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事情，而是每一个个体自我管理的过程。知识在今天的环境中不仅可以编码化，还可以成为被贮存的资源和能力，附加价值的根本来源是知识。
正是源于这些变化，我们会看到：传统工业的界限正在模糊。我们已经不能说哪一类企业是传统产业，哪一类企业是新兴技术企业。正如乔·巴克所说的那样，对于未来而言，需要有三把钥匙——预测、创新和卓越。
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通常只有GDP、经济增长率、外贸总额、投资总额等指标，而没有“生产力质量”和“技术基础”的概念，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理念上的一个重大缺陷。生产能力永远是一个决定性和限制性的因素，所以如果仅仅是以增长为衡量的指标，忽略了限制性因素，生产本身的意义则可能是破坏性的。我们需要引入的生产力观念是：一方面能够将投入与产出的一切努力都加以考虑，同时又能够根据产出关联的制约因素来约束所有实际的投入，而不是假定有了投入与产出就拥有了生产力的有效结果。
事实上，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产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许它们无法用数字来衡量。首先是资源因素，人们在战略上选择的究竟是持续不断地使用各种资源，还是有限度地使用资源，这会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的高低。其次是能力因素，在中国制造系统中，很多企业都是全功能、全流程的经营，在人们的认识上，最好能够把所有环节都放在自己的经营范畴下；但是，任何企业、任何管理者都各有其专长能力和局限性，每当企业或者管理者试图超越自己的能力和局限性的时候，也许就意味着失败的开始，能够体察自己的局限性所在，也是生产力要素之一。最后是组织结构因素，各种活动之间的平衡会深刻影响到生产力，如果不能够合理、明确地界定组织结构与分工，而是依据自己所喜欢的方向努力，那么结果就是造成生产力缺乏。以上的三个要素在衡量生产力的指标中并没有显现出来，但是缺乏这样的指标正是我们经济统计的一大漏洞。
同样被忽略的还有技术基础，技术所产生的影响是明确而不需解释的，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清晰无疑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正了解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本质影响。如果仅仅以为技术投入与经济增长是相关的，而忽略了对于技术基础的明确理解，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就非常危险了。很多人把技术与竞争、技术与劳动力过剩、技术与资本需求增加等等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联系是错误的。技术并不带来竞争优势，技术也不会造成劳动力过剩，技术更不是资本投入的增加，技术从根本意义上讲是一种控制的观念。因为技术的出现，对于个人或者企业的局限性有了根本改变，技术能够真正实现高度分权、弹性和自我管理，技术能够在手段和目的、投入和产出之间保持平衡。如果不能够如此理解技术并以此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保障，增长的方向和方式本身就存在了先天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