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向亚洲学习。这是西方政策制定者从这场危机中得到的教训之一。过去数十年间，亚洲各国政府从西方学到了抗通胀政策的益处。如今，亚洲可以向西方输出关于宏观审慎措施的经验。这些经验应该成为世界各国政策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国监管机构争相对金融机构实施管控，在这个当口，我们很容易忽视一些保证能提高金融稳定性的、简单但有效的方法。这导致宏观审慎措施被推到了监管辩论的最前沿，而且这么做没错。这些目标明确的措施能够帮助防止泡沫产生和金融体系失衡状况的加剧。它们是有效的。我的担心是，西方政策制定者没有完全领悟宏观审慎措施的好处，因此会退而求其次，选择那些满足政治要求但没什么效果的解决方法。 在上世纪80年代末财政大臣尼格尔8226;劳森(Nigel Lawson)任内的英国经济繁荣期，我便支持对英国国内信贷实施控制。这种措施在当时本可以发挥作用，但它们并没有得到实施。如今，在我们经历了前首相戈登8226;布朗(Gordon Brown)任内的经济繁荣与萧条后，加强有目的性管控措施的理由就更加充分了。不过，从中受益的将不止是英国，欧洲和美国也能得到好处。 在这场危机爆发前夕，许多人或许还曾怀疑，亚洲的政策工具或体制能否应对我们目睹到的这种外部冲击。但它们做到了。 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记忆挥之不去，让亚洲各国认识到了自我保险的重要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各国外汇储备得到增加，财政与外部平衡得到重建。关键之处在于，这些自我保险措施是反周期的。对西方国家而言这是重要的一课，因为它们在经济繁荣期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往往是顺周期的，会起到火上浇油的效果。 在西方国家存在一种认知：如果全球失衡持续下去，再次爆发危机的风险就会增加。这种认知使得对金融部门实施过度监管的压力也在增加。但我们不应该矫枉过正。全球失衡是危险的，但过度监管也是危险的。后者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对信贷、增长和就业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另一种选择是有效的、反周期的宏观审慎措施。和亚洲各国实施的措施一样，这种措施必须放眼未来，以预防估值暴涨和信贷泡沫。这场危机的一个明确教训是，如果一件事情看上去好得不像是真的，或者与现实不符，那么它很可能就不是真的，而且必须在形势变得更糟之前予以制止。 亚洲各国普遍采取了收紧贷款与估值比率(loan-to-value ratio)及设置偿债上限之类的措施，来防止特定部门出现过度行为。然而，在新兴经济体中，有效的并不只是针对特定部门的措施。针对整个系统的政策工具同样有效，例如准备金要求、资本账户限制、贷款配额、乃至给对高风险交易对手或高风险资产类别的敞口设置上限。 上世纪90年代，香港当局与银行业联手，后者答应将贷款与估值比率从90%收紧到70%。此外，所有机构都制定了定义明确、有明文规定的政策，来评估房贷申请人的偿付能力。我不禁寻思，这种举措是否有助于解决美国的次贷问题呢？香港豪宅价格的潜在泡沫已经促使当局采取特别举措，包括提高印花税和降低贷款与估值比率。 最近中国内地政府也采取了类似行动，提高房贷首付比例，对第二套房强制执行更高的贷款利率，禁止对第三套房发放贷款,并在四个城市开展物业税试点。同时对开发商融资活动的审查力度也有所加大，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不过，这些举措的着眼点并不都在限制上。即便是对于具体措施，我们也需要整体思维。如果在西方国家，人们由于缺乏一大笔存款而无力买房，许多人可能会被迫去租房，其支付的租金也不比房贷少。 整体思维应该确保防止某一部门出现过热的措施不会导致问题溢出到其它部门。例如，在香港和新加坡，控制房贷与扩大住宅供应的措施是齐头并进的。
尽管宏观审慎措施需要进行主管判断，但它们操作简单、目标明确，因此效果显著。它们要优于不分好坏一棍子打死的整体监管措施。事实证明，宏观审慎措施在解决信贷增长和楼市过热问题方面卓有成效，而这两个问题是大多数危机的根源所在。 货币和财政措施必须相互协调，才能解决经济中的问题。宏观审慎措施能够在确立金融体系稳定性和防止监管过度中发挥关键作用。现在我们应该向东看，而不是向西看。 本文作者是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全球研究部主管兼首席经济学家李籁思博士(Dr. Gerard Lyons) 译者/管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