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印度这方面明显不如中国。印度最大的障碍是她的地理位置。她是一个热带国家。你看二战以后的经济发达国家，几乎都在温带或亚热带，新加坡是个例外。很多经济学研究表明，地理位置跟一国的经济发展之间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地理就是你的命运”（Geography Is Destiny）。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位置是印度发展非常不利的一个因素。
反过来讲，即使面临这样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印度今天的GDP增长率还能达到5%，6%，7%，8%，一直到2009年的9%，她取得的成就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也就是说，印度的发展潜力比中国低，但是实际增长率已经接近中国；中国的发展潜力比印度高，但中国实际发展速度也接近印度。所以这个问题看你怎么去看，你可以说中国比印度做得好，也可以说印度超出了她的发展潜力。你可能看过那部关于印度的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任何一个人能够成为百万富翁都是了不起的，但是从贫民窟里成为百万富翁那是应该加分的。印度面临非常大的发展障碍，但是她的体制可以帮助她克服障碍。
记者：您长期关注中国和印度私营企业的发展，经常到企业一线调研，您能否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谈一下两个国家商业环境的差异？
黄亚生：在与印度企业家的接触中，我明显地感到他们自信心的提升以及创新、创业精神的勃发。印度企业家的这种活力来自健康的微观制度基础，一批世界级企业，像Infosys（软件）、Ranbaxy（制药）、Bajaj Auto，Mahindra（汽车）都是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中涌现出来的，这也让众多私人创业者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希望。而在与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交流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企业对如何与政府部门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视以及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各种体制性约束，这与印度形成明显的对比。
我们可以以制药业为例来看一下这个问题。2010年的报告显示，印度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认证具备生产资质的仿制药有137种。你猜中国的这个数字是多少种？5种。为什么印度在医药行业取得成功？有人说是印度人英语语言上的优势。但是英语对医药行业来说没有软件行业那么重要。背后的原因还是体制。印度的医药产业主要是本土私营企业带动的，这与中国内地以国企和外企为主的发展模式截然不同。
体制之结
记者：请您分析一下目前印度的体制，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亚生：体制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法治。法治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如何达成法治，还没有共识。国内很多人认为，法治就是以法治国。我却认为法治是依法治约，既制约老百姓，也制约政府，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中国远没有达到法治。有人说印度过度法治，但在这个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其次是金融体制。我们在2003年的文章中提出，虽然中国经济改革比印度早十几年，但是印度的金融改革是领先于中国的。当时很多人士不赞同这种看法，比如说麦肯锡的一个报告，题目就是“印度的金融体制应该向中国学习”。到今天，至少在学界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印度的金融体制比中国更有效率。
最后是政府体制，在这个问题上目前还没有共识。有很多人认为民主没有效率，妨碍经济发展。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印度的今昔，就可以发现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前半期，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2%~3%左右，被经济学家K. N. Raj称为“印度发展速度”。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印度逐渐达到或者接近“东亚发展速度”，也就是7%~8%左右。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这段时间内印度政治体制的变化。“印度发展速度”的时候，印度虽然形式上是民主制度，但实际上用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的话说是“不自由的民主制度”。英迪拉·甘地夫人长期执政期间，基本上是铁腕统治， 1975年时还一度取消了民主选举，实行戒严法。她还多次尝试取消地方自治。另外，印度当时的新闻管制也很厉害，所有的电视台都是国有的。
我们再来看当印度逐渐进入“东亚发展速度”的时候，她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什么变化。第一，印度90年代初期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包括传统行业。到今天为止所有印度的传媒，包括电视台已经全是私有的。所以今天印度的媒体对政府起到了非常有力的监督作用。
第二，印度政府通过各方面的法令给予人民更多的知情权。刚开始是1997年在印度几个邦通过知情权法案，2005年印度国会通过了适用于全国的知情权法案。一般认为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在我看来印度90年代同时进行了政治改革。
第三个政治改革是印度在1992年修正宪法，赋予乡村更多的自治权利，这就是称为潘查亚特运动的乡村自治制度。
经过这些分析，你不用是一个经济学家，也不用是一个统计学家，就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印度过去经济不发展并不是民主政治体制造成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印度今天变得更加民主，因此她的经济发展成就才更加出色。
另外我们再看其他国家，比如说前苏联、罗马尼亚、东德、波兰，他们经济上都失败了，这些国家也不是民主体制。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有了民主经济就能发展，也不能简单地说有了民主经济就不能发展，我们只能说，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是非常复杂的关系。从印度本身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得不出民主阻碍经济发展的结论。
记者：展望未来，您怎么看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
黄亚生：未来10~15年，也许中印之间会增加更多冲突的内容，而减少一些和谐的内容。因为第一，中印之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竞争的关系。“Chindia”这个词很有意思，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词不能代表中印之间关系的本质。中国和美国、印度和美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一个穷国一个富国相比较利益是不一样的。而中国和印度是两个穷国，他们之间肯定是一种竞争的关系。能源方面要竞争，外资方面要竞争，市场机会方面要竞争。有一些学者跟我说，中国长于制造业，印度长于软件外包，它们可以是互补的关系。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印度下一步如果要彻底改变自己的经济面貌，使增长能够给穷人带来福利的话，就必须发展简单的制造业。而中国也肯定要向高科技方向发展。所以长期来讲，这两个国家是一种竞争的关系。我并不是说一种必然，只是一种可能性。我比较担心两个国家的政府和民间团体如果不加强交流，不去刻意维护双方之间的友好关系的话，也许我们将来会看到更多的冲突，这对于两个国家来讲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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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教授
黄亚生是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并任该学院中国经济和商业国际讲座教授. 他同时也是复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和湖南大学荣誉教授。黄亚生教授历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教职和世界银行顾问。研究领域涉及国际商务管理、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
除了发表于学术期刊的文章之外，黄亚生已经出版的著作包括《中国的通货膨胀和投资控制》（1996），《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1998），《出售中国》（2003，中文版《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由新星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中国的金融改革》（2005年，与他人合编）以及《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2008）。
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 黄亚生教授创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目的是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管理。
黄亚生教授的代表作品
《出售中国》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 2003）
在《出售中国》一书中，黄亚生挑战了关于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主流看法。此前，对中国FDI问题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研究者大多从FDI 的供给面进行分析，关注的是中国宏观经济中对外资具有吸引力的优点，例如迅速扩张的庞大市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出色的基础设施等等。黄亚生则独辟蹊径地从需求面切入分析，通过对中国制造业投资实践中产权安排（成立外资企业）优于合约安排（本土企业按照外包订单制造）等一系列“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的剖析，得出“FDI 在20 世纪90 年代大量进入中国，是中国经济存在某些本质弱点的表现”的观点。
另外，在对中国吸引外资的一片赞美和欢呼声中，黄亚生冷静地指出了中国已经深陷“外资依赖顽症”，并且正在为此付出不菲的代价。例如：该模式仅仅创造了非常低的附加值，在人民币升值时面临巨大的挑战；压制民营企业的发展实际上也压低了外资的质量，也降低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外资的融资功能只局限在城市和沿海地区，广大农村的创业潜力遭到漠视；重外资轻民营企业的模式不仅违背效率原则，也违背公平原则，“是用世界上的穷人的钱去补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2008）
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黄亚生以详尽的档案和数据为基础，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中国改革“两个十年的故事”。他指出，如果仅看到私人或民营经济从无到有，直到现在产值占中国经济总量的半壁河山以上，就得出中国经济政策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越来越多的结论，这可能过于草率和肤浅了。而如果以资本分配来衡量，可以发现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上世纪80年代）和第二个十年（90年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80年代，中国的信贷政策大量向农村私有制经济倾斜，同时默许私人资本信贷进入农村服务产业。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显著提高了私有经济获取贷款的资格和条件，改变了以往向农民提供贷款，帮助他们兴办乡镇企业的政策，农业贷款变成专款专用，只能用于发展农业。如果说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是扶持发展农村个体户和个体乡镇企业，那么到了90年代，改革的重点转移到扶持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转型和改造。
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策取向由扶助个体私有制向扶持国有经济的转化过程，前者以浙江模式为代表，而后者的典型就是90年代出现的上海模式。“与上海模式相比较，浙江模式是中国最具有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市场化程度和个体化程度最高的发展模式。以个体企业为主导和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的主要区别不在于产值的增长，而在于真正获利的是哪些人。”模式转变的结果是贫富差距扩大，农村经济停滞，国内市场消费疲软，中国逐渐走上了严重依赖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