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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辄几十厘米的降雪和零下30度的低温是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常态，2008年12月10日，渥太华公交系统的2300名司机、调度员和机修工罢工了，近百万人口的城市立即陷入极度交通混乱。谈判破裂的原因很有趣：劳资双方不能达成协议，愿意选择第三方仲裁，但被资深司机把持的工会方面坚持的一个前提：资深司机必须继续拥有自行安排工作排班的权力，却被管理层拒绝。
为什么要坚持自行排班？奥秘在于，资深司机们可以优先选择最轻松的路线、最舒服的时间段，并得到双倍加班收入，一些老司机可以轻松地获得10万加元以上的年薪。而通过有选择地向工会成员披露或隐藏某些事实，或者通过投票程序上的手脚，还可以轻松地操纵工会成员们的投票结果。于是，市民和弱势工人们成了管理层和老员工们斗法的牺牲品。人们的希望寄托在立法机构能够将公交服务列入“基本服务”，这样公交系统就不再具有罢工权利，但市议会的投票却没有通过。罢工持续了51天，直到2009年1月29日，民意已经极度反感工会，加拿大联邦的劳工部长顺势威胁要发起复工令，参众两院也有把握通过这一动议时，工会才被迫同意无条件地将所有争议都提交仲裁。与此相似的公共事件还有多伦多在2009年夏天发生的垃圾工人罢工，高温令全城变得臭气弥漫，裹挟市民令工会有了极大的谈判筹码，但是此种行径造成了人们对工会的反感，出于自身利益人们会呼吁政府强力介入限制罢工，而政府的任何动作也至少有了民意基础。站在资方立场的人们利用这类事件，顺势鼓吹要全面废除罢工权利，将“毒瘤”的标签贴到工会头上。
魔鬼出在两个细节：一是公交服务是人们极度依赖的基本服务，没有可行的其他低成本替代手段，罢工的社会代价极大。如果是某个汽车厂罢工，一个品牌供应出现问题消费者可以选择其他品牌，影响面仅仅局限在那个企业的劳资双方。第二个细节是在工会的运作中，投票体制容易被资深员工和工会领导层操控。在渥太华事件中，如果工会领导人将谈判细节向全体成员公开，确保大多数工会成员都能参与投票，人数更多的普通员工很可能不同意罢工。建设性的态度是通过立法规范工会运行，例如规定必须有60%以上的投票才能形成合法决议，对少数内部人的误导和操控提出限制乃至刑事诉讼等等。
反对工会的人们相信，出售劳动力和出售其他商品没有差别。而支持工会的人们认为，出售劳动力的契约是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下的实质不平等的契约，在劳动过程中资本拥有对劳动力的强制权力，这种强制权力需要另一种强制来对抗，所以需要罢工。
人活着不是为了出售劳动力换来馒头然后好再去出卖劳动力，他还需要感情、关爱、看到改变自身状况的希望，如果没有这些，他貌似自由，不过是拿着工资的奴隶。奴隶不拿工资因为他吃饭睡觉不要钱，工人吃饭睡觉却要付钱。绝望的人们如果不畏惧死亡，就可能引起社会的动乱，这时候最哆嗦的不是光脚的贫民，而是穿鞋的资本家。罢工自然让资本家有些难受，要出点血，不过小代价换来的是社会趋向稳定，保证资本家有长远赚钱的机会。工人收入提高带来消费能力上升，当然还是会带来资本家的利润。如果刚挣了点新钱的人被“利益最大化”所洗脑，自然难以接受自己被工人“敲竹杠”，须知均衡才是利益最大化。
中国发生的一些罢工有些特殊，由于不是发生在劳资谈判的节点，所以被人说成是“中途”敲竹杠。不过，有组织的劳资谈判的缺失，是现实情况。在有工会的前提下，资本家可以威胁说你们要求涨工资就关工厂了；工人有了组织可以说你不涨工资大伙就不干了。资本家也同样可以要求劳动者降低工资，在美国航空业已经出现过多次工会接受减薪，以换取公司生存避免破产。艾克卡拯救克莱斯勒公司的时候拿过1元工资，换取政府提供援助，团结工人。工厂好转后，他的工资立即涨到1000万美元以上，拿1元工资的损失不过是当时的一点“风险”投资。搞不定工会本是管理层无能，无能之下游说取消工会，才是敲工人的竹杠。运作良好的工会不会必然地带来工资上涨，却有助建立一个较良性的讨价还价机制，需要关注的只是细节。
由于某些领域的罢工会导致社会大众承受巨大代价，不能在所有行业都开放罢工权利，工会的运作也需要防止某些人的特权，但不能轻率地将所有工会视为洪水猛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