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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卡里·托克71岁了，原籍埃及，我俩在咖啡厅里聊了整整7个小时，他的不少学术观点在我看来非常“有趣”。托克教授说他一生的经济学研究都指向一个最终目的，即为埃及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找到一条通向民族崛起之路。为此，他系统地研究了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等东亚经济体的经验教训。我问他，假如由他来为穆巴拉克总统的继承人列出一个政策清单，他会写什么。他的答案归纳起来总共有四条。
第一条，坚守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组合，鼓励储蓄，控制本土消费，积累自身资本，并用出口的发展来带动工业化进程。为此，需要通过货币、财政和社会政策的组合来实现。
第二条，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设施是发展过程中最最困难的环节，因为港口、道路、水电、通信设施的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风险大，外部性明显，多数情况下投资方的资本回报率低，所以单凭市场自身的力量，无论是靠外资还是民族资本去做，恐怕都无法满足经济腾飞的需求。这一点，长期以来在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中是被严重忽略的。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援助者们总是凭着自己的偏好配置援助资金，比如说一位非洲妇女对着西方媒体大谈自己因为同性恋倾向而遭受歧视，结果是获得大量关注和资助。女权、同性恋等等问题是西方人的兴奋点，但是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处境几乎不搭界。这些国家真正匮乏的东西，比如一条连接村庄和城镇的公路，不仅可以让难产的妇女及时到达100公里外的医院，也可以让山村中的产品以较低成本运到外部市场上，这些东西却显然超出了西方捐助者的兴趣，也超出了他们撒胡椒面式的援助预算。
第三条，政治上要务实谦逊，对外友好，不要卷入任何无法迅速终结的战争和地缘政治冲突中。无论你自己觉得自己的主张有多么正确和重要，也不要试图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利益和价值观强加给别国。领导人谦逊务实低调的作风能够为一个国家带来和平与友谊，而这是经济发展、资本流入、贸易扩张的基本前提。托克教授认为，这方面中国做得尤其好，中国领导人一贯宣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从内心中拿落后民族当人看，当平等的朋友伙伴来对待，而不是把他们当作需要自己教化、训导和同情的对象。他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技术的工业国，中国的工业化大大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所以中国的崛起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福音。
如果说前面三条基本上都还可以理解和接受，那么第四条就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了。他说：必须有强势的、亲市场的政治领导者。如何确保这个强势的政治领导层“亲市场”？那就要给予他们足够的物质激励，让他们自身从市场中有利可图，也就是说，在政治家和商业领袖之间建立稳固的协作关系。这种稳固的协作关系往往表现为政治家让自己的儿女、亲友成为商业领袖。
听到这种观点，即便是我这样的政治保守主义者，都不禁要怀疑：这不正是大家所说的腐败吗？不正是西方学者们批评的东亚发展模式中的“威权—裙带资本主义”吗？
托克教授的解释是：这非但不是腐败，反而是智慧的表现。我们必须如实地接受现实，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理想和伦理教条出发去设计政策和战略。现实是：政治领导人也是理性人，他们如果没有利益在其中，怎么会非常积极地、耗时费力地、冒着风险去推动市场发育？当他们的儿女亲友身处商业世界时，当后者的商业成功与政界利益攸关时，国家权力才会被动员起来为经济发展服务。
那么，法治、民主、清廉问题怎么办？托克教授强调：这些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社会变迁的逻辑关系是：经济发展导致中产阶级产生并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然后才有市民社会发育，才有非政府组织活跃，才有透明度、治理改善和体制转型。从各国现代化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是无一例外地按照这个逻辑顺序演进的。对于社会变迁，我们一定要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对于发展过程中的领导人，要求也不能太高。要记住，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下一代领导人总是比上一代有所进步。目前来看，中国的中产阶级大约有一亿人，比例上还是太小了点，不能操之过急，拔苗助长。
上述观点，请读者自己判断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