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贾晋京/文 一场“涨薪潮”正在神州大地洪波涌起。 2月1日，江苏省最低工资标准从670元调整为960元，“涨薪潮”的大幕就此拉开。此后，上海、天津、广东、宁夏等地陆续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7月1日起，河南、陕西、安徽、海南等地也开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其中海南一类地区工资增幅为 31.7%，位列全国之首。中华全国总工会称，今年总共将有27个省市计划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涨薪潮”可谓席卷全国。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业已跨过30个年头之后，中国无论在产业体系方面还是劳动力结构方面，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0年时间使得中国的工业基础有了质的变化，劳动者的主力也差不多换了一代人。这样的变化不可能不导致中国经济结构本身的转变，而“涨薪潮”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表征，“涨薪潮”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的深刻转型。 “中国优势”难以为继 30年前，当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之时，发达国家也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产业大转移。在这场大转移中，由于中国具有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一个“低价格体系”两大特殊优势，从而成为全球的制造工厂。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就逐步建立了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已经拥有原子弹、人造卫星这样的“巨系统工程”产品，这样产品没有种类完备且具有较高水平的工业部门的通力合作，是做不出来的。因此足以说明当时中国工业部门完备性水平和组织化程度，在当时的发展中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这成为了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基础条件之一。 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基础条件之二在于“低价格体系”。所谓“价格体系”，本质上是一个经济体内部各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比值。而“低价格体系”则是指在一个工业化程度较低的经济体内部，由于占总产值大部分比重的商品都是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而形成的包括劳动力在内各种交易价格都比较低的情况。因此，“中国制造”就有了所谓“廉价”优势，“农民工制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形象。 不过，上述使得中国如今成为“世界工厂”的两大优势，也为中国带来两个大问题： 第一，由于中国在产品制造过程中只提供工厂和工人，而资本则是外来的，这就导致企业的大部分利润被外资获得，中国只能拿到为数极少的“加工费”。“全球代工之王”富士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二，随着“中国制造”规模日益扩大，原材料也从主要来自国内变成主要来自进口。比如最重要的两样工业原材料：石油和铁矿石，中国都在最近15年间从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进而成为全球石油的第三大进口国和铁矿石的最大进口国。这样，“中国制造”所需的原材料价格，就发生了从原先低价格体系内的价格到如今“与国际接轨”的价格转变。这种转变反映在企业会计上，就会出现“成本上升，售价上升，工资不涨”情况。 这两个问题历经多年积累，就造成了“劳动收入占比逐年下降”情况。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中国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上世纪90年代以前，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6年已下降到41%。与此同时，营业盈余比重由原来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在2000至 2008年，中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但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 而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 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与此同时，资本回报的比例却不断上扬。 实际上，中国所经历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工业利润上升—工业结构升级—工资上涨”过程，与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程，是一致的，只是中国比发达国家晚了一个周期，“涨薪潮”迟至今日方始到来。 如今，中国已能够制造全球50万种工业产品中的70%以上品种，这表明：中国再简单扩张低技术制造业，已没有多少扩张空间，产业升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而产业升级带来工资水平的上升，也是经济发展的题中之意。 “涨薪潮”倒推产业升级 从产业结构升级来看，中国的“涨薪潮”表明的既往道路，其实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重复。“全球化”像水中的波纹，从发达国家扩张到了我国，引起一波浪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今后还会沿着发达国家的历史路标行进。 三大因素注定“涨薪潮”之后，中国会走上一条新型的发展之路。 首先，是劳动力结构转型因素。
历经30年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过程之后，中国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已悄然转型，这种转型将改变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状况，“农民工制造”将很大程度上成为“过去时”。 过去，“第一代”农民工，是抱着“挣钱回乡娶媳妇”的想法进城务工，但现在，“第二代”农民工却是一代新人。据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而最新的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表明，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与“第二代”农民工从小在城市成长的经历相应，他们对于城市经济活动方式更为熟悉，对于工业和服务业的了解程度也高于父辈。“涨薪潮”实际上也会推动他们的消费能力提升，并进而推动中国经济从外需拉动向内需推动转型。 其次，是全球产业格局转型因素。 过去，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外转移，是由于中国这样的制造业承接地存在，但是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实际上已很难再向外转移。由于全球主要工业产品已经逐步从零件加工和组装为主的机械电子产品向集成化和信息化为主的现代制造品转型，因此，中国虽然整体水平不领先但却完备的工业体系，使得中国已经占据的产品不得不继续由中国来做，能够转移出中国需要更低廉加工产品的，将只能是比中国现在的主要产品技术含量更低的部分。而大部分产品，即便发生转移，也只能从中国沿海向内地转移。实际上，这样的趋势已经在发生，“涨薪”只是其结果而已。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平均涨幅为5.7%，其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涨幅为5.2%，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涨幅为5.9%，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涨幅为8.3%。2010年初的沿海地区“民工荒”可以看成是这一过程的一种表征。 最后，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因素。 不妨通过一个“热门案例”来说明中国经济转型之剧。也许仅仅5年前，还很少有人见过“高速铁路”,因为那时“高速铁路”还是一项被欧洲和日本掌握的领先技术。但如今，中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中国的高速铁技术现在也是领先全球。这样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也许其过程很复杂，但是其要素很简单，即：在高铁所需的多种基础，如通信系统、控制系统、材料制造系统等诸多方面，中国工业都有深厚基础，并且能在多方面实现应用技术突破。 实际上，高铁只是一个例子，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而未来，像大飞机这样更大型的系统工程成果，将会为中国经济水平提升带来强劲动力。而“涨薪”则使高铁、大飞机这样更高水平的产品，能够有高收入的劳动者去制造、去消费。这也是2010年中央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居民消费较快增长”作为工作重点的战略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