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 1570年之后，通过美洲的白银贸易，中国已被深深地卷入了亚洲和世界经济体系中。我们不是没有货币经济，而是没有了国家货币主权。 明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海禁”、“银禁”，这无论在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标志性意义。从那开始，中国的国家货币（宋代的交子，元朝的中统元宝交钞，明代的宝钞），从纸币变成了银子。银子从哪里来呢？从美洲进口。白银货币经济从此确立起来了，但是国家的货币主权，恰恰从此付诸东流了。 白银为何成为主币 货币金融问题，是近500年来中国最为关键之问题。中国货币的历史发展过程高度复杂，长期实行多种币制，白银在明代中后期成为主币，也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实际上，明朝初年，白银并不是合法货币，政府甚至禁用金银交易。尽管政府有明确禁令，但白银在民间市场上的使用却并未停止，这首先是由于主导市场的大商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白银，白银作为流通主币，与他们的推波助澜最有关系。而到嘉靖年间（1540年代），白银的主币化逐步走向完成。 嘉靖年间，浙江巡按庞尚鹏，正是基于浙江沿海商人大量拥有进口白银的实际情况，首次奏请实行“一条鞭法”：即租、役、贡都折合为银征收。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下制申饬全国通行“一条鞭法”，这种赋役折银的做法，才最终确立下来。 至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朱载垕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只许用钱。而隆庆元年这条“银钱兼使”的法令，其重要性在于，它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为合法货币，并且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下来，同时又以法的形式将城市工商的地位、权利固定下来。 当明王朝筹划其银本位的货币体系之时，一个问题自然也就随之浮出水面：随着白银渗透到整个社会，社会各阶层对白银的需求就日益增长，如何解决这一严重的供求矛盾便成为当务之急。对于明朝政府而言，白银的来源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国内自有的白银矿藏资源；另一个自然是海外贸易交换而得的外来银资。 在国内白银开采和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明朝将寻求白银的视野投向海外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货币需求促使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明朝的海洋政策也从防止货币流失转向白银货币引进。当白银的海外来源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白银来源的重要支撑时，中国市场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中国经济从而日益融入美洲白银主导的世界资本市场。 海上白银之路 明朝白银的海外来源主要是日本和美洲，明朝巨大的白银需求直接刺激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白银开采，并逐渐形成了以明王朝为中心的白银贸易体系。 在随后的历史时期，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以及占美洲产量3/4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总数极为庞大（日本白银开采的时间大约只有90年）。丹尼斯8226;弗莱恩和阿拉图罗8226;热拉尔德范曾经提出“世界贸易”在1571年诞生的观点，因为正是从那时起，一个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建立，世界市场雏形开始出现。而最为关键的是：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它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已经显示了出来。 美洲白银的生产规模大幅度扩大，迅速回应了中国经济对于白银的大规模需求，并一举解决了困扰明朝百年的货币问题。
这就好像冥冥中有一只手，把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的白银，与同时代明朝的货币问题联系起来了：中国人能生产世界上最好的商品，而驱动中国不断扩大商品生产的却是在中国紧缺的贵金属——白银；当时的西班牙人尽管一无所有，但手里却掌握着经墨西哥出口的白银，支配漫长的16世纪的墨西哥－菲律宾－中国福建海上跨国大帆船贸易体系就此形成。 1567年之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逐渐地变成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而随后白银的过度供应造成了欧洲的价格革命，最终也造成了劳动力价格上涨，从而为后来欧洲发生机器代替人工的“革命”埋下伏笔。 明朝最终把白银确立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原因固然复杂，但如果最简要地归结起来也无非两方面：于内因方面，这是由于明朝初期以来，建立自主合理的货币发钞体系，建立信用货币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从外因上说，则是由于美洲白银的发现，使得这种失败变得更为迅速和彻底。 明政府其实只能采用两个办法来解决货币信用问题：一个办法就是建设收支平衡的国家财政制度。即推行宝钞，严格钞法，打击商人以银垄断市场的行为，禁止民间用银。同时必须整理财政、税收，努力使得官方认定的货币——也就是宝钞的发行可以建立在国家切实的财政能力基础上。 而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开中法”式的，即将货币短缺的解决，委之于让商人乃至外贸商人组织市场，组织社会；而国家则从组织社会中全盘退出。但是这样做，国家就势必要把经济命脉委之于商人，特别是那些可以垄断进出口的外贸巨商，就是使得一国经济依赖于货币商人、甚至国外的金融业，变得不可避免。 非常可惜的是：明代所实行的政策，总的来说是走了后一条路。 明朝“市场化”的问题 其实，白银一旦不再是交换的媒介，成为根据市场供需关系波动的商品，它就脱离了货币的性质，成为积累和掠夺财富的工具。如果我们今天看不到这个实质性的金融问题，也就不能解释为什么1630年代的美洲白银供应短缺会成为明朝垮掉的一个重要原因；而200年后，即1830年后开始的世界货币体系由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转变，为什么也竟然最终导致了清朝的垮台。 当然，白银的进口和外向型的经济，确实极大地促进了明代的经济和生产活动向着专业化、商业化、跨国化、跨区域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比如松江地区），随着国内外对于棉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改行从事全日制的纺织和棉布贸易。明代市场的扩大，使得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通过出口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当时的世界市场。但与此同时，它也造成以下3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市场、资源的竞争，必然要造成国家间的竞争，特别是中、西（班牙）两大帝国间围绕着菲律宾问题的对抗。西班牙人在16世纪后期占领菲律宾吕宋的时候，当时在吕宋定居的闽浙中国人已经有好几万人了。1602年（万历三十年），明朝派员往吕宋勘探金银矿，引起西班牙当局妒忌，两方争执遂起。次年，冲突激化，有2.5万名华侨在冲突中被杀，更造成中国南方对外贸易的据点由菲律宾的马尼拉撤退到本土的福建、澳门和广州。与此同时，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又下令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的贸易税——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基于当时的“中国经济威胁论”，而当时的明朝廷鉴于对日海上战争刚刚结束，不愿再战，特别是考虑到需要保证西班牙白银的进口，所以不敢对自己的“主要货币供应国”动武。结果，只是在口头上对西班牙“议罪以闻”（用今天的话就是“表示强烈抗议”）应付过去了事。 第二个问题：对外贸易的扩大造成国内生产的日益专业化、市场化，这同样也是个好坏参半的结果。明代乃至清代，南方地区是主要的粮食基地，如果这些地区不种粮食，而且还等待别的地区给它运粮吃，那么粮食生产的风险就是巨大的。 明朝中后期一直面临巨大的粮食风险，最终危机在1640年代达到高峰。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短缺，市场化最彻底的富裕地区被证明无法抵御粮食危机，因为这些地区不生产粮食，口粮要跨区域去买，在粮价腾贵的灾荒时期，以富裕的江南地区遭受打击最为严重，根据黄仁宇提供的资料：1640年代，苏州地区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了100个铜钱，在大批人饿死的同时，是许多豪宅低价出售也无人问津。 第三个问题其实与上述两个问题都有关：那就是明代后期遇到的灭顶之灾，更是由于新大陆银产量的第一次急遽下降直接造成的，是基于世界货币市场动荡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所造成的放大冲击。 兴也白银，亡也白银 引爆大明王朝覆灭的“17世纪普遍的世界性危机”，发生于17世纪三四十年代（与明王朝迅速走向崩溃同时）。这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与大明王朝以白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贸易体系密切相关。 全球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一方面固然推动了晚明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迫使国家政策更为彻底地由重农转向重商，由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它也加速了转型期的社会动荡。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价格决定一切，随着市场的发展，作为外贸商品的白银的价格自然不可能恒定不变。随着中国吸纳白银的速度日渐放缓，必将造成白银自身的价格缓慢地发生向其生产成本的回落，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作用下，一场经济危机即“通货危机”迟早要到来。 通货紧缩源于美洲的货币生产过剩。白银生产在1570年左右走向高峰，又由于1630年的生产过剩而走向低谷。亚当8226;斯密对这场危机这样总结说：“从1630年至1640年，或1636年左右，美洲银矿的发现对降低白银价值的效果似乎已经完结。白银价值相对于谷物价值的降低，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地步。” 当这场危机到来时，由于统一的世界市场连动作用，在欧洲猛烈爆发了“价格革命”，西班牙出现通货膨胀加剧，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冲击，出现了通货膨胀问题。 在中国，由于白银价格大幅度跌落，明末崇祯年间发生了金银比价与欧洲拉平的现象，达到了1∶13。社会出现了通货危机，银贱物贵，结果是：一方面国家既缺少白银，另一方面则是米谷等实物也相当匮乏，市场一片萧条。而白银单位价值下跌，与以往比较，同样数量的小麦和劳务必须支付更多的白银才能取得，这使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迫切地需要更多的白银。但与此同时，美洲和日本银矿的开采量却在减少，流入量也在减少，实际上，无论中国还是世界，白银生产和流通都在缩减。 于是，在中外互动的世界经济危机作用下，明朝社会动荡加剧，各种危机集体爆发。这就是所谓的“内外交困”，而此时的大明帝国再力图“有为”，却已经是完全无回天之力了。 500年来国力下降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明朝是亡于西部的李自成起义和北方的边患。而我们不妨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起义和边患，“外寇”和“流寇”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而明朝为什么在3个最“无为”的皇帝（嘉靖、隆庆和万历）手里竟然号称“盛世”，而到了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力图“有为”的崇祯皇帝手里，它却一朝崩溃了呢？ 可见这种表面化的解释是最无力的。我们说：明亡的根本原因，像其他帝国一样，主要还是由于它的经济的崩溃。而这种经济崩溃的最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明代对于国际性货币——白银进口的依赖，这使它的财政和经济最终要受到国际白银生产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即过于外向型的经济造成了国内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区域化，从而导致了粮食生产的过度市场化，结果那些最为市场化的地区反而不能应对灾荒和粮食的短缺，因为它在粮食供给方面不能自给自足。 这也就是说，导致明朝经济崩溃的，恰恰是那些促进它在嘉靖、隆庆和万历的“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大繁荣的因素，更准确地说：是由于这些因素的过度实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由于明代国家过于依赖世界市场和货币进口，乃至将一切交给“市场”，而忽略了国家组织建设和社会“保护”：特别是忽视了货币金融的安全和粮食生产的安全。大明朝的改革开放是典型的舍本逐末的被动型改革开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明朝的问题关键不是闭关自守，不改革开放，不搞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由“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造成的。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甚至把明亡的教训，视为国家在财政、经济上的“缺位”，而将一切放任给“市场”的典型案例，并将其作为观察随后数百年中国政治的一个重大视点。 彭慕兰所指出的中国国家能力在近500年内的持续下降，并提示我们必须去追寻这种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真实原因所在——这毫无疑问是个极其重要的见解。 这种国家能力持续500年的下降，大致可以从几个去处寻找原因：一、中国封建势力的变本加厉（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二、儒学蜕化为道学，精英阶层对于经济财政司法一无所知，无法承担由宗法国家向近世财政国家，特别是向民族－人民国家的转换；三、豪门巨富与新兴外贸商人的勾结，土地兼并未能停止，市场垄断复又加剧，造成生产者和一般小农流离失所，生产力大幅度下降；四、小农丧失土地，民兵制无所依据，国家丧失劳动力，税收长期无着，税收无着，则无以养兵，故武备废弛，不堪一击；五、金融业委之于外国。 上述5种弊端，在明清约400年里竟均无大的改观，最终又造成了中国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被7000名长途奔袭的英国海盗一举击溃，可见那时中国的国家能力已经衰弱到了极点。 最为悲剧性的却是：明朝既亡，但中国于经济上却未摆脱市场的“高度平衡陷阱”，于政治方面也没有走出一治一乱的循环。起码对清朝来说，则是“哀之而不鉴之，复为后人哀之”了。 （根据《五百年来谁著史》摘编，未经作者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