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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总量排位世界第三，进出口总额排位世界第三，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中国仍然不能算经济强国，原因在于我们“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方式，经济结构问题很突出。
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出口受到冲击，反映了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问题；而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产业是劳动密集的非创新型企业，又反映了经济发展要素结构的问题。从深层次看，这也是中国发展方式的危机。通过中央政府的投入，保8经济增长的目标基本实现，但是结构性问题却更加突出。2009年前三季度在中国经济7.7%的增长中，投资占7.3个百分点，消费占4个百分点，出口是负的3.6个百分点，动力结构矛盾更加突出。同时，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第三产业占比重为41.8%，美国占其比重80%，世界平均水平为60%，这体现了产业结构问题突出。从国际背景来看，当代的国家创新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信息技术产业化；第二阶段是生物技术产业；第三阶段则是新能源产业。
金融危机后，美国为解决危机带来的问题，在战术层面上采取的措施是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增发货币，而在战略层面上，新能源经济将是美国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2009年，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出，要“创造一个新的美国能源经济”。中国要保持国际竞争力，就不仅要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还要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应对美国的战略调整。因此，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否则经济的发展将不可持续。
为应对经济领域面临的问题，中央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几次变化：2003年中国发展的战略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国家战略从重点发展开始向全面协调发展转变。作为第一次国家战略的调整，这一变化的意义是长远的，战略性的。这一新战略的基本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除了经济总量的发展以外，同时强调经济结构的优化。2005年建设创新性战略成为国家战略，这是第二次重大战略调整。二次战略调整都围绕着解决经济发展的结构问题，包括动力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效益结构的调整。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
“哑铃式”经济战略
结构性经济战略应该是“哑铃式”经济战略，以调整动力结构和要素结构为重点，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调整，需要将以投资为首要推动的模式转变为以消费为主的发展模式，形成消费、投资、出口这样比较合理的动力结构。消费主导的动力结构和经济效益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和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联系在一起。而提高消费水平，需要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中央政府已经在这方面做出承诺。
另外，除了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以外，其他社会领域消费，如文化、教育、卫生领域的消费，需要在这些领域放松管制，降低门槛。调动全社会参与社会事业发展的积极性，把应该由社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事情真正交给社会和市场。在文化方面，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加快开拓文化市场；在教育方面，对办学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考试评价制度进行系统改革，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积极探索适应各类学校的办学体制。倡导教育家办学，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
动力结构的调整还要和城乡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中小城市放开户籍政策，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一是为农民工解决身份问题，另外在促进了城市消费。提到房地产问题，“蜗居”现象。房地产价格问题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购房难所造成社会压力，会在广大年轻人群体里，制造“反对派”。从大的视野来看，房地产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
关于要素结构的调整，一方面，要素结构需要与产业结构，效益结构的结合。例如新能源产业，按照2020年的规划目标，中国可再生能源总投资将超过3万亿元以上，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3亿千瓦左右，风电装机总规模力争在2010年突破2000万千瓦，核电核准总装机容量2540万千瓦，规划容量超过4000万千瓦。计划到2012年，全国要推广6万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其中各类混合动力汽车将占95%以上。另一方面，在国家宏观战略布局上，将要素结构调整与区域结构调整，力争经济较发达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渤海湾经济带向某种程度的创新型经济转变。
结构性政治战略的“十”字型战略
结构性政治战略是围绕结构性经济战略展开。所谓结构性政治战略的“十”字型战略包括：一，人才资源——财物资源的纵向权力结构分权；二，权力结构本身的合理化：横向分权。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需要改变粗放式的投资驱动模式，消解这种模式赖以生存的政府对资源的集中控制或垄断，这其中涉及对土地、财政、能源等资源的管理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从侧重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源转向侧重依赖知识资源，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而这一转变以人才资源的解放和合理配置为前提。要改变投资驱动发展模式，需要该改变官员考评机制，和资源管理体制，需要将财务、土地资源权利下放。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人才资源的管理问题。一方面，高校进一步行政化，一方面使高校的法人主体地位无法真正确立，不能真正形成产学研政介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另一方面使高校研究者的主体地位受到限制，扭曲了创新激励机制。在这种体制下社会分工的功能结构不能合理化，企业家和知识劳动者难以真正成为创新主体。
能否深入改革人财物的管理体制关系到能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与长远。这一改革实质是权力结构的调整，在更大程度上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在这一意义上，统筹经济与政治发展，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其根本落脚点是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它实质要求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是对创新主体、科学发展主体的解放。这是科学发展的经济意义所在，也是社会意义所在。
结构性政治战略的出路在于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另外，实现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结构性社会战略的两个开放
结构性社会战略包括两个方面：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对内开放是为了解决消费拉动问题，需要让公共资源与公共服务的开放与均衡化。对外开放是为了达到创新性国家的目标。这一目标由三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建立特区，沿海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主要围绕技术，资本开放；第二阶段，努力建设市场机制，加入WTO，主要围绕制度开放；第三阶段，构建开放社会，从技术与经济层面，到制度层面，到思想文化当面，实现社会全方位开放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32个年头，201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一年。如果中国不改革开放、不建设创新型国家、不落实结构性战略，那将是死路一条。
（本文根据作者在哈佛中国论坛第13届年会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标题为编者添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