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各个年代的财富增长方式均有不同,我希望跟中国的企业界朋友分享一下在美国财富创造的一些假设,我相信它们同样适用于中国。
二战后美国财富的增长
二战后,从1945年-1970年,美国的主要财富是以制造业的形式创造的。在1970年代的整整十年中,出现了两次重要的石油危机,而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出现的自然灾害导致了农业欠收,这些使得世界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进而引发了通货膨胀,于是在这十年中正确的应对通货膨胀就是财富创造的重要方式。
而在1980年代出现了与前叙几者不同的商品化,也就是金融工具的商品化,主要包括抵押贷款、证券化以及美国所创立的资产管理公司,还有垃圾债券融资方式。所谓垃圾债券融资就是银行债务的融资,另外还有资本市场所做的一切。这些变化是非常激进的,也是根本性的变化,促成了80年代的财富创造。
1990年代形成了另一种商品化,这次被商品化的是信息。90年代,思科在1990年率先上市,从而使全世界可以获得它所提供的服务器,这间接导致了信息网络的革命,最终在90年代中期促成了互联网的诞生,从而促生了一系列的产业和企业,包括我们知道的FaceBook,各种社交网,还有Twitter。在5-10年前,过去很多人根本无法想象,今天伊朗的大选和海地爆发的地震能够如此迅速的通过网络而被全世界所知。
我希望与大家共享的一个假设是,下一个将要被商品化的物质是空气与水。
大气和水将成为最大市场
没有什么能够比空气和水更重要。显然,这两种物质比铁、铜、小麦及其他所有可见的商品都有更大的重要性,如果缺乏了这种清洁的空气和水质,生命就无法存在。在拥有70亿人口的地球上,加之人口仍在不断增长,因此,没有什么理由使我们不去努力寻找更为高效配置的空气和水的方法。
事实上,在许多国家都看到同一种趋势,随着这些国家财富的创造,人们将更多对GDP的关注放在了环境问题上。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提出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也看到了这种曲线的现象。这点在中国尤其正确,因为中国政府的“十一五”计划提出了非常明确的减排目标。比如说造成酸雨的SO2,政府要求2010年相比2005年的水平下降10%,对影响水质的化学需氧量要求下降10%,对能源消耗密度要消减20%。而且中国希望能够在十二五计划期间将能源消耗密度再下降40%-45%。
其实,要想将空气与水商品化,进行合理的配置,防止对这两种物质的过度使用,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命令与控制的方法;第二种方法是基于市场的交易,叫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这是采取市场的解决方案来应对环境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世界是如何应对经济学家指出的外部性问题呢?也就是对于某些无法分割的公共利益体,我们是长期采取命令与控制的方法,或采取税收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政府明确地告知私营部门或国有企业,必须采取非常具体的行动来满足监管要求,这些具体的行动强制而又非常复杂,同时也缺乏灵活性。
1968年,著名的科斯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社会成本问题》。在该理论中,科斯教授提出通过交易的方式而不是命令与控制的手段,往往能够以更好的效果来实现目标。这篇文章最终使他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中国学术界对于科斯非常熟知,而且科斯教授也非常相信中国的实力。此前,我参加了以科斯教授的名义组织的研讨会,那次研讨会也是为了庆祝他99岁的寿辰,他现在还在工作。
去年夏天,我和张维迎院长共同在芝加哥大学参加了一次研讨会,与会者有来自中国的75位学术界尤其是企业届的重要领导者参与。当时,科斯教授希望邀请他们来介绍一下中国的发展奇迹,以便给科斯教授和美国学者们建立一个智力的基础,让他们能更好地了解中国近些年的作为。我非常希望明年庆祝科斯教授100寿辰的庆典能在中国举行,并且能够再次看到去年的老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