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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大国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篇1
对于当前大国关系和国际形势，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强调“任何事物的发展和运动都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也是绝对的，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的。
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格局最主要的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占据全面优势，特别是美国一家独大，同时多强并列，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西”主导了“东西关系”，“北”主导了“南北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超强实力地位和突出作用。当时国际形势大有美国一极化的趋势，但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后，这种美国一极化趋势的国际格局逐渐出现转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
借助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积极推进内部改革，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冲击美国霸权地位，导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的下降。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G8会议向“G8+5”会议的演变。很多全球政治、经贸和环境问题已经不能在G8体制中得到解决，而必须邀请这些新兴经济体参与决策，发达国家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议题、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出现尖锐化和长期化的趋势
美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立以及在安全上的矛盾由来已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冷战时期美苏矛盾的延续。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更是根深蒂固，是植根于文明、信仰和价值观的冲突。现在出现的新趋势就是俄罗斯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有可能结合，某种程度上形成对抗美国的合力。如果这一结合出现，必然导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
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内部关系发生微妙变化，表现出逆向演变的趋势 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有两大支柱，即强大国力和联盟体系。美国联盟体系中欧洲是最重要的部分，北约一体化组织是最主要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由于外部共同对手苏联的解体，欧洲对美安全合作的愿望下降，在主要的威胁认知上与美国的差异越来越大。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被布什称为“老欧洲”的矛盾更加尖锐。另外，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欧盟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的主导力量，对美独立性增强。欧盟正面临着东扩后的内部协调和其他复杂问题，欧洲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事务解决和加强欧盟内部团结上，而不愿意过多地承担北约责任，受美国调遣。另外，美欧经贸矛盾有激化的趋势，欧元的崛起势必冲击美国霸权的基石——美元霸权，影响美国利益。
总体上看来，国际格局正经历“一超多强”向多极化转变的趋势，而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的消长变化，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大国互动频繁，相互依赖性凸显，合作面总体上升。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起伏跌宕，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进一步交织，气候变化、粮食及能源资源安全、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对国际关系走向的影响增大。中国发展的内外关联度进一步增强，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剧变。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以及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尤其受到广泛关注。
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延续着先较量，后合作的传统，但奥巴马却改变了这一惯例，自上台之后就不断向北京释出善意，强调中美合作的必要，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时代出现了高开高走的良好态势。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后，把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确立为白宫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对华政策呈现出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克林顿坚持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勾，人权问题成为当时困扰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
1994年，克林顿签署美国对外关系授权法，公然声称要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1995年，时任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触及中方底线。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的冲击出现严重倒退。
从1996年开始，白宫逐渐调整对华政策。时年5月，克林顿宣布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进而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和北京达成协议，中美关系触底反弹。 1998年，连任之后的克林顿延续对华接触政策，并对中国进行了长达9天的访问，中美关系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白宫一度把中国定位成地区安全的威胁和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政策再趋强硬。时年4月，他宣称将竭尽所能协助台湾自卫，并扩大对台军售。而当月发生在南海的撞机事件，更使中美关系再度降至冰点。
9·11事件的发生改变了白宫的对华政策。小布什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少不了中国的合作。2002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小布什明确宣布不支持台独。2005年，白宫把北京明确定位成利益相关者，期待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积极角色，中美关系再度回暖。
相比之下，奥巴马上台后的对华政策有着完全不同的参考背景，金融危机的阴霾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令白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
于是，上任不到一年，这位立志变革的美国总统在气後变化，清洁能源，中美贸易，国际金融秩序，以及地区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寻求与北京对话，并不断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从上海到北京，不论是与青年学生的互动，还是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奥巴马的首次中国之旅尽显平和与谨慎。除了在经贸和人权等问题上不愿多作让步之外，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展现出别样柔情，中美关系也呈现出更为密切的发展态势。展望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在下述几个重要方面将会逐渐有较好的提升和发展：
一、美中两国战略经济对话将继续保持下去，而且会更有绩效，更有实质性的提升，而不存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可能被奥巴马政府中止的可能性问题。
二、美中战略(政治)对话，也将会在更高、更新的层面上向前发展，对话的层级将会仿效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提升到国务卿级别。
三、美中战略军事对话，也将提上日程。可以预料在加强和提高美中军事交流程度和层级的基础上，势将逐渐过渡到美中国防部副部长级定期对话，并顺势最终实现美中战略军事对话的部长级层次。
四、奥巴马政府会如奥巴马本人所说的乐见一个强大和平的中国的崛起。虽然奥巴马也曾说过中国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是竞争者，但是奥巴马本人及其政府的对华认知和对华政策，势将因上述三大关系的改善及改进，必将会演变成：中国既不是盟国，也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是可靠的可信任的合作伙伴。为此，奥巴马政府将会希望、要求、请求中国同美国一道承担更多的世界大国责任，发挥更大的全球大国作用。
五、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美中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奥巴马政府将会在布什政府的台湾政策基础上，回归克林顿政府的“三不政策”(一、不支持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二、不支持台湾独立，三、不支持台湾加入需要会员国身份的国际组织)。而且也自然会把对台关系纳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框架内，逐渐减少对台武器供应，并尽力促进两岸和平
解决分歧，乐见两岸和平发展。这一点既是由中国的对美政策、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排除台独后，两岸已经进入良好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所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也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实力地位的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只在世界排第七位，GDP约1万亿美元。21世纪的头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第二，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20多年来中国海军、陆军、空军等的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全世界华人骄傲，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国际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汉语热，也说明中国的地位上升了。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发展模式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世界各地“中国热”持续升温。正确认识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就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胡锦涛同志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的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既要正视我国全球性影响日益扩大的现实，同时又要坚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定位，要坚持承担与我国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
新形势下，我国外交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同各大国的关系总体稳定。一批发展中大国加快崛起，推动世界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我国在当前的国际体系改革进程中处于相对主动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建设性作用。在准确把握机遇的同时，更要清醒认识挑战。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的一面仍很突出，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对我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不容忽视。不少国家对我国快速发展尚未做好心理准备，我国将长期面临外部各种牵制，将不时受到“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干扰。
2017大国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篇2当今世界，大国关系是牵动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冷战后各国关系呈现出新发展，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进一步发展，大国之间的关系格局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然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存、局部冲突与动荡仍存，世界各国关系虽然看似风平浪静，然而却深藏着风风雨雨。国际关系时而缓和时而紧张，一切都建立在维护各国利益的基础之上。当前大国关系主要指的就是美俄关系、中美关系、欧美关系以及中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态势:美俄关系在历经曲折发展后重新走向较量，中美在相互适应中积极探索双方互利的合作关系，同时欧美盟友重新获得合作动力，而中俄关系也迎来较为缓和的时期。
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一些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迎来了较快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不断扩大贸易、发展生产，例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在借助内部改革和外部良好机遇的有利条件下，很快提高了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这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有着很大的冲击，导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的地位有所下降。
从不久前的G7峰会来看，其走向与面临的问题无疑折射出大国关系与国际格局的变化。 一是G7峰会影响力下降，凸显西方发达国家整体实力削弱与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近年来，G7峰会的落寞与新兴大国快速崛起形成了深刻的比照。冷战结束初期，G7曾囊括了世界前三大经济体，这7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曾一度超过50%。然而时过境迁，2014年主要新兴大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发达国家;其中，中印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跃居全球第一和第三位。也是在2014年，由于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全面激化，G8峰会将俄罗斯排斥在外，重新变为G7集团。由此可以看出，未来俄罗斯与西方集团博弈仍将持续升温，成为影响国际关系演变的重要变量。三是面对此起彼伏的各种国际热点，本次G7峰会仍旧应对乏术、力不从心。反恐是本次G7峰会重点讨论的议题。中东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以及今年年初以来欧洲国家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再次引发了西方国家的高度担忧。本次次G7峰会专门将反恐议题放在首日，但并未能就打击伊斯兰等议题提出具体方案，仅再次重申联合应对恐怖威胁的决心。
虽然不能保证所有国家都处于良好的合作关系状态，但目前来看，大国之间关系的发展趋势一定是朝着合作互利方向发展的。从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来看，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
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都负有重大责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尤其是在奥巴马上台后，中美两国关系明显更加缓和，因为金融危机的阴霾笼罩，加之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美国背负着巨大的债务危机，不得不依靠中国的借贷以缓解燃眉之急。2015年9月份，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外交理念的一次重大变化。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包括三个层次：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意在破解历史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这一难题，亦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新的重大外交理念，清晰描绘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国家意志和基本国策，选择合作共赢成为中国发展国际关系的旗帜;与此同时，捍卫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的核心利益，是中国的不二选择。这两点构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两大支柱。
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日趋严峻。现实告诉我们，必须要开展有效的全球治理才能共度难关。顾总体看来，当前大国关系正从一种利益相悖或相同的简单敌友关系走向互利合作与利益竞争并存的关系演变，相互合作、合作共赢、互惠互利正成为日后大国关系的主要演变方向。美苏冷战后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格局将会被逐步打破，取而代之的将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大都主张合作互利实现共赢，一方面带动了世界各大国关系的友好合作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过去的一超多强或者单极格局正在走向解体。
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正推动着国际体系关系的新变革。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正实现突破，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投票权重新分配;国际政治安全体系酝酿重要变化，随着国际关系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改革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呼声越来也大;国际规则竞争日益激烈，新兴发展中国家不断追求权益的平衡;区域和跨区域合作蓬勃发展，不同经济合作组织的出现，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不断加强。
当前大国关系的变化无非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逐步走向共同发展。经济全球化风险和机遇牵一发而动全身，经济全球化各国都无法避免，最终只能在博弈、调整与协调中实现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