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南宋江西婺源人。父朱松,进士出身,对二程理学窥研弥深,因不附和议,得罪秦桧,失官居家,以教书为业,恪守孔孟之道。其父对朱熹要求严格,不仅以儒家经书对他进行严格教导,而且对他讲授“古今成败兴亡大致”,教育他关心民族社稷安危和社会现实问题,树立抗金必胜思想和信念。朱熹严守父训,刻苦读书,青少年时代,精心研读儒家主要著作,广泛涉猎各家学说和各种格致之学,学业猛进,十九岁登进士第,赐同进士出身,授泉州同安县主簿。曾任南康军两年零一个月。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孝宗即位,准备启用张浚出兵抗金,并下诏征求内外朝臣陈述政见,朱熹立即上书陈事,在《壬午应诏封事 》中指出:“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矣”,并向皇帝提出三项重大措施:“夫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而督于后,任贤所以修政而经纬乎其中。”第二年,孝宗在垂拱殿召见朱熹,朱熹面奏三扎:第一扎,建议皇帝博访真儒,讲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第二扎,指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主张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应当“合战守之计以为一”第三扎,尖锐批评当时“谏诤之涂(途)尚壅(堵塞),幸(以诌媚而得宠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殚(尽)而国用末节”,应当立即“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结果,皇帝不予采纳。朱熹上谏被拒,遂退居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授徒讲学,探求学问,著书立说,自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至淳熙四年(1177年)的十五年间,他的学术思想更加成熟,形成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初步实现了集理之大成宿愿,名声颇大。
朱熹在学术上的成就,使朝廷感到为难,若不任用,会招弃贤之嫌;如加任用,又恐其“干扰”朝政。经过一番研究,决定差遣他远知偏僻之地南康军。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到任,治所在今星子县。他到任之初“考按图经,询究民间疾苦”,贴出《知南康榜文》:第一,为解决南康“民力日困,无复安土乐生之心”的社会问题,望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能知道利弊源者,悉具以陈。第二,请士民乡邻父老、每年集会,教戒子弟,使“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以成风俗之美。第三,乡党父老,推选子弟,入学读经。是年,朱熹又奏请免除赋税,并派司户参军与“逐县知县亲诣旱伤田段地头,对帐检视”。秋后又下发《劝农文》,劝农民“趁此天时多种荞麦及大小麦”度过灾荒。又极力推行王文林所作《耕田法》与《种桑法》。翌年九月,发起重修城南湖畔石堤,“允晦间亦躬行其上,劳苦勤恤者甚众”。
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曾亲至白鹿洞书院视察。眼见这座曾经与岳麓、雎阳、石鼓并称“天下四大书院”的遗址,栋宇不存,毁于兵火的一片废墟,感到极其伤心,然又为书院的优美自然环境赞不绝口。他说:“观其四壁,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因“念庐山一带,老(老子、道家)佛之居以百之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即可悼惧,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后世”,“其庐山白鹿书院合行修立”,遂再三向朝廷请求,孝宗皇帝终于批准重兴白鹿书院。书院落成之日,他饮酒赋诗:“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三爵何妨莫萍澡,一编讵敢议明诚。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并作《白鹿洞成告先圣文》),还屡次请求孝宗皇帝为白鹿洞书院题匾、赐太上皇帝御书石经、监等九经流注疏。他根据多年的教育经验,亲自制订了《白鹿洞书院教规》,即:1、教育目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3、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愤窒欲,迁善改过。4、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5、接物之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以及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熟读精思”的学习原则。这是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典型的教育纲领。这个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这一,它不仅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模式图,而且为世界教育界所注目,国外很多教育家把它当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课题,而且为世界教育界注目,国外有很多教育家把它当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课题,他不只兴书院,订规章,经常亲自授课讲学,每逢休沐,即亲至书院与学生一起质疑问难。朱熹对教学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在赴白鹿洞书院讲学时,曾写过一首诗赠给学生:“诸郎有志须精学,老子无能但欲眠。多少个中名教乐,莫谈空谛莫求仙。”以告诫弟子精学儒家名教,因是白鹿洞书院规模和教学质量均为全国之冠,四方好学之士,负笈裹粮,前来求学。建昌人胡泳、李燔、吕炎和吕涛兄弟,都昌人黄灏、彭浔和彭方父子,彭蠡(今彭泽县)人冯琦,星子人周颖等,均学有专攻,后来都成为传播理学的重要人物。
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在推行教化、整顿吏治、兴利除弊等方面政声显著,于淳熙八年(1181年)任满,暂回崇安故里。光宗时,赵汝愚奏为侍制、侍讲。时韩胃擅权,排斥赵汝愚。庆元年(1195)年,赵汝愚罢相。朱熹、彭龟年指责过韩,均得罪。三年,将赵汝愚、朱熹等五十九人著于“伪学逆党藉”,而朱熹被定为“伪学之首”史称“庆元党禁”。两年后,朱熹病逝,享年72岁。理宗时,赠太师,追封信国公,从祀孔庙。
朱熹一生勤奋好学,关心国事民情,曾立志报效朝廷,献身国家民族。然而南宋王朝政治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不断争权夺利,使他在仕途上一再遭受挫折,不能得志,终于绝意于官场,潜心学术,致力于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成为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他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教育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在哲学思想上,他从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朱程学派、又称闽学、考亭学派。他认为“理在先,气在后”,但其宇宙形成说却能接受古代科学成果,主张阴阳二气的演化论,如从高山上残留蚌壳论证地质变迁(原为海洋)说等。在人性论上,他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提出“去人欲、存天理”,以缓和社会矛盾。其社会历史观,又主张恢复三代之治,愿“周孔之道常在”。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奉为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日本在德川时代,“朱子学”也颇流行。他进行学术研究和讲学紧密结合,师生共同研究著述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他在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对后代书院的发展、自由讲学风气的提高、学术研究空气的浓厚都有影响。他的学术著作很多,有《四书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词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