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共产主义 相信共产主义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大家好，今天是1月23号。按照一般中国人的生活周期，春节之后才真正算进入新的一年，在我的心理感受中，现在也依然是2015年的年末。但是，日历告诉我们，21世纪第17个年头已经到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第一批生在21世纪的人已经满16周岁了。

在座各位和我都是20世纪出生的人，现在我们共同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怎么向“00后”介绍共产主义？

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21世纪出生的人，历史视角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和我这种成年后才用上互联网的人尤其不一样。我们有革命大潮末期的记忆，但绝不能用这个记忆去替代他们眼中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革命是一个历史事件，是历史教科书上枯燥的记录，不是现实中能体会到的东西。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在00后出生之前，世界上所有的共产主义尝试几乎都失败了，在他们成年以前，大多数前革命组织已经连装饰用的红色都不多了。“00后”看毛、邓、乃至看某老者X的感受，和我在历史书上读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事迹差不多。我们在读过教科书之后才接触的网络段子和抗日“神剧”，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历史启蒙教材。上周刚刚结束的台湾选举，在我们看来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葬礼，对他们来说反而可能是国民党的第一次政治亮相。所以，很难再通过分享上一次革命的经验或情感来解释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个红色记忆淡化、娱乐化的年代，共产主义者必须重新考虑如何把革命讲成一个令人信服的新故事。

在向别人宣传之前，我们自己首先要理清自己的的想法。所以，革命的新问题可以简化为下面2点：

注意，就算00后今天还没成年，这两个问题也相当重要。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说明共产主义对你还不是一个真实的目标。

对于上一代共产主义者来说。这两个问题都不难回答，因为他们身边就有革命政权这个最大的成功案例。就算革命政权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身边还有共产主义的普及教材，图书馆里有马恩全集，他们始终可以说服自己，革命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背离了革命导师的本意，是因为放弃了革命早期的纯洁性。只要“回到马克思”，只要“重建革命精神”，就能解决所有现实的问题。但是，今天我再反问各位20世纪出生的朋友三个更直接的问题：

A 在座有谁完全是因为读了马克思原著而倾向共产主义，要来参加这个活动的？

（有一人举手）

B 迄今为止，哪次革命基本实现了马克思的预期？或是结果符合你们对共产主义的想象？

（无人举手）

C 历史上有没有哪一次革命让你觉得可以复制一次？怎么复制？

（无人举手）

如果没人能对这三个问题都给出肯定的答案，我就往先谈谈我的看法。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案。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认马克思这个人没关系，唯物主义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必须坚持的。我们在政治上遇到了障碍，毫无疑问应该首先拿起唯物主义工具来分析问题。

那么，我们眼前遇到的是什么问题呢？前面说了，就是近200年来的革命文化遗产不能再感动人，从列宁到现在99年的革命政权建设经验不能再发挥作用。那么，我们就应该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工具，分析一下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分析一下共产主义思想自身。

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实际上近百年来几乎没人做过。因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往往会给共产主义者提供一个固定的思考原点，让共产主义者站在这个原点上看整个世界。结果就是共产主义者看得到世界，看不到自己，看不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后脑勺。

现在所有国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成为了过去式，敌人拆掉了共产主义政权这个原点，让共产主义者从零开始，反而让我们拥有了自由的视角，客观地分析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另一方面，这个现实也让我们惊慌失措，找不到观察的出发点。我今天谈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重建一个客观的出发点。

说起从零开始认识共产主义。我首先想到的是上世纪读过的一本老干部回忆录。作者是解放战争后期投奔解放军的大学生，共产党当时已经准备发动战略决战，非常需要这种受过教育的青年当干部，来接管新解放地区。所以组织没有让他参军，而是直接把他编入随野战军行动的南下干部学校，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学习管理技能。

这个老干部回忆，因为时间紧急，只能边走边学习。第一节课是在野地里上的，一个穿着军装的首长亲自主讲。他本来以为要学土改，学打仗，或是听到政治口号，论证共产党好国民党坏。没想到，首长让人抬出一个大黑板，开始讲原始社会，从几万年前讲到几百年前，第一堂课快结束了还没提到眼前的革命战争。这让台下的学生又新鲜又诧异，没想到共产党的教育中，最基础的一课是文明史。

我在上世纪末看到这一段，和作者感同身受。因为我当时正在上政治课，从初中开始——实际上是从小学历史课开始，翻来覆去的要学社会发展简史。像“原始共产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些话，我从10岁听到20岁，耳朵都快起茧子了，还是不知道有什么用。所以，看到老干部当年第一课也是社会发展简史，我立刻感觉同病相怜，和同学一起吐槽共产党体制僵化，这么多年翻来覆去还是这么点招数。

等到我成年以后，我从自己的角度理解了共产主义运动，我才发现。原来当年的教育大方向没错！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不仅仅意味着19世纪到20世纪的底层反抗，更是一万年文明史的必然选择，是解决人类未来大多数问题的必需工具。要是不讲社会发展史，就没法理解共产主义的意义，也没法展望共产主义的未来。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他们都是这样理解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的。而20世纪的革命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革命者把文明发展史这个故事讲的太僵化了，以至于忘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地位，不能再把具体的革命和整个人类历史的大趋势相结合。

所以，我今天也要先用一半的时间谈谈我理解的人类发展史，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给共产主义运动定位。然后再谈谈现实问题，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啰嗦。

谈人类发展史，首先要说人类是怎么来的。或者说，为什么那么多种灵长类，那么多种猿人，只有我们这一支变成了地球的统治者。传统上，马克思主义者说起这个问题一定会引用恩格斯放在《自然辩证法》里面的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恩格斯在文章里这么说：

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

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是在人最终同猿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整个说来仍然大踏步地前进，虽然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就程度和方向来说是不同的，有时甚至由于局部的和暂时的退步而中断；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

总而言之一句话，恩格斯认为，劳动塑造人类，人类和猿类的根本区别在于会不会制造工具。一旦学会了制造工具，人类就会被工具所塑造。人类后面的一切成就，比如说语言和抽象能力都几乎是必然的结果。这个说法总的来说不算错，考虑到19世纪的考古学和人类学成就，考虑到恩格斯的学术背景，甚至可以说恩格斯的逻辑非常准确，也符合我们一般的观感。毕竟没有枪和弓箭，我们打不过猩猩，也打不过其他猛兽。

但是，从现在更进一步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证据来看，恩格斯的许多论断是有问题的。我到现在也记得恩格斯自己写的一个注释：

这个认识显然完全不符合今天的科学观点。所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论据和具体结论都不能盲目相信，不能说马恩列斯毛说过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当做真理、当做论据。在上面那篇文章里恩格斯还有一句话：

毛泽东在1943年也说过类似的话：

这两句话显然也是错的，因为其他生物也会造工具，包括石器和木器。根据20世纪和21世纪的考古学和发掘生物学观测，好几种属于人亚科的猩猩都能制造工具，更不要说尼安德特人等其他人属的生物了。就在这个月，在印度尼西亚发现了一大批十万年历史的石器，被认为是佛罗勒斯矮人制造的石器，亚洲大陆上的丹尼索瓦人也有很多工具残留。总而言之，制造工具不是我们这个物种（智人）的专利，甚至连猩猩这种和智人有明显生殖隔离的猿类也能制造工具。但最终只有我们一个物种发展了现代文明。

当然，也可以把智人的优势总结为运气。毕竟一旦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世界上就不可能再有第二种生物也发展文明了。也许另外那些会制造工具的尼安德特人、猩猩是被我们扼杀的文明物种呢？也许我们只是比他们运气好一点呢？

但这种想法也被考古学证据否定了。因为早在我们现代人进入文明时代之前，我们就干掉了世界上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把其他会造工具的猴子赶进了丛林，把其他人种全部灭绝。像什么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根本没活到人类建立文明。实际上，人类是唯一到达西半球美洲大陆的人种。大航海时代，欧洲探险者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发现野人，但这些野人统统是和我们一个物种的智人，可以相互通婚。换句话说，早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前，现代人就压倒了所有其他所有会造工具的人种，就占领了这个地球。就算是在野蛮时代，其他会造工具的人和猿也不是我们智人的对手。

那么，如果智人统治地球的关键点不在于工具，那还能是什么？

我两周前去过北京周口店的猿人遗址。那里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级科普基地。现在中科院还在持续地开挖这个遗址，经常有科考队在那边科研兼搞科普，我特意拍了那里给小孩子看的科普条幅。

大家从这些科普条幅可以看到，现在科学界已经达成了比较普遍的认同——抽象思考能力和虚拟符号体系才是人类超出其他物种的关键优势。很多动物都可以制造物质工具，还有一些生物拥有语言，但只有人类能想象出世界上不存在的事物，用声音、手势乃至后来的图画、文字来描述这些抽象概念，再把概念落实成现实的工具。上面的条幅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即猩猩可以接受抽象概念，但不能自己发明一个抽象概念。其他一些实验证明，猩猩可以像原始人一样打制石器，但不能从石器中抽象出锐角和钝角的概念，结果就是他们打制的石器很粗糙，始终无法达到现代人祖先的水准。

这就把恩格斯的逻辑倒过来了，不是制造工具的能力改造了我们的思维。而是因为我们祖先的想象力比其他灵长类物种丰富，才能制造更好的工具。换句话说，“软件”上的微小差异是人成为人的关键。最近有一本书，以色列人写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也提到了这一点。我推荐大家读一下。

这本书认为，人类是唯一能够用语言来吹牛、聊八卦新闻、讲段子的生物。最终人类因此发展了抽象思维的能力，能够想象出自然界中不存在的道德和法律。或者用刚刚去世的那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话说，只有人类拥有“《想象的共同体》”。所以人类能够跨越血缘和熟人网络，搭建复杂程度超出任何生物的群体，进行空前复杂的合作，把自己的想象力和别人的想象力结合起来，构造人类社会。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抽象能力看做一种重要的工具。毕竟工具未必一定是有形的东西。我前几天在写过一个回答：

你要说服自己的大脑，“数学工具”这个词绝不是一个比喻，而是客观、准确的描述。铲子、汽车、充气娃娃等有形物体是工具，思考方式也同样是工具，都是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理解世界能力的“放大器”。这一点在理智上接受很容易，在直觉上相信比较难。就像大多数人可以在理智上承认电场、磁场也是物质，但真的思考复杂问题的时候，直觉就只承认椅子、汽车这样的东西是物质了。

什么是工具呢？严格来说，人类制造的任何东西都只是附加了“信息”的某种结构。砍木头做梯子，木头是自然界的物质；炼钢造汽车，铁矿石和煤都是地球本来就有的。我们没法凭空“创造”物质，只能把既有的物质赋予人类设计的结构，才能变成实体工具。至于思考工具，只是把这个“结构”直接用思想表现而已。从这个角度讲，思考工具和日常的实体劳动工具完全是一回事。

所以说，人类现在能一枪撂倒大象，不是因为力量增加；人类能迅速理解几十年、上百年前的物理前沿思想，不是因为智商提高，两个事件都完全是工具水平提高的结果。相对几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史，最近一万年我们的基因没啥明显改变，进步的是工具。

回到物理学，如果还让你用500年前的数学工具和实验工具去研究物理，不要说理解相对论，连牛顿三定律都不是“显而易见”呢。

这和我在北京周口店看到的另两个条幅说法是一致的：

过去一万年、五万年、乃至十万年，我们的基因和智商都变化不大。但我们最终在所有灵长类和所有人亚科动物中脱颖而出，恩格斯认为主要原因是工具，但更可靠的原因是人的想象力，是抽象思维这个工具包。有了这个工具包，人类就能开发出许多高级的“无形工具”，比如说数学、宗教，比如说政治理念和生产关系。我们因此能不断改变自己的“文化基因”，去配合那些不断进步的“有形工具”。

为什么“无形工具”能帮我们进步呢？首先是因为这个世界很复杂，复杂到靠条件反射并不能对付所有的问题，比如说河狸能在小河筑坝，但不能到大河筑坝，只有人类才能通过设计来建造水库。其次是因为这个世界还不够复杂，人类的智慧足以在大脑内建模，用抽象的概念来对付世界。尽管我们的抽象思考不一定总是正确，但成功率是高于基因的随机变异的。这就是人类相对其他生物最大的优势。前面说的《人类简史》就从这个角度描述了法国大革命：

其实，基因演化的速度也不算慢。我们驯化狗只有一两万年的历史，现在最大的狗可以像马一样拉雪橇，小的狗可以藏在杯子里玩，几乎都看不出是同一个物种了。猫的驯化是从人类开始种地，有谷仓开始的。马的驯化还要晚一些，可能只有几千年。游牧民族第一次进攻农业文明的时候，马和野驴还没有有本质的区别，没有强壮到能被人骑，只能几匹马合在一起拉车。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战车兵逐渐转化为骑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变的越来越强壮了。这说明，只要淘汰率足够高，动物的基因变化并不是太慢。但是，人类文化基因的变化比动物基因变化还要快，所以人类成了统治所有其他动物的物种。

这样看来，就不能说生产力、生产工具这些有形的东西一定要主导文化、生产关系这些“无形”的东西。从人类社会的一开始，有形工具和无形工具就是相互配合进步的，无形工具的重要性可能还要大一点点。这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也是有区别的。恩格斯解释文明的出现，就是完全基于于有形物质工具的进步：

恩格斯坚持认为，只有生产工具的进步算进步，其他的进步都只能是附属品。这就是他的唯“物”主义，但在我看来，思考方式和文化产品也是“物”，我们大脑中特定的抽象能力也是“物”。我们想象美好的未来并频繁尝试，我们比其他物种的心更“野”，更需要“自由”，这既是我们人类的优势，也是我们的基本需求之一。共产主义在人的基因和本能中是有物质基础的——大脑的特定结构也算物质基础。

恩格斯还用他的人类学理论论证过唯心主义的出现：

现在看来，恩格斯这个理解也有点偏颇了。他把唯心主义看做一种习惯性的错误，认为只有人类之外的物质进步才能带来精神上的变革，其他都是假的。实际上呢，人类喜欢用虚构的东西来解释现实世界，这种唯心主义世界观可能是一种本性，一种让我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性。在人类学角度看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能是同源的，你在感性上能相信虚幻的东西，才能依靠逻辑和证据相信那些你没见过的真实东西。有的人类相信上帝，有的人类相信天上的星星是遥远的大火球，这都依赖于人类的“虚构”能力。

当然，我们人类的抽象思维最终发展出逻辑和理性，压倒了感性认识，所以唯物主义是我们的主要工具。我们能客观地研究人类大脑，研究人类学，研究唯心主义本身，就不用担心唯心主义会把我们束缚在神权社会，就不必避讳唯心主义也是我们人类重要特性的事实。

前面讲了这么多，核心概念就是说，不能简单的说人类想象不存在的事物就是唯心主义，就没有一点用处。不能把脱离生产力现状的政治构想当成纯粹的幻想。实际上，这可能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方式。前几天我在发了个恶搞段子。有人问：

我回答说：

“这要看你怎么评价1600年的英国……”

还有人回答说：

这两个回答看似是恶搞，实际上有一定的逻辑。英国的莎士比亚，美国的好莱坞，这种高级无形产品出现在两个靠工业力量统治世界的国家，并非完全偶然。人类群体脱离现实世界的想象力的确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工业力量有一定的相关性，然后工业力量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与之类似，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先锋队，都是“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是自然存在于世间的概念。但通过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规律，我们发现，这些抽象概念也可以帮我们促进生产力发展，解决人类的现实问题。所以这些“想象的共同体”不仅仅是看上去美好，同时也是现实的人类思考工具。是帮助人类追求自由的工具。

我前面说了，拥有抽象思维和吹牛的能力，可能是人类最本质的生物学特征之一。共产主义在文明社会中的第一个雏形是“空想共产主义”，这也是我们生物学特征的一部分。说明人类有通过抽象思维追求幸福的本能，说明共产主义是有一定生物学基础的。当然，只有空想是不够，但如果不正视人类的这个本性，不利用这个本性，共产主义也很难成功。以往的共产主义运动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本节要点：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可能不仅仅是劳动实践的结果，反而可能是人类最本质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空想共产主义在大脑内部有物质支持，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唯心主义。共产主义不仅仅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也是人类本质的需求之一，是“普世价值”的一部分。只是工业革命之前，这个需求没有实际的物质支撑。（后面还会回顾上述结论）

我前面讲的这些枯燥内容，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看来，已经相当离经叛道了。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用社会性来定义人类：

马克思在1845年写过一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篇文章的结尾很有名，就是那句著名的：

这篇短文里还有另外一个明确的判断：

即人类的本质是社会性。

马克思的话倒不是非常针对费尔巴哈这个唯物主义者（没错，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主要是为了批判当时的主流看法，即人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先天形成的。人要信上帝，要服从统治阶级，要安于自己的阶级地位，否则就算革命了也得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也不会获得任何进步。马克思的这个论断背后其实有个潜台词，即人类天生是一张白纸，被社会塑造才拥有了阶级、等级、私有制的概念。既然这些概念是后天形成的，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新的生产关系来塑造新的平等社会概念，进而搭建一个新社会。

总的来说，马克思说的有道理。但也不能把话说绝对。比如说他和费尔巴哈关于宗教的讨论就有问题。费尔巴哈其实也认为上帝不存在，但他认为人的本质是生物性，在《宗教的本质》这本书中，他指出，上帝是人的内在本性的外部投射，指出宗教产生的基础是人的依赖感：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他谁正确呢？

以19世纪的观点看来，马克思的看法更“理性”一些。但我认为，宗教的形成固然是社会运动的结果，但要是说到底有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本性”支持，我们最好还是去看看现代科学结论。目前很多研究已经证实，在男女感情中，男性的忠实程度和催产素浓度有非常高的相关。进一步的生物研究显示，宗教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和激素水平有关系。换句话说，费尔巴哈的观点未必就会输给马克思。

而真正让后叶催产素名声大噪、引起科学家极大兴趣的研究发生在2005年。当年《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称，研究人员做了一项有趣的实验。实验中，志愿者们模拟一个游戏，将资金投给一些并不算十分让人放心的理财机构。研究人员发现，吸入催产素的志愿者们比吸入安慰剂的志愿者们更愿意投资给这些机构。

在文章发表前的8年中，催产素对人类社交行为的研究一直是一个孤独的领域；文章发表后，感兴趣的科学家们做了很多重复试验，用来测试催产素对人们各种社交能力的影响。

之后很多研究小组发现催产素可以使人更慷慨，能够更好地读懂别人的表情，在争论中能够建设性地和别人沟通，觉察到别人更可信、更有魅力、更平易近人等。

……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的卡罗林·德克勒克研究发现，催产素只对接触到“对”的人起作用：当他接触到较为熟悉的人，那么催产素将让他更擅长交际；但如果是陌生人，催产素将没有任何效果。另外，瑞典的研究者也发现，催产素只能使使用者与本国同胞拉近距离，而对外国人则效果甚微。

催产素可以让你对熟悉的人更信任，更慷慨，产生道德感，和“自己人”抱团。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宗教的产生。换句话说，宗教本身可能的确有一定的生物学基础。而且催产素的表达可能还会依赖于宗教之外的一些文化结构。比如说前面那个材料还提到：

……研究发现，这种促进作用只有在特定的文化中才起作用，而这种文化就是人们有在悲伤时寻求友谊的习惯。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Heejung Kim 就发现，在韩国的文化背景中，即使OXTR基因中那个特定位点变成G，催产素也不再有那种积极的功效，或者是收效甚微。

在悲伤时寻求友谊，这让我第一时间想起了基督教纪念耶稣受难的仪式。而且，在远东文化背景下，催产素对人类情绪的影响比较小，这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解释基督教在19世纪之前无法在远东扎根呢？作为一个生化方面的外行，我不是说宗教一定就是某种特定激素的副产品，但如果完全抛弃人的生物性研究，许多人类社会行为是解释不通的。

我前面提到过，上个月去了北京周口店的古人类博物馆。就在我拍的那几张挂图旁边，是一个科普性的儿童游戏室。有一些机械配合电子投影设备的体感游戏，有模仿原始人摘果子的，有模仿原始人用长矛刺鱼的，有模仿原始人扔石头打动物的。我那天带着我儿子，我在拍横幅的时候，我儿子就在后面的游戏室里跑来跑去。

拍完那些横幅之后，我回去观察了一会小孩子们的行为，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摘果子的游戏前停留比较久的都是女孩，但挥舞着长矛刺鱼、扔石头打动物的几乎都是男孩。其中包括许多很小的孩子，也遵循这个规律。这可不是家长刻意引导的结果，而是他们自己主动选择的。我回忆了一下，我小的时候上下学，也喜欢像我儿子一样，折一根很直的树枝挥舞起来，就算没什么目标，手里拿着这么一根棍子也很开心，很安心。但我几乎从没见女孩有过类似行为，就算家里完全当男孩养的假小子也没有类似的举动。这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男女天生的差异。即男人天生更倾向于当猎人，喜欢拿着一根长矛瞄准目标，女性则更倾向于采集植物果实。

但是，许多秉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人拒绝承认这种差异的存在，尤其是某些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他们坚信男女差异100%都是社会灌输的结果，认为资本主义和男权社会联手压制女性无产阶级。认为任何职业和专业上出现性别不平衡，都是必须纠正的结果。结果就是她们极端化的主张得不到普遍认同，甚至不会得到女性自己的支持。这就是忽视人类生物性的结果。

我以前写过一些相关的的内容：

比如说不管哪个民族，人类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吃的肉食都比较多。分散开吃零食的时候，吃甜食和坚果比较多。这是因为原始部落没有冰箱，不管打猎打到多大的猎物，都得一次性吃掉。所以全部落习惯在一起聚餐吃肉。甜食在原始社会意味着水果，男人们出去打猎的时候，女人和孩子们就去采集，摘水果，砸坚果。这些甜的东西、脆的东西可以一边摘一边吃，也比较耐放，可以放在山洞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所以不管什么民族，都是聚餐吃肉，零食吃甜的和脆的，没有哪个民族会反过来。

又比如那时候男人们出去打猎，都是全部落一起出动的。一个稳定的部落几十个人，能跑能打的壮年男人也就是十几个左右。所以，全人类的男人都形成了结成十几个左右的队伍去打猎的习惯。到了文明社会，大家不需要打猎也没地方打猎了，但男人的基因里还是埋着结队打猎的本能。所以男人扎堆的地方，基层组织的单位基本都是10多个人，这样合作才最有效率，多了少了都不行。现代步兵班的基本单位就是10个人出头，加一个班长。古代军队的基础往往是十人一队，这都是原始部落给我们留下的基因烙印。

其实这个推论最合适的地方是体育运动。世界第一运动是足球，足球每队上场11人，可以换三个人，平均每场是十二三人上场。橄榄球虽然修改了足球的规则，但上场人数也是11人。这不是个偶然的数字，而是我们从基因里继承的游戏规则。

除了足球和橄榄球，我们还玩其他球，比如说篮球排球冰球。但只要是有激烈身体对抗的球类，上场人次都会努力地接近十二三人这个数字。篮球上场是5个人，冰球6个人，但是随便换人，一场下来往往也是十多个人上场。排球上场人数是6个人，一局比赛允许换6次人，加起来正好12。这些数字都不是偶然的。

从游戏模式来说，球类运动的基本模式，就是这么十来个男人追赶一个快速移动的东西，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个圆形，但一般来说肯定是动物皮包裹的有弹性的东西。这些男人要对这个球干什么呢？一般的目标都是赶到网里，然后庆祝胜利。这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像打猎。在球场休息的时候，会有一群女人跑上来跳舞，助威，这也是原始社会留下来的传统。我们现代人找个机会把他发掘出来而已。

所以我们没必要抱怨在球类运动上男女不平等，女人不喜欢足球。对足球的热爱本来就是男人基因决定的潜意识，女人看球本来去看最健壮，最帅的那个男人的，你让女人关心足球技巧，那是和基因对抗，没有好下场。女人最喜欢的运动是采集，过去是拿着篮子钻在灌木丛里翻草莓，现在是拿着包包在街上找自己喜欢的商品，几百万年的基因决定了女人喜欢逛街，这也是任何人拦不住的爱好。

足球和逛街的例子，说明人类的行为并不神秘，完全可以像研究动物行为那样归纳总结。读人类学，让我们在认识中摆正人类的位置。既不用宗教神秘主义去解释人类的行为，也不会两手一伸，说人类行为完全没有规律，没法预测。

为什么人类会有这么多的先天属性呢？因为我们人类不是从一开始就用文化变异代替基因变异的。我们的祖先在非洲草原上生活了数百万年，必须适应这种打猎采集的小团体生活。不适应这种生活的祖先，要么被淘汰，要么去了别的环境。在这几百万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是通过基因进化来适应环境的，最终形成了一些深埋基因的“本性”，不受这一万年的文明史影响。甚至共产主义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我们在平等的原始社会里形成的动物性。只要具体参与到管理学和经济工作中，就能体会到类似“本性”的影响。

实际上，毛泽东这个实际操盘的共产主义者，解释人类本性的时候，就比马克思“修正”了很多。1943年，刘少奇执笔给一个国民军将军续范亭写信，毛泽东把信拿过来做了很多批注。毛泽东的前几条批注开始还是重复了马克思的话：

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

人的一切都与兽性区别开来，没有不区别的。

但后面就说的比较实在，一方面不否定马克思的话，一方面对漫长原始社会生活塑造基因的事实做了部分承认：

总之，人类有很多先天的基因属性，包括我们最前面提到的善于抽象思维，善于八卦，比其他生物多了艺术感，这些特性的确不依赖于社会塑造而存在。如果共产主义者要为人类提供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要给人类最大的“自由”，正确的思路是承认这些生物性，尽可能让社会结构和生物性相互配合。而不是盲目崇拜生产关系塑造的“社会性”，贸然追求绝对的“发展自由”，以至于和人的生物性作对。因为在人类有资格对自身搞转基因之前，和生物性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而修改人类自身的基因，本身已经超出了我们现有技术能设想的未来，暂时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

反过来说，如果能顺应这些生物性去塑造新的社会性，就能事半功倍。比如说，原始社会的部落规模是有上限的，平均几十人，最高不超过150人。我们每个人手机电话簿里的有效联系人也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数字。在这样一个团体里，人类能彼此认识为熟人，彼此直接交流八卦新闻和信任感，满足人的群居愿望。许多大城市人口在日常生活中充满焦虑，就是因为缺了这么一个塑造集体感的团体。

我举个可以量化的例子。在搞农业集体化的时候，一开始农民自发结合的上限就是这种生产队。后来一度盲目提升集体化规模，上升到大队（行政村）乃至公社（乡镇）级，效果都不好。最后逐步下放，回到生产（小）队级才稳定住。1961年中央专门发了一个文件《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规定集体财产三级所有，以小队为独立核算单位和日常劳动单位。事实证明，这个级别的集体化是很有效的，兼顾了集体劳动的规模效益和内部监督，也同时提高了农村基建水平和技术扩散速度。

小队的人口是多少呢？老幼青壮在一起，全国平均就是100人出头，一般是五六十个成年人。从人类学的角度说，这正好是扎根于我们基因的“熟人单位”规模。所以这个级别的集体生产单位最稳定，最有效。之前搞大公社带来的效率损失，之后盲目拆分集体经济对环境和教育的破坏，都说明不能和人类的生物本性作对。类似地，中国军队长期把连级作为基本伙食单位，设炊事班为全连服务，也是因为人类本性希望在100多人的群体里生活。在未来，我们考虑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基层社区规划也要参照这个数据。

参考：

当然了，我说的这两个例子，都是分工不显著的情况下的例子。70年代的中国农村，大家都搞农业；80年代前的中国军队以步兵为主力，都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原始人的“分工”层次，所以这个不超过150人单位的规模效应比较显著。再搞新社会建设，必然不会有这么简单的分工，也就不能照抄当年的经验。但是无论如何，尊重人的生物性是必然的选择。

在社会学的角度，最重要的生物性是什么呢？是平等。今天我们可能把平等当成一个逻辑概念。或者觉得根本不用讨论。但是我们回想一下，大多数群居动物是没有什么平等的，就算是灵长类，绝大多数都在自然状态下有非常严酷的社会等级，从猴王到最底层的新猴子，顺序一点不能乱。他们的基因里就埋着不平等的本能，就要在一个不平等的群体里争夺更高的地位。但是就考古学证据和自然观察看，原始人相对大多数猴子，是非常平等的一个团体。几乎没有任何明确的社会等级。所以才有原始共产主义的说法。

人类在类似的条件下度过了上百万年，不适应这个平等社会的基因都被淘汰了。追求团体内部的平等是我们非常本质的一个生物性。人人生来平等绝不是一句空话。当然你也可以像毛主席那样，说这个生物性也是社会塑造的。但不能否认这个本性的存在。作为遗传物质的DNA是1953年才被最后确认，马克思时代没有对基因的概念，毛泽东也很难说去世之前能不能接受这个思想的社会学意义，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给“本性”这个东西做一个明确定义。我们懂基因，知道基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就该实实在在地把这个唯物主义概念说清。

本节要点：人类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的各种特征，主要是生产关系所塑造的社会性，但固化于基因的生物性也不可忽视。为人类规划未来的时候，不能仅仅考虑用新型的生产关系来塑造新型的“社会性”，也要兼顾考虑人类的生物性，能利用则利用，不能利用至少要避免对抗。在宣传共产主义的时候，也必须尊重生物性本身的规律，否则也是另一种唯心主义。（后面还会回顾上述结论）

我曾经考虑过一个严肃的问题。原始人的生活和文明社会生活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我仔细想了想最大的区别是文明生活有历史，有变数，而原始人没有历史。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原始人的视角看出去，纵向看，世界变化很慢，用尽他的感性认识和理性逻辑，都看不出他和他的祖先生活有什么区别。也看不出他的子孙生活会有什么变化。横向看，也看不出他和附近的部落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一样的打猎采果子生活。他既不羡慕祖先，也不羡慕其他人类。他的生活和他的梦想几乎是合一的。

到了文明社会就不一样了，至少顶层的统治者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世界在变化。我们看，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最长也就三四百年，商朝据说有五六百年，但中间迁都那么多次，肯定也不是那么稳定。周朝800年，但西周只有二三百年，后面的王室都是装饰品。所以，统治集团的每一代人最多只占稳定王朝的十分之一，能感受到知道时代在显著变化，要做出政策调整来应对。他们装神弄鬼，说世界永远不变，说贵族和国王永远统治，不过是糊弄被统治阶级的鬼话。这一点他们自己一般来说也清楚。

就算是被统治的农民和奴隶，没文化，不知道历史，没法纵向比较，觉得自古以来农民就该过这样的日子，他们也可以横向比较，比比自己和统治者的生活。大家都听说过皇帝用金斧头砍柴，顿顿吃烙饼的笑话吧。这样的认识虽然很傻，但也和原始人有本质区别。只要农民认识到世界上有人过的比自己强，认识到自己坐上统治者的位置也能过更好的生活，他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有变数的。和横向纵向都看不到变化的原始人不一样。

没有变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除非遇到什么自然灾害，否则原始人不知道有变化，也不期盼变化，更不会抱怨自己的生活不好。他们基于基因本能生活，也基于自己部落的文化传统生活。他跟着自己的部落学习怎么生活，怎么长大，他的所有生活理想就是像祖辈那么生活，而且也基本都能得到满足。这算什么生活水平？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这是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完美结合，是一种和谐。因为他们并不批判自己的生活，也不批判其他的人类。这个时代之所以能被称为原始共产主义，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和谐。你可以说他们的物质水平和精神水平都比较低，但不能否认他们的确生活在和谐社会。

说到原始人的精神生活，原始人也有自己的巫师和巫术，他们也崇拜一些自然神灵。他们在日常生活之外，也有一个构想出来的精神世界。但是，这个精神世界和我们现代宗教的神有很大不同。他们崇拜的精神力量和现实物质世界是合一的。

咱们现在主流宗教觉得神制造了道德体系，我们人类去遵守，去崇拜，然后神会对我好。就算神对我不好，也是神的安排。原始人的巫师不这么看，他们企图直接去干预自然界的运转，用各种各样的巫术去影响神秘的自然。比如说天旱了，他们就搞个求雨仪式去求雨，野兽少了，他们就搞一个仪式增加野兽的繁衍，中间丝毫没有道德体系什么事。他们不会说我行善，祈祷，遵从神的意志，神就会保佑我，给我赐福，就是认为仪式本身足以改变自然。从这个角度说，巫术不是宗教，而是原始人探索自然的一种方式。医学和化学的根源都在原始社会的巫术。直到汉朝，医和巫还几乎是同一个职业。

其实我们现代生活中也有类似的巫术残留。比如说车牌号不喜欢带4，比如说我们到庙里许愿烧香，就是认为自然规则会因为烧香而改变。如果愿望成真，我们还要去庙里还愿。这是认为自然规律可以和我们做交易。求财的时候我们去财神庙，求升学我们去孔庙，这就是巫术。我上小学的时候，还见过全村人包括小学教师都参加的求雨仪式，献祭一头猪，到泉眼去求雨。必须承认，这些巫术是包含一定唯物主义思维成分的，否则他们为啥要去泉眼求雨，不去山顶呢？显然是企图在地上的水源和天上的水源之间建立联系。

当然，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的宗教特色不是这样，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宗教成分少，巫术成分多，这一点我们先不说。这里我说的是，原始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统一的，和谐的，没有矛盾也没有批判，没有变化也没有对变化的期盼，是一种和谐生活。这种生活不能从内部被打破，只能被外部压力而强迫变化。变化的结果就是文明社会的出现。下面我具体说一下变化的过程：

大概7-1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走出非洲，这一波人类，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晚期智人。

智人有抽象想象能力，他们制造了了许多不能靠纯粹试错法制造的工具。这些工具已经不限于利用一个实心的简单物体。比如说石块和木矛。而是开始把许多简单工具组合到一起，制造一些有内部结构的工具，比如说弓箭、油灯（炉）和许多自动捕兽机，还在这些东西基础上发明了大规模围猎技能。

从发现的材料看来，他们的劳动已经有相当复杂的分工。他们不但捕捉野兽，而且也捕鱼。他们不但能够生火，而且有了石灯，利用野兽的脂肪来做燃料。他们不但有了绘画雕刻，而且有了原始的宗教。

所以，这一波走出非洲的人成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哺乳动物。在他们捕猎的能力面前，欧亚大陆上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不是被吃光就是饿死。就连西伯利亚的冰原也被占领。他们吃猛犸象的肉，用猛犸的油点灯，照明兼取暖，用猛犸的骨头搭建卧铺，一直从热带走到最冷的北极圈，在极昼极夜的循环中生活附近。

大概2万年之前，智人遇到了一个危机，就是可用的土地已经被占满，可宰杀的动物已经不多了。其他人种都灭绝了，地盘都被智人占领了。当然当时没有什么中央政府。地球被占满，不会说所有部落派代表开个会解决问题。每个部落只会感觉到猎物越来越少，地盘竞争越来越激烈。

以往遇到这种情况，整个部落迁徙一下就能解决问题，现在迁徙到哪里都是一样的紧张局面。他们只能往越来越远的地方迁徙。本来没人去的亚洲东北角，现在也可以冒险去试试，结果就是出现了危机的第一个后果——占领美洲。人类走过了冰封的白令海峡，穿越到美洲的温暖地带。美洲过去也有猴子，但是从来没有人科动物，现在智人成了第一波到达美洲的人。

参考阅读：

当然了，去美洲的智人其实很少，只是危机的一个必然后果，但并不能显著地缓解危机。欧亚非大陆的智人还是一天比一天饿，而且因为四面八方都是邻居，他们逐渐开始从迁徙转入定居。

而且去美洲那部分人也没快活几天。那边和旧大陆分裂很久了，除了河狸这种靠本能制造工具的生物，大多数动物根本没见过会用工具的动物，不像旧大陆这边的动物和猿人共存了几百万年，已经懂得远离拿着石器的猴子——即便这些猴子很低矮。所以新大陆的智人有无穷无尽的肉吃，以指数增长方式繁衍，几千年就分布到整个大陆，吃光了大多数哺乳动物。最多比旧大陆晚几千年，他们也遇到了环境的压力，开始转入定居。

按照一般的想法，人口压力会自然而然地导致转向农业，毕竟种地能提供稳定的食物。但实际上，农民的工作很辛苦，营养很单一，生活很枯燥，需要为了保护固定的领地而战斗，而且因为定居，卫生状况很差，很容易生病。在没有发明现代灌溉技术之前，旱地农业的稳定程度也不比采集稳定太多。这样的陌生生活很难吸引原始人主动加入，他们宁死也要过传统的生活。原始农业技术的出现并不是原始社会转变为农业文明社会的终极理由。

参考阅读：

社会更不平等，更何况还要接受诸多新制度的约束。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大多数早期的农民都宁愿做一个旷野里打猎采果的自由人。这一点在圣经里也有反映：

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于尘土。

——《圣经 创世纪》

古人的选择不难理解，收集自然的出产显然要比挥汗种植单一作物要轻松愉快。古代神话中，上帝对亚当夏娃子孙的惩罚是世代耕作谋生，几乎所有农业民族的贵族都以狩猎为娱乐，这正是几百万年的草原游猎生活塑造人类本性，淘汰不热爱游猎生活的基因的证据。直到21世纪的网络时代，“偷菜”还是中国人的乐趣。

然而，农业社会拥有人力优势。而且可以通过文明社会的强制手段，把这种优势转化为竞争力。

在最富庶的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很难养活一个猎人，但至少能给几十个农业家庭提供足够的耕地。如果农业社会和采集社会发生正面冲突，胜利的必然是农业社会。更重要的是，农业社会已经是一个文明社会，可以强迫农民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拿出口粮供养士兵和官吏，再派遣这些专职人员去消灭竞争对手。游猎部落无法储备食品，即便没有打败仗，但只要被士兵们打断了正常的生活，就只剩下迁徙和死亡两个选项。所以，农业文明缓慢而不可阻挡的前进，最终占据了大多数适合耕作的地区。

简单地说，只要出现了第一批农业社区，农业生产制度就会自然而然地扩散。其他人要么被淘汰，要么也得选择农业生产，进入文明社会。

不过，农业文明能赢的前提是农业文明已经存在，是已经有足够的人选择辛苦耕作的生活方式，并在糊口之余向统治集团交出剩余产品。所以，我们无法绕过最初的问题：怎样让人忍受文明社会的制度束缚？怎样让曾经自由的人类种地并缴纳余粮？

农业文明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不是弄一块地撒种子就行。还要有谷仓，有渠道，有围墙保护自己的产品，才能持续。必须很多人同时选择农业生活，并接受辛苦的劳动才行。否则你的种植就是别人的采集场。这种组织力量并不会凭空出现。

暴力当然是必需的手段，但有组织有训练的暴力应该是农业文明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农业刚出现的时代，人类只能用木材、石头和毛皮制造工具，最强的武器不过是镶嵌燧石的长矛，或是皮索制作的弓箭，和众多普通农民的武器甚至农具相比都没有压倒性优势。如果只依靠暴力来迫使农民劳动、交出剩余产品，恐怕监工和税吏就会耗光所有收集的粮食。

所以答案显而易见——第一代农业文明的凝聚力来自精神力量。我们前面提到，走出非洲的智人是一种有抽象思维能力的生物。他们能想象出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东西。比如超越物质世界的神灵。那些想象力最强的巫师把巫术升级成宗教，把自己从普通部落成员升级成第一代统治阶级，利用虚拟的力量迫使人类转向农业，从而开创了农业时代和文明时代。

这就是第一代文明。中东文明和美洲的文明都是原创性的第一代文明，都是完完全全的神权文明。他们在没有金属的时候，靠宗教力量维持秩序，靠唯心主义的发明来保证统治。所以中东和美洲文明的神权统治都特别厉害。西班牙人入侵南北美洲，都利用了当地的神话，让当地人以为自己是神，所以打的特别轻松。

后来的一神教也出现在这个神权非常明显的中东。从埃及开始，最终发展成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一神教相信有一个神灵超越所有的自然力量。和这些原创文明的传统是一致的。相对来说，东亚被帕米尔高原隔在东面，出现文明较晚。是在青铜器出现之后，才被输入文明的。这时候世俗力量已经很强了，我们输入的文明不是纯粹的神权式的，所以我们这边的巫术保留的比较多，宗教成分比较少。所以我才能看到居民抬着猪肉去到泉眼边上找神谈交易，而不是去佛教寺庙或者教堂。

总而言之，原始社会是一个没有内部矛盾的“和谐时代”，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的缓慢扩张最终给自己带来了外部资源压力，导致原始社会的结束。

但这个物质压力本身并不能单独构成农业文明，因为农业生产和农业文明都需要强大的组织力量，这个力量几乎不可能通过自发选择来形成。我们回顾前面关于人类抽象能力的结论，可以推论：文明的开始，关键原因在于宗教力量的出现。我们人类是一种有独特想象力的动物，是一种从骨子里喜欢胡思乱想的动物，是一种天生有催产素来产生宗教情感的动物。这种特性曾经让我们成为地球上最强的哺乳动物，现在又在人口压力下，创造了农业文明。

本节要点：以往马克思主义者讲历史，总是把文明的出现解释为纯粹的物质进程，低估了宗教等唯心主义力量在创造文明中发挥的作用。所以，在考虑未来创建共产主义文明的时候，往往也低估了感性力量与想象力的作用，单纯强调物质因素。这是本节的要点

在开始讲农业文明时代之前，我想先讲几个神话：

首先是中国的：

南海之帝为倏shū，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在中国，提到混沌的另一个神话就是盘古开天辟地。盘古开天地也是开这个混沌，清气上升成了天，浊气下降就是地。中国人的历史就从消灭混沌开始。

然后是北欧神话：

埃及神话：

圣经的2个故事。第一个是圣经创世纪：

起初神创造天地。

1: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1: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1: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1:5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然后是吃智慧果的故事。人类吃了智慧果，知道善恶，就不能再留在伊甸园里吃果子了，必须出去种地。然后上帝就告诉人类前面提到那句话：

印加神话可以看成把圣经的2个故事结合起来：

很久以前，在今天秘鲁的土地上，仍然棘荆丛生漆黑一片。既看不到光明，也没昼夜之分。正好有一天，创世主帕查卡马克（在印地安通用语中，“帕查卡马克”即“赋予世界生命的人”的意思）来到这里，心血来潮，便随手造就了第一批人类以及飞禽走兽。然后便来到后来的科利亚地区一个风景独秀的湖泊中隐居歇息，这湖就是今天的的的喀喀湖。

此后又过了很多很多年，帕查卡马克打算回到宇宙中遥远的居处去，便从湖中走了出来。此时的大地仍然一片漆黑，他所创造的那批人虽然已经开始了原始的生活，但不仅不懂得向赋予他们生命和灵魂的创世主感恩戴德，而且连最起码的敬夭畏神之心都没有，整天骂骂咧咧指天咒地，抱怨这抱怨那，甚至向走出湖面的帕查卡马克扔石块、吐口水。帕查卡马克一怒之下，把他们都变成了石雕像，有些正朝着湖的方向一边走，一边指指戳戳，有的正在涉水过河……

等心平气和之后，帕查卡马克仔细回味了那些野蛮人的抱怨，的确是自己的一时疏忽，不禁对自己的行为有些懊恼和后悔。于是便决定重新来过，只是这次有了比较周详的步骤和计划。

首先，他回到湖中小岛的小山洞里，召集众神商讨有关给黑暗中的世界带来光明的事宜。经过众神的推荐，帕查卡马克决定由孔蒂拉雅-维拉科查男神和基利亚女神兄妹俩担此重任并结成夫妻，由孔蒂拉雅太阳神司白昼，以金星为前驱后卫，风雨雷电为仆役；月亮女神基利亚司夜间照明，昂座七星为仆役追随左右，并准许基利亚从每月抽出三天主理太阳宫中事务以尽主妇之职。帕查卡马克分派完毕，嘱咐他们道：“贤兄妹夫妻不辞辛劳，以自己的光和热哺育世间万物，堪称万物生灵之衣食父母。为酬谢二位的奉献精神，贤兄妹夫妻之长子女及其后代当为此一方土地之主人，以施教化之功，克尽教化之力，以历数十二为期，切记！切记！”

帕查卡马克指令太阳和月亮由东往西，交替运行，并约定当太阳升起的第一束光线照射进的的喀喀湖中岛上小山洞时，即为新人类生命的开始。

总之，这些神话都描述了一种没有善恶，没有光明黑暗时代的结束，一个有光明海岸，有正义邪恶时代的到来。只有混沌状态死了，新时代才能到来，人类才能开始种地。全世界的神话都具备这个消灭混沌的特征，就不是偶然了。

神话描述的是历史开端。但我们都知道，原始人是没有历史的，他们的生活永远不变，也就没有记录历史的必要。所以历史开端实际上就是原始时代的结束。混沌就是原始时代，分出善恶，有光明黑暗时代就是文明时代。我们前面说宗教创造了文明，实际上就是宗教突破原始巫术，创造了道德和善恶概念，给人类带来了规范。进而创造了文明。不同文明的神话都达成了一致，说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化遵循相同的规律。

这个善恶标准是怎么来的呢？当然是人随意编造出来的。但不是所有编造出来的宗教和道德标准都能流传下来，因为一旦文明时代开始，各种制度和文化就开始进入筛选。有的能够运营一个农业文明，有的不能。那些不能的显然就被筛掉了。然后各种上层建筑之间开始竞争，竞争的标准是看谁能促进生产，谁能从经济中榨取更高比例的资源投入竞争，谁能够发动更强的军事力量，然后用物质力量来赢得竞争。

在《天国王朝》里面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萨拉丁和他的手下谈论战争的胜负问题。

穆斯林：“为什么要撤退，神没有眷顾他，唯有神决定战争的胜败。”
萨拉丁：“胜败由神决定，但也取决于备战，兵力以及健康和储水。有后顾之忧不可以围城，在我之前，神为穆斯林赢过几次战争？”

穆斯林：“为数甚少，那是因为那时我们罪孽缠身。”

萨拉丁：“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备战。”

穆斯林：“你若这么想，在位必不长久。”

萨拉丁：“我若不在位，伊斯兰更加不堪设想。”

萨拉丁这句话翻译一下：虽然表面上看竞争的是各种上层建筑，但最终体现为物质力量的对抗。能动员最多物质力量的一边制度才会赢。

当然，上层建筑的胜利不一定是扩张，也能通过迫使对手采取和你一样的上层建筑来实现。

比如说赵武灵王搞胡服骑射，就是因为马越来越强壮，能负担一个骑兵了，匈奴已经开始搞大队的骑射兵，中原王朝的军事贵族还是上一次蛮族入侵的结果。比较适应几匹马拉车的战车时代。同时在平坦的中原过安逸日子，不愿意在复杂地形作战了，所以匈奴骑兵开始压制中原。赵国贵族不管衣服有多么代表文明，主动放弃长袍，穿紧身衣和裤子，组织骑兵在更广阔的空间机动作战，对抗了匈奴。就是主动采取对方上层建筑的例子。

恩格斯也论证过这样的上层建筑扩张过程。

“这样﹐实行氏族制度的部落便必然会对落后的部落取得上风﹐或者带动它们来仿效自己。”

注意恩格斯说的这两种可能性。要么我灭了你，要么你学习我。总之要形成一个主流的制度。制度的扩张可以相对独立于人类社区的扩张。

那么，最后主流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制度呢？

首先，大家都知道，农业时代的生产力是非常低下的。虽然已经有了剩余产品，虽然农民家庭除了养活自己，还能交税养活别人，但必须很多农民才能养活一个不直接参与劳动的家庭。

其次，农业社会出现了分工。而分工意味着人做不同事情的效率不同。注意这个分工不仅仅包括日常劳动，还包括打仗、传教和管理。就是说少数专业人员做的比多数兼职人员要好。比如说打仗，几千个专职的军事贵族，往往能打败十万个临时动员的民兵，几十个受教育的传教士，胜过几百万农民磕头念经。所以，一个成功的文明，一个能扩张和传播的上层建筑，必然是多数农民加少数专业人员的制度，否则就会被别人用战争或者传教的方式消灭。这就是剥削的必然性——如果把农民的剩余产品留在无数个农民手里，让他们农闲的时候练兵，有空的时候传教，固然是很美好的制度。但实际上完全没有竞争力。历史上不是没出现过这样温馨的农村公社，但只要附近还有其他密集的人类社区存在，类似的农业乌托邦就会被瞬间消灭。

所以，所谓农业文明，首先意味着少数专业人员要从多数农民那里收集剩余产品。怎么收集呢？首先肯定离不开镇压。毕竟少数军队能打赢外敌，也能对内镇压。从这个角度说，土匪和贵族是一回事。都是靠暴力来维持自己的体制。也会对抗其他土匪和贵族，不许他们到自己的地盘上抢劫。

但总是镇压和抢劫，收集效率太低了，于是就要有常设的文职机构来收税，让农民承认这个日常秩序存在。但农民为什么要承认文官的权威呢？这就需要宗教和其他准宗教来说服他们，让农民相信这个制度是天经地义的，相信自己天生就该交税服兵役，贵族和僧侣天生就该统治。这个军事力量加文官再加僧侣知识分子的综合体，就是国家。

国家名义上是所有人的国家。但是，既然出去竞争的是少数专业人员，意识形态最终也会论证少数人的统治合法性，把少数人的利益说成所有人的利益。尽管他们的利益在文明内部可能是对立的，但意识形态必须论证他们是统一的。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机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么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也应该是好的，因为统治阶级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初期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

所以，不论宗教或者其他思想最初是不是宣扬人人平等，宣扬神爱所有人。它要在农业时代混下去，就必须适应这种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少数人要统治多数人，要统治的稳固，也必须利用宗教、国家、教育来解决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农业社会阶级结构的解释。是基于私有制的“善恶”来源。

从表面上看，是意识形态决定了国家的结构，所以在这一场竞争中，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得势，容易被人相信——如果人类不信虚幻的宗教，根本就不会有文明的出现、但是根源上上，是国家的结构决定了意识形态，所以本质上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得分。

我们前面说了，文明社会和原始社会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了变数。

首先人和人之间出现了差异，所以有了阶级矛盾。原始社会自身是稳固的，如果不是地球太小，猎物太少，原始社会可以千秋万代地持续下去，不会因为内部矛盾而出问题。但是到了农业社会，阶级矛盾的存在决定了文明社会是一个不稳定状态，在内部受到文明居民自身的批判。任何一个阶级出了问题，都会导致这个不稳定结构崩塌。

其次，文明社会出现了意识形态及宗教。我们上面分析了，只有那些配合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意识形态才能最终存活，所以一个稳定的宗教或者农业社会思想必定会劝说贵族不要骄奢淫逸，劝说农民乖乖服从统治。造反的行动会被定义为坏，逆来顺受会被定义为好。许多农民也真的会相信这一套东西。

但是，意识形态也有独立性。比如说宗教创造了文明，这本身就是宗教意识形态脱离原始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表现。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也会经常脱离主流，有一定的自由度。比如说某些意识形态会发现，实际上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宗教会用两套道德标准，但为了自圆其说又努力把这两套标准说成一套。每个时代都有人发现这其中的矛盾，改编一套倾向于平等的教义来造反，或者企图和平改造剥削制度。比如说伊斯兰教的马赫迪，比如说中国的白莲教，汉朝的黄巾贼，比如说原教旨主义基督教者。而且他们也总能在底层找到信徒。

为什么这些“非主流”的信仰有那么多人信呢？因为人的基因是在一个没有剥削制度的世界上形成的，按照生物学本性，我们愿意生活在一个平等的世界上。而且意识形态这东西天生就有自由度，不会别人灌输什么就信什么。现在大多数人处于受剥削的地位，他们知道有人比他们生活的好，还统治他们。所以，他们更容易相信一个倾向于平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相信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但是，相信了又怎么样呢？相信了平等的思想，起来造反。如果有幸打赢了，又要建立什么制度呢？前面的两个条件在农业社会是一直存在的，一个是农业生产率低，一个是分工搞军事搞行政的效率都高。只要这两个条件存在，农业社会的物质稳定结构就一定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所以，任何一次成功的造反，最终都会学习此前的旧制度。不管你的名字叫李自成还是宋江，或是朱元璋。只要农业社会的生产力基础不变，任何平等的教义，最终都会滑向自己的反面，说服多数人服从于少数人。这就是农业社会一次次造反和剥削的循环。可以说，农业文明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制度，就要毁灭原始社会那种平等和谐的社会。文明是有原罪的。

但是，我们能说这种循环没意义吗？无论如何，多数人基于阶级立场，基于自己原始社会留下来的平等生物性，愿意接受一个平等的意识形态，去批判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制度，这本身就是人类的希望所在。我们过去的历史书，把这些造反叫做起义，说农民起义推动历史，有积极意义，不是随便说的。这些起义反应了农业社会内部的矛盾，说明农业文明内部有批判自己的物质力量（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和精神力量（意识形态的自由度，由于人的动物性，倾向于平等）。

过去原始社会不分善恶，没有绝望和抱怨，也就没有进步。现在分了善恶，有了道德，虽然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剥削和不平等，带来了不满，但也提供了希望。现代社会的进步，很多就来自农业社会带来的这些希望。可以说，文明的原罪本身也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前面的分析表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剥削多数人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下的主流制度。但这个剥削制度，在一定程度下也会出现松动或者解体。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显然不是统治阶级发善心，也不是被统治阶级祈祷被神听到。马克思说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个剥削制度的松动，我们也必须去找物质原因。

首先，最典型的原因是生产力的进步。统治者要的是剩余产品，不是被统治者的命。有了剩余产品，他们就能养活自己，养活军队官僚和知识分子，去和别的统治集团对抗。所以，如果放松一点剥削和统治有利于稳固统治，他们就会放松统治。但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变化呢，一般来说是生产环境的变化，而最典型的就是生产工具的进步。

比如说，我们常说古代有一个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变化。真有这么一个变化吗？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准确的。但从世界历史看，的确有一个大范围的放松人身控制的趋势。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人身依附性不断减弱，工作自由逐渐增加。为什么呢？我个人理解为是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区别。

同样请参阅：

青铜器是人类发明的第一种金属。是合金，需要多种元素铸造到一起。产量低成本高。产量低到什么程度呢？首先只能是贵族用，很少给农民用；其次大多数用来做武器搞镇压，少数用来搞生产。所以，贵族的镇压能力相对很强，农民主要用木器石器工作。要修理自己的工具，要使用青铜工具，都得到贵族的作坊里才能用上。

所以这个年代，农民离开贵族控制的城市太远，就得不到青铜武器的保护，也得不到青铜工具的技术支持。农奴在空间上，在身份上都得依附于贵族，才能生产和生存。农民因为没有金属工具，劳动的方式比较简单，贵族监督劳动的成本也比较低，所以愿意把他们放在城市周围监督着干活。这就是常说的奴隶时代。

铁作为金属，质量其实比青铜要差一些。但是最大的好处是便宜，而且和适当的碳混合起来就能变成钢。铁器时代一到，每个村都可以有铁匠炉，每户农民都有铁制的农具。统治者也可以用铁制兵器把农民武装起来打仗。有了金属工具，人就能从事复杂的劳动。复杂劳动是很难直接监督的。与其把人控制在城市周围按照安排劳动，不如直接让他们自己干活，向他们分成或者收税。所以，到了铁器时代，让农民进行比较自由的劳动，虽然让农民的日子比农奴好过一些，但统治者可以用收地租、收税、服兵役的方式拿到更多的剩余产品，所以愿意放松一些剥削和统治。

具体分析一下，铁器时代，农民地位相对上升，无非就是三个因素。第一个是生产率提高了，一家一户的小农场也能生产很多产品；其次是你也有铁器了，镇压成本提高了，不能把人逼的太惨；第三是农业地区比之前分散，从城市出发不能随时镇压到每一个地方。所以青铜时代那种严酷的等级制消失了。这就是春秋战国到秦汉的变化。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变化可以带来类似的效果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获得一大块农业地区，形成边区。边区人均土地多，小农户也能生产很多产品；边区人口分散，强行收集剩余产品不容易；边区的农民比较富裕，武器比较好，还有充足的农闲时间用来相互组织，镇压比较麻烦。所以，在有边区的地方，社会等级不像其他地方那么严格，农民生活相对自由一些，不直接受贵族和官僚控制。典型案例就是东欧俄国农民的公社和发现美洲之后的美国，尤其是美国西部。晚年的马克思还专门研究过俄国农民公社的公有制萌芽，把他的想法写进了共产党宣言序言。

其他一些对剥削制度的冲击就比较典型了。比如说统治阶级自己腐化，什么叫腐化呢？本来统治集团把资源集中起来，应该是大多数用于镇压和对付其他的统治集团，小部分用于奢侈消费。现在你大多数用来奢侈消费，小部分用来镇压，剥削肯定就难以持续了。尤其是那些普通人看得到的奢侈，不仅浪费了用来镇压的资源，还严重的挑动底层不满。非常容易引发起义，这就是腐化。

有的时候，统治者可能还不算腐化。但古代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低，统治者能吃饱穿暖，生孩子比平民快得多。结果就是统治集团繁衍太快，比如说宋朝的冗官，比如说中世纪西欧贵族太多，结果就是一部分受了上层教育的统治阶层被推到下层。一方面带来了统治经验，另一方面也能感受到上层和下层之间两种道德体系的冲突，往往会给底层带来造反的动力，去破坏旧秩序。中国历次农民起义，只要有读书人加入，就容易成功。欧洲则是升不上去的基层教士僧侣往往加入造反的行列当骨干，效果明显。

关于这个统治集团繁衍问题，我举个例子：两班（朝鲜语：양반。英文音译：Yangban）是古代高丽和朝鲜的贵族阶级。“两班”一词指上朝时，君王坐北向南，以君王为中心，文官排列在东边，武官排列在西边，即“文武两班”，之后，两班专指上朝会的官员延伸到两班官员的家族及家门。古代朝鲜对贵族或官员的尊称也是“两班尼”（양반님，相当于汉语的“大人”）。在这个基础上，朝鲜形成了这样的社会结构：

* 1两班贵族(亦称士大夫)。

* 2中人(官员的良妾所生的儿子，良妾是平民百姓嫁给官员作为妾侍的称呼)。

* 3平民

*4 贱民

朝鲜社会是采“从母法”跟“一贱即贱”，目的就是避免贵族数量快速扩张。但是，从15世纪确立两班制度开始，到了19世纪，两班户在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多数，占了六至七成左右。这种扩张速度势必带来旧制度的崩溃。

还有社会动荡，对外战争，也会影响统治集团的稳定性。这一方面会把人口从稳定的农业社区里面抽出去打仗，另一方面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一旦日常的统治秩序被破坏，群众自发选择的秩序天然地会倾向于平等制度。所以统治者太频繁的打仗，往往就把自己搭进去了。饥荒和水旱灾害也有类似的效果。

咱们总结一下前面的几个条件：有边区，有生产效率进步的时候，统治秩序会逐渐放松；社会动荡，对外战争的时候，统治秩序会被迫松动；统治阶级繁衍的太快，底层负担重，多余的统治阶级会加入底层造反；对外战争失败，势力范围收缩的时候，统治秩序就危险。要是再加上统治者骄奢淫逸，那农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就肯定撑不住了，一定会和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秩序一起崩溃。

一般来说，这几项条件一般有一两项碰到一起就能带来改朝换代。近代的西欧就符合其中的好几个条件。

比如说生产力进步，13世纪，欧洲终于发明了中国在公元前就使用的水力鼓风机和高炉，开始批量生产铸铁，中世纪也因此接近了尾声。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欧洲各国吸收阿拉伯航海技术，利用内海优势发展经济，商业越来越发达，最终激发了大航海时代，也带来了经济效率的提升。

其次大航海时代也有一个独立于生产力的影响，欧洲各国大多是殖民狂人，在全世界抢了很多殖民地，很多边区和宗主国关系密切，很多欧洲人迁移到这些边区生活。边区的平等思想传回欧洲，也带来了思想变革。

第三，近代欧洲当时始终是频繁的战乱状态，几乎没有一年不打仗。战争对各国的统治集团都是一个沉重的压力，不得不放松对底层的一些限制，换取底层服兵役，避免底层造反。

在这些条件促进下，欧洲出现了宗教改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旧制度的平民和知识分子基于本能和阶级地位，开始尝试各种更平等的制度。但也包含了社会改革的意思。空想社会主义逐渐在近代的欧洲出现。社会主义”一词，最先使用的是意大利传教士，表示一种上帝安排的传说制度。

我读书的时候，政治课本上提到空想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启蒙，欧洲主要的例子出在英国。比如写《乌托邦》的托马斯·莫尔是英国人，17世纪英国的平等派军队就是克伦威尔消灭王权的重要力量。虽然平等派被克伦威尔镇压了，但是英国底层一直要求平等和消灭封建特权。近代史课本上还必然会提到法国出现的卢梭伏尔泰等知识分子，明显提出了和之前的农业社会不同的一些意识形态。

英法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变革，这不是偶然现象。因为欧洲列强争霸，到了18世纪，进入决赛的就是英法两国。之前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以及意大利城邦都衰落了。英法在殖民战争中成为了胜利者，生产力进步最快，打仗也最多，殖民地最大。所以这两个国家进步迅速。但是，进步这东西对于统治集团自身来说未必是好事。农业文明的统治集团喜欢稳定而不是变化，英法在近代越是成功，潜在的阶级矛盾就越大，旧秩序的危机就越强。下一个问题就是谁能把矛盾转移给对方。

到了1754年至1763，英法打了一场叫七年战争的殖民战争决赛。结果是英国取得全球海军优势。从此以后，英国控制了全球殖民地和市场，能继续用经济发展转嫁矛盾。法国开始相对的战略收缩，之前所有潜在的阶级矛盾，现在都得退回来总清算。眼看这大法兰西就药丸。

法国在这之后还挣扎了一下，借了一批国债，到美洲去发动英国殖民地独立。那时候英国海军虽然相对强，但没有无线电，不能绝对封锁欧洲海岸，不能完全阻止法国资金和援军去美洲。这事儿还真被法国办成了。就是我们知道的美国独立战争。华盛顿就是在法国援助下上台的。

但独立战争之后，海权还是在英国人手里。日常的贸易还得经过英国人的同意。所以，实际上英国人损失不大，法国人却因此欠了很多债。欠债的结果就是出售贵族身份。1700年至1789年间，法国增加了5万个新贵族。上面提供的社会变革的条件又满足了一个，就是统治集团盲目扩大。

而且，在文化上，法国在北美的成功实际上是自杀，是自己的催命符。独立的美国属于我们说的边区，平等和民主思想非常强势。法国没获得殖民地的贸易利益，倒是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影响。我们中学课本上提到的那个放风筝去做闪电实验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独立战争期间就常驻巴黎，宣扬美国人的独立诉求多么正义，欢迎你们掏钱支持我们建设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所以美国独立宣言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已经传遍巴黎。，法国国王消耗在美国的所有资源都是在文化上给自己催命。有人专门写了一本书《姊妹革命》，就在讲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是互相影响的这个事实。

最后，大家都知道法国贵族集团腐化是很快的。我们现代人使用的大多数奢侈品都源于近代后期的法国。路易十四开始，法国国王就迫使贵族到巴黎生活，或是至少被巴黎的奢侈文化同化。这样他们就没有时间去管理地方的问题了。国王希望贵族在宫廷中为帮助国王更衣之类的琐事而争风吃醋。这样路易就可以把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到自己手中了。慢慢地贵族失去了地方的掌控力，但还是要从领地获得收入，拿到巴黎宫廷去奢侈消费，让法国尤其是巴黎人看到了他们的奢侈消费。

到此我们可以发现，上面列举的所有的社会革命条件在法国都齐全了。

只要稍有风吹草动，法国就会出现一场超级大起义，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1788年法国旱灾，法国从上到下都不好过，第二年国家财政濒临破产，国王还不起旧债，借不到新债，决定开三级会议讨论财政问题。1788+1，就是我们熟悉的年份，1789年法国大革命。其实就算没有这场旱灾，法国旧制度也拖不了几年了。

把所有造反条件都集合齐了，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所以1789年这一次造反的规模空前，力度也空前。空间上冲出法国，影响欧洲乃至全世界，在时间上成了以后200多年所有造反的模板。在力度上，他们否定了国王和贵族的必要性，否认固定的社会等级，甚至否认宗教的必要性，把教会都解散了。可以说，农业社会因为阶级而出现的道德、上层建筑都被法国的造反者否认了。一切都否认之后，他们会怎么办呢？

咱们说过，道德这东西，大多数情况下是经济基础的产物。这些造反者还谈不上什么经济基础，只有小生产者的直觉，还有就是生物学本能。所以他们像历代的造反者一样，政治上企图建立一个平等、民主的制度；经济上试图建立一个个体生产者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结果呢？

从法国自身来说，结果毫无意外。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它也像历次起义一样失败了，乌托邦梦想持续不了几年就要失败。巴黎带领整个欧洲，在接下来一个多世纪尝试了各种平等主义的革命，在法国搞了5个共和国，2个帝国，2次王国，一次共产主义政权。但最终底层和平等主义失败了，资本家控制了国家，依然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依然符合我们前面说的主流规律。一次超级造反还是造反。

不过，这个法国大革命，在历史上独特又不独特。说不独特，因为它无非是规模特别大的一次造反而已。几千年来类似的造反不少了。但我们说到现代社会又必须把这次规模特别大的造反拿出来说。说法国大革命是现代社会的开端——注意这里的措辞是法国大革命不是造反。而且之后我们再遇到穷人造反，也开始说革命，不是说造反或者起义。

历史上那么多次造反，为什么这次就开创了现代社会呢？为什么从此名字就变了呢？这就是我们下一节要讲的概念。 双元革命

双元革命的概念不是我提出来的，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提出来的。他在写《十九世纪三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的时候，意识到现代世界的政治理想大多来自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但是现代世界的物质基础大多来自同期英国工业革命。两个革命在时间上重叠，携手创造了现代世界。所以被称为双元革命。

但是，我注意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明确区分这两个革命。而是说模糊的说生产力进步创造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恰当的时刻促进了产业革命。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给工业革命一个独立的定义。

我能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察。他们实际上没有见到完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家可以想一想，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字是什么。在英文里，就是The Gread war，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而不是一次可以做对比的普通事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眼里，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事件，而且时间上那么近，必须归并到一起。我们不比他们聪明，但是看过了更多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所以能比他们更客观的评价这个双元革命。

当然，既然两个革命被分开了，我们还得解释为什么两个革命离的这么近。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大航海时代的作用，的确在18世纪之前，欧洲有一个社会和技术共同进步的过程。可以说，到这个阶段，工业革命必然爆发在欧洲。决赛的胜者技术继续进步，有资源去搞产业升级，结果能出现工业革命，失败的一方要爆发政治革命。所以两场革命离的非常近。咱们可以这样总结，农业社会的技术积累下来，最后在英国爆发，成了工业革命；农业社会的社会矛盾和理想主义积累下来，最后在法国爆发，是政治革命。

要问哪边的革命更重要一些？我认为是工业革命，因为就算不爆发法国大革命。只要工业革命在当时的欧洲某一个国家爆发，也会迫使其他国家战略收缩，爆发类似的政治革命。但反过来说，类似的政治革命不一定会造成工业革命的爆发。但是呢，既然工业革命必然会造成政治革命，可以说政治革命在生产力上也是有必然性的，分享了工业革命这个必然性，和工业革命是伴生的。

这个问题再说细一点，我们还可以回顾工业革命为什么会爆发在欧洲。这个问题我之前写过，不是今天的主线，我们先放下。现在我们继续说工业革命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说说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是后来所有革命的开创者。

（工业革命问题请参考：）

我们回顾一下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原因。这场革命出现在法国，是因为英法争霸世界失败，法国成为一个半边缘国家。如果法国胜利，这个政治革命就要出现在英国了。

半边缘国家有两个特征，从统治集团的角度说，要被其他国家的统治集团压制、剥削，所以镇压国内力量不足。

从被统治阶层的角度说，在发展中，普通人在旧秩序中的位置已经开始被破坏了，但是由于统治集团是半边缘国家，所以新秩序建立的还不够快。等于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秩序来控制新型的底层，这样的国家是最容易出乱子的。

所以大的起义不会爆发在获得霸权的国家，比如说取得霸权的英美，在欧洲一度取得霸权的德国都不没有成型的起义。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也没有。也不会爆发在没有被霸权国家波及的边缘地区。比如说中国在西方入侵之前，也没有足以挑战清政府的力量。

只有那些被打出中心地带的原中心国家国家会有超级动荡。比如说普法战争之前，法国刚回到世界头等的霸权地位，国内就还算稳定。等到普法战争战败，国内立刻就出现了巴黎公社。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在拥有欧洲霸权的时候没事儿，一旦美国加入战场，把德国变成了实际上的边缘国家，德国水兵就起义，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其实最好的例子是俄国，这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被认为是必定要革命的国家。实际上原因就在于他在帝国主义秩序中是半边缘地位。相对中国是霸权，相对英法是非边缘。

马克思恩格斯年轻时一直盼着法国带动德国革命，主要原因除了德国是祖国是欧洲的核心，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德国是半边缘地带。1870年之后，德国压倒法国成了核心，俄国成了半核心，革命趋势就转向俄国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都努力研究俄国。

总而言之，工业革命确立了一个新局势，在接下来的200年里，世界一直存在中心——外围结构。这个中心不是因为武力而形成的蒙古帝国那种中心。而是从经济到军事到文化全方位的碾压。给边缘国家的统治集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于是在中心国家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半边缘国家出现了连续的起义。这些起义都和法国大革命有渊源，所以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文化传统。换句话说，法国大革命开创了一个造反成为常态的世界。所以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一次非同一般的造反，还是一个超级造反年代的开端。

所以说，没有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就是一次超级造反而已。有了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就是2个世纪造反年代的祖宗。工业革命造就了法国大革命的江湖地位。

法国大革命非同寻常的第二个原因非常关键，也是我们今天讲课的主题之一。大家前面如果打瞌睡了，现在要打起精神来听：

这第二个原因就是是工业革命造就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政治思想的出现。换句话说，科学社会（共产）主义出现了。法国大革命之后的造反因此一次比一次水平高，从单纯的推翻旧社会进步到建设新社会。换句话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造反那是真造反，只破不立。法国大革命之后，或者说同期的工业革命之后，大多数造反开始认真地考虑先破后立的问题，要设计一个新制度了。法国大革命就是这个分界点。是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民众造反，也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底层革命。

那么，科学共产主义是怎么来的呢？咱们首先要谈谈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区别。

空想共产主义，就像前面说的，既是底层对于剥削制度的一种反抗，也可以说是基于人类平等本能的一个选择。大家都基于本能和日常经验做事，觉得造反是为了反对坏人，反对坏统治者。所以一旦造反成功，大家无非是两个想法，第一是要让好人当统治者，第二干脆不要统治者，大家各自过自己的小日子。最激进的想法也无非是法国大革命那样，搞一个有底层色彩的议会。

这几种想法有什么区别吗？没区别！实际上都是同一个选项，就是旧制度一定会回来。因为你造反成功后建立的社会，必须和世界上其他统治集团去竞争。他们能剥削，能把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来发动战争，发动文化侵略，你不剥削，就一定会被他们干掉。所以，不管这些新的统治者或者说议员上台的时候怎么说，最终他们得变成和过去的统治者一样坏。写《悲惨世界》那个维克多雨果算是同情革命了吧，可他同时也是1848年支持拿破仑三世称帝的重要政治人物。

那么怎么才能让好人不变成坏的统治者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才能建立一个不会变坏的新制度呢？

我们是学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过20世纪革命的案例，读过马克思和毛主席的书，最起码也读过政治书。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轻松地回答这个问题，起码知道革命成功之前怎么办。我们知道，在制度问题上，指望道德，指望个人品质，甚至指望制度本身都没有用。因为制度也要受到这个竞争规律的约束，也要受到经济基础的改造，最终变成旧制度。

所以，如果让现代中国青年回到19世纪操盘，多半不会直接去找什么好人，也不会搞太多的道德说教，而是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搞公有制经济，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建设政治和文化。在全世界推行社会主义制度，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让经济发展的又公平又快速，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最终消灭全世界的剥削制度。这就是政治课本和迄今为止大多数革命理论教给我们的事实。

然而，这些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在19世纪之前的人看来，一点都不显而易见。因为历史视角完全不同。

比如说，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变化，生产关系等上层建筑也会跟着变化，可是自古以来，有谁直观地观测过类似的现象？说历史没用，大家要看身边的例子。你说农业文明取代原始社会，铁器时代的国家取代青铜时代的国家，那历史久远不说，而且必须要许多代人的数据累积起来才能体现这种转变。根本不足以证实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存在。真正可靠的证据，能启发人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证据，必须是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里，看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明显改造，才能信服地让人类接受唯物主义历史观。

这样的事情，在19世纪之前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因为农业社会的经济节奏非常缓慢，哪怕是青铜器、铁器、指南针这种超级发明，扩散到整个国家也需要上百年，扩散到整个世界需要上千年。所以，一般来说，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变化，起码也得几百年完成。你说好的制度能改变经济，还有人信，说上层建筑是随着经济基础而变化的，谁信啊？

工业革命给整个世界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试验场。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在几十年之内发生了巨变。马克思前后的几代欧洲人，只要不是太闭塞，都能在一生中目睹工业经济的扩展，看到经济基础从人的肌肉变成蒸汽机，看到西欧的工业经济如何摧毁旧的统治集团，到处引发战争和动荡。看到最神圣的国王和教会被新时代的革命打垮，天也没塌下来。

很多国家革命后，执政的不再是旧的贵族和国王，也不是新的贵族和国王，而是资产阶级的联盟。这是最典型的例子，不由得你不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再加上欧洲人在全世界殖民，把各个国家的历史书和现实都展示给欧洲人看，历史学家第一次拥有最鲜活的一手资料，证明技术进步和经济基础可以改变上层建筑。原本只有少数人接受的唯物主义思想终于上升为主流思想之一。

普通欧洲人逐渐开始相信唯物主义，相信社会制度和人都是可以被经济塑造的。他们就在局部开始落实唯物主义思想。比如说我们历史书上经常提到的空想共产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他是1771年生的，比马克思恩格斯早半个世纪。欧文是个有空想共产主义倾向的大资本家，但他既不是把家产都拿出来搞慈善，也不是雇一群刺客去刺杀其他资本家和贵族，甚至也不是简单地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工人福利。他改造社会的方式是建立新的模范工厂，到美洲去买下大片的土地，搞自己的共产主义小社区，为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提供经济基础。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欧文的举动很可笑，也几乎可以断定他会失败。但是从18乃至19世纪初期的视角来看，他的举动非常牛了。因为他懂得用经济基础来决定上层建筑，哪怕只在局部改造，这也是飞跃式的进步。你可以把欧文这个法国大革命同时代的人看做一个过渡，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的过渡。在他之前的大多数共产主义者都是真正的空想共产主义，到他已经懂得在局部改造经济基础了。1817年，欧文46岁，正式提出合作社制度。那一年工业革命接近完成，第一艘蒸汽军舰刚刚下水，史蒂芬孙已经在试验第一台蒸汽机车，工业力量马上就要出去摧毁整个旧世界。紧接着第二年就是1818年，马克思出生。

1818年是个什么年头呢？马克思正好出生在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结束的时间，他可以从父辈那里听到两个革命的过程，在青年时代正好看到工业经济怎么摧毁旧的生产关系。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历史试验场。马克思拥有此前所有人都不具备的历史视角。

如果用物理学比喻，马克思恩格斯就是第一代拥有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必然会命名最基本的物理定律。我们通过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年代，可以发现，他们的出现是有必然性的。就像华莱士和达尔文几乎同时发现进化论一样，唯物主义历史规律不在马克思手里得到总结，也会被同时代的其他人总结。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和配套的革命思想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而是历史的成果。

那么，差了一代人，马克思的思想比欧文进步到哪里呢？

首先马克思定义了共产主义的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彻底抛弃了此前用传统道德做的定义。新社会会有自己的道德，会有自己的价值观。但这个价值观不是用来剥削人，约束人的，是用来提供人的自由度的。每个人的幸福，只有自己有权定义，在不妨碍别人的情况下，让每个人都拥有追求幸福的自由，这就是最理想的社会。

其次马克思是全局视野。马克思认为，自古以来所有的上层建筑，全世界所有的上层建筑都是经济基础制造的，都相互影响。在工业时代，社会大生产的时代尤其如此。指望靠一个企业一个地区搞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马克思设计的是一个国家一个世界的未来。

第三，马克思正确的理解了从农业社会继承的起义传统，认为被统治阶级最有动力去破坏旧制度，统治阶级整体上则必然捍卫阶级利益。所以，不能指望很多欧文这样的资本家发善心，而是要指望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打破旧制度。

第四，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打破旧制度之后，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兼顾自由和强大的制度。自由主要靠公有制来保障。但如果公有制不能同时促进生产力，让共产主义越来越强大，那也会变成历史上的乌托邦。现在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马克思用政治经济学发现了公有制的优势所在。发现了公有制压倒资本主义的可行性。

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取代其他制度，成为最新，最主流的剥削制度。马克思一方面指出这东西是先进的，也观察到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马克思用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指出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资本主义要么用奢侈消费来稳定经济，同时降低发展速度；要么搞清教资本主义提高速度，但增加不稳定性。总之稳定和发展不可兼顾。

当然，最关键的点在于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和政治经济学的结合。经济危机既然不可避免，这意味着经济减速。减速就是潜在的生产力被浪费。

马克思准确的给这个现象下了定义——这就是资本主义不能容纳自己创造的工业经济了。谁能容纳，谁就有未来。然后马克思论证，公有制经济能避免经济危机，所以公有制更能容纳这个工业经济。无论是和平竞争还是比武力，都有这个重大的优势。所以我们有可能建立这个新制度。

参见：

前面说了，其实马克思提出这套理论并不是偶然的。唯物主义思想发展了这么久，碰到工业革命这种大事儿，必然会有人提出系统化的理论。马克思这辈子到处和人论战，其实和他论战的很多人，是赞同马克思大多数观点的。马克思只是为了剩下那点不一致才去抓住别人论战。就算马克思在论战中被气死，我们今天也会拥有一套差不太多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总之，重要的不是马克思这个人，而是工业革命后必然出现的唯物主义思潮。有了唯物主义这个武器，造反者就能知道不能一味的破坏，要建设，就能模模糊糊知道怎么建设一个新体制。造反就这样一下子升级为革命了。而且每次造反都比前一次多掌握一点唯物主义知识，在创建新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把共产主义革命的力度画一个坐标轴。那么法国大革命之前就是0-0-0-0-0-0……每个0代表依次造反，到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大写的0。但法国大革命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唯物主义一起来的，之后的造反一方面连绵不断（上一个结论），一方面不断升级，懂得建设，不会轻易地被旧制度反扑，0-0-0-0-0-0 1 2 3 4。有了这个进步，法国大革命这个0就和之前的0不一样了，是现代社会的开创者。

本节要点：解释了双元革命开创现代社会的原因。在历史中找到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位置。归根结底，根子在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只是附属品。

当然，尽管我们说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由马克思来整理这个体系则是历史的偶然。但客观事实就是马克思在同时代的所有学者中，在唯物主义这条路上走的最远，最愿意把唯物主义成果用于支持同时代的革命。所以，马克思主义成了19世纪唯物主义工具的代名词，乃至成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代名词。对这一点，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唯物主义思想不是马克思的专利。作为一个19世纪的学者，马克思观察到的事实，马克思的具体观点，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具体解释都只属于他自己，必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果把这些带着历史局限性的具体观点当成绝对真理，不许讨论，那必然会导致严重后果。

好在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不怕历史局限性的，因为我们有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强大的工具。这个工具一旦出现，就不能只批判别人，不批判我们共产主义者自己。马克思自己也肯定知道这个规矩。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后革命时代，就像我开头说的那样，所有自称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国家级运动都失败了，我们尤其有必要用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看看马克思，看看马克思代表的共运历史。

大家都读过共产党宣言吧，我从里面摘出两段话给大家读一下。

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这是1848年，30岁的马克思观察到的社会发展趋势。恩格斯在1844年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

一方面社会结构日趋简化，另一方面中间等级想对抗这个过程。马克思认为这个发展趋势就是社会进步，进步的源头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等到无产阶级起来接管这个世界，革命就胜利了。

事实如何呢？

我们知道马克思真正见过的革命就一次，1870年的巴黎公社。马克思亲手组织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就一个，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也就是第一国际。这两个政治组织都在1848年之后很久出现。我们可以看看它们的成员结构，先看第一国际的：

第一国际的法国支部领导了巴黎公社起义，所以巴黎公社骨干的构成和第一国际很像：

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马克思说的是对的。中间阶层和技术阶层也反抗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怎么看这个中间阶层也不像越来越消亡的样子。反而在革命组织中充当骨干力量。而且就算是纯粹的工人，新时代的工人，不同工种的革命性也不一样。最骨干的工种一般是那些受教育水平最高的。比如说印刷工人历来是法国革命的骨干，因为他们干印刷，必须识字，必须能读报纸。

我又仔细读过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里面发现了两种工人：

在无产阶级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学校或阅览室里经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讲演会，而且听众往往很多。我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

很显然，前一种工人正是这一批中间阶层工人：寄托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建设新社会的希望，后一种工人是工人的主体寄托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反抗旧社会的希望。但两者都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期盼中的工人，只有他们在身份上结合起来，才能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理想中的无产阶级。一方面能建设新社会，一方面有打破旧社会的意愿，革命才会成功。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坚持说阶级格局越来越简单，社会日益分化成两大阶级。这批优秀的工人没法上去当资产阶级，自然只能留在工人阶级里，带领同志们搞革命。可以说，社会结构越来越简单，简单到只有资本家和工人，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年轻时看到的现实，也是他们希望一直持续下去的趋势。

但是呢，我们看上面的资料。这个趋势很快就中止了。实际上直到第一国际成立，骨干还是马克思预言要消亡的那个中间阶层，那些从农业文明时代就出现的工匠。马克思因此修改自己的观点和预言了吗？

没有。

我们知道，到了20世纪，随着工业进一步发展，这个中间阶层已经相当显著了，上层会被接纳到统治集团，下层至少也可以稳定的当中产阶级。一旦他们不再有被工业消灭的危险，他们就不愿意再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当然，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们本来也不是同志。

就算再遇到社会危机，他们也愿意团结到大资本身边当法西斯的基层干部，来镇压剩下的工人革命。苏联中国成立之后，又是技术官僚和干部集团最终葬送了革命。但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逻辑，这些人本来都应该是革命的骨干力量。可见他们的这个具体预测其实是有问题的。尤其低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的阶级分化。德国革命最终没有成功，苏联和中国的革命因此垮掉。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阶级斗争是胜利的唯一要素。只要斗到底，其他的问题都是小事儿。

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人民对可恨的人物或对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的举动，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

总之，工人应该用一切方法尽可能抑制那种随着每次巷战胜利而出现的新形势所引起的陶醉于胜利的情绪，应该镇定清醒地认清形势，对新政府公开表示不信任。同时，工人应该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可以采用市镇领导机关即市镇委员会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以便同正式的新政府相抗衡，这样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并且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处于受全体工人群众拥护的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威胁之下。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再针对已被打倒的反动党派，而是必须针对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那个想要独自从共同的胜利中渔利的党。

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还必须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我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字里能找到的建设经验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十条：

说了这十条，马克思就说了下面的结果：

换句话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没规划过新社会怎么建设。就认为大家阶级斗争到底，忽然到一个阶段。阶级消灭了，一切都解决了。这就是胜利的必然性。

实际上呢？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工人绝不会从阶级斗争的惯性上停下来。之前是破坏一切，只要工人的利益。现在革命胜利了，难道你要削减利益吗？显然不可能。马克思这个概念，实际上把批判体制变成了批判统治阶级这个群体，把唯物主义历史观下的体制更替简化为消灭旧的统治阶级。给现有的社会集团带来好处——而不是在一个新体制下带来好处。结果就是，就算一个革命集团偶然上台，也只能不断地提高工人福利，直至把再投资所需的财富也分掉，否则就不能维持自己的执政。委内瑞拉和现在欧洲大多数左翼政府正是这样送掉了社会主义的未来。

参考：

但实际上，无产阶级政权绝不是不要资本，不投资。我们只是投资不受经济危机阻碍罢了。如果只强调工人们分利益，反而可能会让工人丧失制度变革的热情，反过来反对革命，80年代的国企工人就是个典型的案例。事实证明，就算有马克思论证的必然性担保，革命还是会屡屡因为短期利益而碰壁。

靠必然性还有一个问题——效率高就是最好吗？马克思论证无产阶级先进性的时候，在哲学上论证，既然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道德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那么先进的阶级和先进的经济基础一定能带来先进的上层建筑。换句话说，发达的一定是最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进步快，在竞争中能胜利，就是最好的人类制度。

这个论断隐含了一句潜台词——不择手段。即没有什么比竞争胜利更重要的。这个思路被绝对落实后，实际上否认了在经济发展之外的价值。在这个价值观下，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为了发展，没有经济之外的绝对目标。为此可以牺牲很多价值观，牺牲许多社会需求。实际上，正如我们最初的论证。人本身在基因里是有隐含的社会要求的，比如平等。如果效率要求我们牺牲平等呢？如果要求我们牺牲无产阶级呢？共产主义者也一味照办吗？

分掉未来的投资、生产力决定论，这是马克思理论指导下的革命非常容易出现的两个趋势，是两个非常容易吞噬革命的惯性。所以列宁这个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果断改造了马克思理论，建议用一部分革命者的觉悟来刹住这些惯性，保证革命在一定时期内左右逢源，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快更好（符合普世价值）。这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

当然，我们知道，先锋队制度也是有很大问题的。比如说先锋队不固化，很难取代旧的官僚体系，固化后就容易产生自身利益，产生无法控制的腐败。比如说先锋队官僚化之后，各个产业部门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按照自己的利益制定生产指标，不愿推动全社会的产业升级。与之相比，发展到金融资本时代的资本主义倒是能借助资本这个工具，不断地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重新分配资源，给产业升级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最要命的是，官僚化的先锋队会本能地避免一切风险，因为在官僚晋升中，不犯错比表现优秀要重要的多，结果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越来越保守，到最后要借助传统社会的文化工具来拯救自己。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把孔子请回来的时候，也就药丸了。

还有，在马克思的理论里面。工人阶级政权最大的依仗就是消灭经济危机，拥有更高的生产率。但如果资本家也能消除经济危机怎么办？边缘地区革命的后进地区靠什么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如果资本主义学会了印钞？学会了国家调控呢？如果资本主义学会了用信用货币制来缓和经济危机怎么办？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1972年之后的美国就是推行了全球信用货币制，在冷战的后半场对苏联施加了空前的压力。

最后，如果资本主义全盘接受了马克思提出的改良建议了呢？我们回顾一下共产党宣言提出的10条方案：

这些方案是不是大多已经被资本主义接受了？是不是革命尚未成功？如果我们严格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路去做，接下来是不是不革命了？不再寻求社会制度的主动进步？

这些问题，马克思有的说错了，有的没提到。但这不是马克思的错。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有历史局限性，就指责马克思主义。错在后人思想固化，动辄用修正主义这个词指责别人，用“既定方针”和“已定方针”的争辩来夺取“正统性”，咱们不能让马克思负这个责任。

但是，所有的共产主义革命不是失败就是褪色，本身就说明19世纪的理论不能完全指导现实，我们应该拿出唯物主义这个工具，不仅批判资本主义世界，也批判整个共运史，批判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自身，然后才能突破思想枷锁，探讨适合今天的共产主义理论。

所以，我今天要谈人类简史。为的是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中的位置，以及我们今天这个后革命时代在历史中的位置。有了这个位置，我们才能考虑下一步要干什么。

五 总结

到此，社会发展简史就算讲完了。我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总结之总结——作为一种有抽象思维，有精神生活的动物。我们会因为梦想没有实现而痛苦，因为不自由而反抗。这是我们作为人的基本属性。原始社会我们愚昧，所以没有这些问题。到了文明社会，我们一方面逐渐开化，但同时也被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同时束缚在社会结构里，没有机会落实自己的梦想，没有机会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这是文明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矛盾，也是共产主义最基础的动力。我们搞共产主义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当然，不自由，不能实现梦想，这本来是一个精神问题。但是，精神问题未必是通过纯精神的讨论来解决。几千年来，从唯心主义的角度看，人类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精神问题。直到200年前，工业革命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地位，我们才知道，精神问题是要通过改造物质世界来解决的。从此出现了科学共产主义，是我们唯一可以用来拯救自己的东西。我个人并不会在字面意思上相信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但因为精神生活必须寄生于物质世界，我绝对相信唯物主义是我们人类的必需品，是我们实现自由的方式。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借助唯物主义去搞共产主义。

不过，工具再强大也只是工具。唯物主义是我们所有工具里最高的东西。但也不能忘了它作为工具的地位。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进步而进步。我们进步的目标是全人类的自由和梦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并不反对被别人扣一顶唯心主义的帽子。

当然，我今天讲这些，不是为了纠结唯物或者唯心主义这些属性，我只是想从文明史的角度给共产主义和今天的历史阶段做定位。在座各位肯定会经常使用共产主义、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些词，但如果不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去理解，实际上我们没法给这些词下确切的定义。我看到很多自称共产主义者的人不研究人类史，也不敢讨论共运史，就是抱着朴素的阶级情感，带着一种神秘感去使用这些名词。但神秘感或许能安慰自己，却吓唬不住别人，尤其没法让没有历史包袱的年轻人信服。这在宣传上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我今天尝试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人类史，破除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神秘感，然后我们才能真正使用这些工具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才能解答“00后”的问题。希望能对大家有点用处。

任冲昊2016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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